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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朝农作物种植构造的变化对府兵制形成的影响李文涛 -02-01 09:37:47来源：南都学坛（南阳师范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期 内容提纲：北魏时期，由于军事需要，各地建立了乡兵组织。但到了北齐、北周时期，乡兵组织逐渐分化，北周在乡兵基本上建立了府兵制，北齐乡兵没有转化为政府军队。导致这种状况的因素是北方种植构造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自汉武帝时期开始在黄河流域扩大的冬小麦种植到了北朝时在某些地区逐渐萎缩，粟豆又成为该地区的主粮之一。种植构造的变化，使农民的闲暇时间也有一定的变化，也使建立在此基本之上的某些制度发生了变化，府兵制在关中地区兴起就是其中的反映。在北朝时期，由于气候发生变化、战乱及关中
2、地区降水量减少，冬小麦种植面积减少，农民闲暇时间增多，亦兵亦农的府兵制逐渐形成。而在关东地区，由于还普遍存在小麦的种植，这一地区的兵制没有发生变化。府兵制的浮现，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关 键 词：北朝 府兵制 种植构造 冬小麦 乡兵作者简介：李文涛，运城学院政法系。法国史学家布罗代尔觉得以小麦、稻米、玉米为基本的欧洲、中国和南美的社会构造是不同的。种植玉米的南美社会，玉米耐旱，产量高，收成稳定，并且不需要太多的田间管理，因此南美土著居民一年仅仅需要工作50天。这样，她们有大量闲暇时间来修筑巨大的公共工程，如果没有玉米，玛雅式或阿兹台克式的巨大金字塔的奇观是不也许产生的。而欧洲则是典型的小
3、麦社会，从而产生了复杂的分立的乡村生活和易变的市场经济。中国的稻田制则带来众多的人口和严格的社会纪律，其稳定但严酷的权威表目前大规模的灌溉工程上1(P122-192)。布罗代尔有关中国的论述不尽符合实际状况，但她有关不同农作物的种植状况对一种地区的经济构造和政治的影响却能给我们极大的启发。从西汉到北朝时期，黄河流域中下游重要粮食作物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从汉武帝时期到东汉，冬小麦的种植面积逐渐扩大；三国至北朝时期，冬小麦种植面积逐渐萎缩，春小麦种植面积逐渐扩大，而粟豆又在食物构造之中占据比较重要的地位。北朝农作物种植构造的调节，引起了北方农民平常生活行为的变化，进而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同步，对
4、其她与农业有关的某些社会构造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然而，目前史学界对北朝时期农业种植构造的变化及其影响注重不够，本文试以府兵制为研究视野，去讨论这一时期农业种植构造的变化对北齐、北周兵制的影响，以求教于方家。一、府兵制与均田制关系的辨析北魏分裂后，东魏实力明显强于西魏，北齐书幼主纪中记载了魏征谈及北齐灭亡：总而论之曰：神武以雄杰之姿，始基霸业；文襄以英明之略，伐叛柔远。于时丧君有君，师出以律。河阴之役，摧宇文如反掌；涡阳之战，扫侯景如拉枯。故能气摄西邻，威加南服，王室是赖，东夏宅心。文宣因累世之资，膺乐推之会，地居当璧，遂迁魏鼎。怀谲诡非常之才，运屈奇不测之智，网罗俊乂；明察临下，文武名臣，尽其
5、力用观夫有齐全盛，控带遐阻，西苞汾、晋，南极江、淮，东尽海隅，北渐沙漠，六国之地，我获其五，九州之境，彼分其四。料甲兵之众寡，校帑藏之虚实，折冲千里之将，帷幄六奇之士，比二方之优劣，无级别以寄言。这段话是符合历史史实的，然而，北齐末年，北周兵临城下时，北齐京畿兵不能抵御，地方军队又不易集中，成果纷纷投降，十分狼狈，十分混乱。就是在平时，兵力分散状况也是极其明显的。这种分散性的状况与北周府兵制的体现完全相反。为什么北齐不能建立类似北周的新的兵制呢？谷霁光先生觉得有三个因素：一是由于腐败，均田制徒具其文；二是北齐原有的军队比较强；三是北齐军队以鲜卑为主，汉族武装难以与之抗衡。因此保持本来兵制因素较
6、多2(P256-258)。实际谷霁光先生的观点还是值得商榷的，腐败现象在北齐的建立之初就比较普遍，史书记载：“（杜）弼以文武在位，罕有廉洁，言之于高祖。”而高欢对她说：“我若急作法网，不相饶借，恐督将尽投黑獭，士子悉奔萧衍，则人物流散，何觉得国？尔宜少待，吾不忘之。”此后，杜弼再提起要高欢治理贪官污吏，高欢对她说：“诸勋人身触锋刃，百死毕生，纵其贪鄙，所取处大，不可同之循常例也。”3(卷二四杜弼传)可见北齐腐败的问题很严重，而在清河年间又重申均田制，可知均田制自身不是徒具空文。此外，北齐军队与否强大，不能成为不建立新兵制的理由，由于北齐除了要与北周竞争外，还受到南方政权的威胁，如果有较强战斗力
7、的武装，北齐是乐于将之纳入兵制系统中的。河阴之役后，宇文泰正规军受到重创，为了抵御高欢，宇文泰逐渐重用地方武装即乡兵，在此基本上建立了府兵制。府兵制始终持续到唐中叶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学界多觉得府兵制与均田制有很深关联24。但是，我们还要考虑，北齐其实也是实行了均田制的，但并没有实行府兵制。因此，要探讨府兵制产生的因素，还要另辟蹊径。北朝时期，北方农作物种植构造发生了大的变化：冬小麦种植面积缩小，春小麦种植面积扩大。这对农民的平常生活和生活方式有着深远影响，最直接的影响是这一时期农民的农业劳动时间发生了变化。而农业劳动时间的变化，对兵制特别是亦兵亦农的兵制有一定的影响。亦兵亦农的兵制需要农民有
8、一定的空闲时间进行军事操练，提高战斗力。因此如果农民没有多余的空闲时间，这种兵制将失去其存在的基本。因此，研究这种府兵制，除了要考虑均田制之外，还要考虑到这种府兵制自身的某些特点，就是需要农民有比较多的空闲时间从事军事训练，否则，虽然实行了均田制，农民没有空闲的时间从事军事训练，也不也许实行府兵制。因此，研究隋唐的府兵制，不得不考虑当时农民的空闲时间。而隋唐的府兵制与北朝时期浮现的乡兵有紧密的联系，因此研究隋唐时期的府兵制要考虑北朝的乡兵。二、乡兵势力的地区分布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论稿写道：“有唐一代三百年间其统治阶级之变迁升降，即是宇文氏关中本位政策所纠合集团之兴衰及其分化。盖宇文泰当天融
9、合关陇胡汉民族之武力才智者，以创霸业，而隋唐继其遗产，又扩大之。”5(P13)而关陇的物质本位政策是府兵和乡兵。府兵制度是在鲜卑族的部落旧制基本上发展起来，初期的府兵是以鲜卑族为主体的职业兵。到了西魏时期，将乡兵纳入到了职业府兵的体系之中。史书记载西魏大统十六年“泰始籍民之才力者为府兵，身租庸调，一切蠲之，以农隙讲阅战陈，马畜粮备，六家供之；合为百府，每府一郎将主之，分属二十四军”6(卷一六三梁纪十九)。在这次籍民为兵的过程之中，多种各样的汉族武装组织如部曲、乡兵、乡义等均被吸取到府兵系统中来。既然府兵制度是在鲜卑族的部落旧制基本上发展起来的，问题在于东魏高欢所带领的军队也是鲜卑族，为什么高欢
10、的军队没有吸取地方势力呢？是东魏乡兵组织弱小还是有其她因素？要理解这个问题，我们一方面要分析乡兵势力的分布状况。乡兵是魏晋时期的汉族地方武装组织。魏晋时期，随着北方少数民族内迁以及“五胡乱华”，北方汉族纷纷建立多种形式的坞堡来保护自己，坞堡除了生产之外，尚有自己的武装组织。在北魏统一黄河流域之后，对黄河流域的这些地方豪强进行了打击。但是，这种村坞中的武装组织始终都以多种各样的形式存在。例如，“连山，性严暴，挝挞僮仆，酷过人理。父子一时为奴所害，断首投马槽下，乘马北逝。其第二子思明，骁勇善骑射，披发率村义，驰骑追之，及于河”7(卷五六连山传)。这里所谓的“村义”应当是村中的武装组织。到了北魏末年
11、，由于六镇叛乱，多种地方组织又纷纷浮现，其中，以保卫家园为目的的“乡兵”又出目前历史舞台。史书记载的重要乡兵组织和它们的分布地点如下：关右的薛谨长子初古拔；齐州的房法寿；汾阴的裴骏；兖州的刘芳；北地人毛鸿宾；中山毋极人甄琛；渤海蓨人高昂；武功人苏绰；定州人魏兰根；河东解县人柳敏；京兆蓝田人王悦；河内温人司马裔；太原阳曲人郭彦；京兆杜陵人韦瑱；任城人魏玄；上洛丰阳人泉企。根据上述例证，我们发现，在北魏末年，乡兵之类的组织在北魏境内广泛存在，但是到了东、西魏时期，在西魏境内浮现的乡兵武装就比较多，而东魏相对较少。这里面有一种重要的因素就是东、西魏分裂时，高欢带走了大部分的鲜卑武装，而宇文泰只有很少
12、的鲜卑武装。为了对付高欢，宇文泰不得不借助汉族地主武装即乡兵，此后在与高欢的作战之中基本上立于不败之地。但问题是，高欢之后，北齐的力量逐渐不如北周，至少在和北周的交战中不占据优势。为什么北齐没有把乡兵纳入到国家军队体系之中呢8(P282)？由于东魏、北齐的重要统治者也是北族军士，而关东社会亦拥有众多的士族和地方豪强，也建立了坞堡等单位，为什么没有发展形成府兵制度呢？毛汉光先生觉得除了兵源的众寡因素以外，关东的社会状况与关中貌似而实不同。关中地区至西魏时汉人虽居人口多数，但亦不会超过太多。而东魏地区，居民构造中汉人显然占据绝大多数，而居于上层统治阶层的却是人口中占少数的北族，这种人口数量上的悬殊
13、成了高氏之心结，而终东魏北齐之时，胡、汉间紧张关系困扰着统治者，在这个汉人居绝对多数的社会中，自魏晋以迤北魏，数百年间已发展成熟为阶层性的士族社会。但是，笔者个人觉得，毛汉光先生讲的是外部因素，乡兵能否被吸纳成为国家军队，这需要从乡兵自身特点来分析。在东、西魏乃至后来的北齐、北周对峙，甚至同步还要兼顾对付南方的梁、陈王朝，这都需要维持大量的军队。高欢军队多数是鲜卑族，虽然东魏地区汉族占据绝大多数，如果汉族武装组织可以运用，高欢是不会回绝的。因此要分析东、西魏兵制的区别，还是要回到乡兵的自身，即看乡兵自身的战斗力，如果乡兵战斗力强，朝廷自然会把乡兵纳入到国家的兵制系统之中；如果乡兵战斗力不强，则
14、自然而然要在一定期间之内限制其发展，重要因素是避免地方哗变，不服从中央，毕竟乡兵还是有一定战斗力。而乡兵战斗力的强弱与其训练有关，乡兵的训练又规定农民有一定的空闲时间。三、乡兵转化为府兵的因素及其影响乡兵重要是汉族豪右组织的地方武装力量，既然冠以乡兵之名，阐明她们是一种村或者几种村的武装组织，平时用于保护村内的安全，在必要时也可以组织投入战场。但是汉族农耕的特点决定了汉族武装的构成形式。汉族武装与游牧民族武装有很大不同。游牧民族以匈奴为例，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人“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因
15、此北方少数民族在军队的招募上没有什么限制，特别是在军队的训练上，基本上是不用训练的，只要强调纪律即可。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冒顿：“习勒其骑射，令曰：鸣镝所射而不悉射者，斩之。行猎鸟兽，有不射鸣镝所射者，辄斩之。已而冒顿以鸣镝自射其善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顿立斩不射善马者。居顷之，复以鸣镝自射其爱妻，左右或颇恐，不敢射，冒顿又复斩之。居顷之，冒顿出猎，以鸣镝射单于善马，左右皆射之。于是冒顿知其左右皆可用。”我们可以看到，冒顿的军队是没有什么训练的，只是在强调纪律，由于少数民族从小就有武装训练。因此游牧民族组织军队非常快捷，并且有很强的战斗力。但是，汉族武装却不同样，汉族在农耕的过程之中，基本上是没有
16、武装训练的，因此汉族武装在形成过程之中，必须要有一定的时间来专门训练士兵，否则就是一群乌合之众，很容易被打败。这些例子在农民起义的过程之中最容易浮现，魏书孝庄纪记载：“幽州平北府主簿河间邢杲，率河北流民十余万户反于青州之北海。”但是不久就被弹压下去。在北朝时期，虽然有多种各样的乡兵存在，但是其战斗力看起来并不强大，乡兵看待一般的劫匪或许有些用，但是对付规模稍微大一点的武装组织，其弱点就暴露无遗。北魏末年，“时葛荣将向京师，众号百万。相州刺史李神轨闭门自守。贼锋已过汲郡，所在村坞悉被残略”7(卷七四尔朱荣传)。葛荣的武装力量强大，村坞之中的武装力量局限性以与之对抗，也并不奇怪。但是，“时有贼魁元伯生，率数百骑，西自崤、潼，东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