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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鲁迅故乡情感之历时考察何巧云对故乡的怀恋是人类永恒的精神现象,鲁迅对故乡是一种怎样的情感?在郁达夫看来,“鲁迅不但对于杭州,并没有好感,就是对他出身地的绍兴,也似乎并没有什么依依不舍的怀恋。”而在冯雪峰的眼中:“他谈到绍兴,每次都使我发生一个相同的感觉,就是他的故乡绍兴,似乎常常在引起他的一种很可回味的回忆”。对此,现代学者论述颇多。日本学者尾崎文昭认为:“鲁迅对故乡异乎寻常的执着,这已是广为人知的了。”“要是换一种说法,不妨将它说成是nostalgia。它在汉语中可译作怀乡病、乡愁、怀旧等”。孙郁认为:“先生不是有故乡癖的人”“即便是对自己的故乡绍兴,也很少歌颂的篇什。”这是和周作人相互比较
2、的。王嘉良认为:“鲁迅似乎天生就有一种对故地热土的钟爱与怀恋,这种难以言状的情感已深深地融化在其创作中。”刘思源认为:“他之所谓不爱,乃是爱得至深的一种曲折反映;他之所谓不爱,指的是贫穷落后、闭塞愚昧、充满着压迫和苦难的现实的绍兴,在他的精神深处却埋着另一个绍兴,那是他割舍不去、化解不开的故乡情结。”凌云岚认为在1913年-1917年、 1926年、1936年,其生命的三个低潮期,鲁迅的目光总是投向故乡的民间世界,这是有着重要的精神意义的。陈方竞阐释了鲁迅对浙东特殊的地理历史文化传统的体认和追寻建立在他与故乡文化的“血缘与地缘”关系之上,是在他主题意识参与下通过“复活认同”、“深化辨异”、“升
3、华消解”实现的。”吴辰认为,随着其国民性批判立场的逐步形成,鲁迅也经历了一个由浙东的鲁迅到鲁迅的浙东的变化。”爱或是不爱,怀乡或是反思,都很难以一元化的方式定义鲁迅的故乡情感。“鲁迅在个人生活上是抱着念旧的价值观的。但他很不愿让它上升到明确的意识层来。”但可以尝试通过时间维度的梳理,发现在其明确的意识之下,埋藏着对故乡最真实的情感。鲁迅对故乡的情感是复杂变化的,在人生的不同境遇期间对故乡的认识与感触皆不同,可以分为变化中的四个阶段。一、求学时期的“思乡”1898-1901年,鲁迅居于南京,处于“怀乡”时期。人在青年期对熟悉的故乡往往怀有一种逃离的冲动。1898年农历五月,鲁迅17岁,他投考南京
4、水师学堂,初次离家远行。是年,他作了戛剑生杂记记录旅途的日暮客愁。“行人于斜日将堕之时,暝色逼人。四顾满目,非故乡之人;细聆满耳,皆异乡之语。一念及家乡万里,老亲弱弟,必时时相语,谓可当至某处矣。此时直觉柔肠欲断,涕不可抑。故予有句云:日暮客愁集,烟深人语喧。皆所身历,非托诸空言也。”在“他乡”的事实存在与他对故乡的心理怀念碰撞,形成这种“日暮乡关何处去,烟波江上使人愁”的羁思情怀。1900年农历三月,鲁迅20岁,在南京陆师学堂附设的矿物铁路学堂读书,托同学带归其诗作别诸弟:“谋生无奈日奔驰,有弟偏教各别离。最是令人凄绝处,孤檠长夜雨来时。还家未久又离家,日暮新愁分外加。”1901年正月廿五日
5、,鲁迅与家人相聚后,又收拾行李,启行往宁,周作人夜用戛剑生原韵作七绝三首以送之并索和诗。农历二月,鲁迅作诗相和,并跋。“梦魂常向故乡驰,始信人间苦别离。夜半倚床忆诸弟,残灯如豆月明时。日暮舟停老圃家,棘篱绕屋树交加。怅然回忆家乡乐,抱瓮何时共养花? 春风容易送韶年,一掉烟波夜驶船。何事脊令偏傲我,时随帆顶过长天! 仲弟次予去春留别元韵三章,即以送别,并索和。予每把笔,辄黯然而止。越十余日,客窗偶暇,潦草成句,即邮寄之。嗟乎!登楼陨涕,英雄未必忘家;执手消魂,兄弟竟居异地!深秋明月,照游子而更明;寒夜怨笳,遇羁人而增怨。此情此景,盖未有不悄然以悲者矣。辛丑仲春夏剑生拟删草。”张向天在笺注中注:“
6、在在都成了思念的引线,亟写忆念之情的不可抑止。”这里更多的是一种对往昔的回忆、想象和留念,突出了对家人依恋的真挚情感,可以看出他已经是一位受传统文化影响较深的有素养的青年诗人,这时他的风格柔和。故乡存在于他明确的思想意识中,并以诗歌的形式,清晰无掩饰地表露着。1902-1909年,鲁迅求学于日本。虽然远离故乡,但是在周作人日记中多记载有“草日本信稿”,可见鲁迅与故乡的书信往来不断,往来寄还不少。这种血缘之情的不断沟通,是鲁迅在异乡为游子时的一种精神鼓舞。1902年6月鲁迅给周作人的信中,附近照三张,分赠家人以释远念。1902年11月,鲁迅与许寿裳等浙江籍留日学生101人在东京共同组成浙江同乡会
7、,决定出版浙江潮月刊。1903年1月,鲁迅与陶成章、许寿裳等29名绍兴籍留日学生召开绍兴同乡恳亲会,并联名发出绍兴同乡公函,劝导绍兴人出国留学。其开篇即云:“同乡公鉴:远别数千里外,无时不悬故乡痕影于心目中。”1903年,浙江潮揭露刘鹗卖国投降的一场斗争中,鲁迅特作中国地质略论一文刊于浙江潮中,在结论部分,鲁迅更感思采矿权之旁落已经“复见于吾浙矣”,以“吾浙”视角推测未来有可能发生之情形。1903年11月,鲁迅参加“浙学会”。这种怀乡心情在日记中偶有投射,鲁迅在1904年 10月8日致蒋抑卮书信中记录:“仙台久雨,今已放晴,遥思吾乡,想亦久作秋气。”1905年夏天,鲁迅特去明朝遗臣绍兴乡人朱舜
8、水墓地凭吊。鲁迅在日本求学阶段与南京求学时的思乡之情感,是一脉延续的,但此时的思乡已不局限于地理位置上的绍兴和绍兴的老宅和家人。鲁迅此阶段在自题小像 一诗中,所写的“灵台无计逃神矢, 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 我以我血荐轩辕。”其中,故园词意为故乡,而此时的故乡是代表着“家”与“国”的故乡,是一种忧愤救国的迫切心愿。这超越了传统士大夫的桑梓乡思,是其成为现代知识分子的一种独立和担当精神之体现。二、居乡之中的“疏离”1909年8月鲁迅结束日本的留学生活,先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生理学和化学教员。1910年7月回到故乡绍兴,被聘为绍兴中学堂的教务主任,兼博物(生物)教员,兼任兼学。在授
9、课之余,他开始辑录唐以前小说佚文(后汇成故小说钩沉)及有关会稽的史地书(后汇成会稽郡故书杂集)。又手拟绍兴八县乡人著作,收集乡土文献。在辛亥革命之前,在故乡的鲁迅对故乡有着无法言及的失落,以“辫子事件”和“木瓜之役”为代表。“在这意义上,他是一种失意之人,沉在寂寞的心境里。而且那没辫子的事情,仍然变化着形形色色和他作着祟” 1910年8月15日他在致许寿裳信中所说:“仆不愿居越中也,留以年抄为度。”1911年1月2日鲁迅致信许寿裳:“仆归里以来,经二大涛,幸不颠陨,顾防守攻战,心力颇瘁。”辛亥革命后,鲁迅曾一度信心高涨,对故乡寄托了其自由与共和的最高理想。鲁迅接受以王金发为首的绍兴军政分府委任
10、,任浙江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其间,鲁迅望乡人发扬传统的实干精神,群策群力,建设家乡。怀着对于乡土深厚的感情,他为越铎日报创刊号撰写了出世辞,发出了为故乡自豪的心声:“于越故称无敌于天下,海岳精液,善生俊异,后先络绎,展其殊才”。其后又发表尔越人毋忘先民之训一文。此时的鲁迅对故乡的拳拳之心,殷切至深,真挚感人。1911年1月10日致张琴孙信中,他希望“造福地方,至非浅鲜,此仆等所深望于诸君子者也。”在这一阶段,可以深沉地感受到鲁迅当时具有高昂的使命感,服务乡梓与独立共和的目标相统一。但是,这种统一之中,亦有着不和谐。1911年7月31日在致许寿裳信中,鲁迅作此反观:“闭居越中,与新颢气久不相接
11、,未二载遽成村人,不足自悲悼耶。” 到1912年3月7日,鲁迅向许寿裳再次表明:“越中棘地不可居,倘得北行,意当较善乎?”离开似乎已经箭在弦上。1912年4月底,鲁迅与许寿裳一同从绍兴出发,辗转至北京。回到故乡的鲁迅为何如此急待离开故乡呢?从个人的生存环境来看,闭塞的地理位置和狭隘与传统的文化氛围,让鲁迅不适,其亟待于新潮流的激荡和思想精神的共鸣,这是当时绍兴所不能提供的。从个人的身份认同来看,因为新的文化身份的转变,否定/丧失了与家乡相关联的旧的文化身份,也因此造成自己的无处归属。“他们身处家乡,却怀有近似乡愁的忧郁,他们以往对家乡的心理认同崩溃了。他们缺失来自现有家乡的慰藉。此外,对于给他
12、们造成悲痛的事态,他们既没有发言权也无法施加影响,由此产生极大的疏离感。乡痛即被创造出来用于描述这一失去寄托并极度忧伤的特殊精神忧郁症”。思乡与乡痛并不相同,思乡是一种欲图归乡,而乡痛的过程刚好相反,欲图离开。“鲁迅之不能久于其位,甚至不能见容于他的故乡,乃是辛亥革命失败的影响下的必然结果。他所谓的在新生事件以后,又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呐喊自序),这应该就是其中之一。”在近代社会变迁的背景下,知识分子的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被打破。鲁迅对此时故乡的疏离,并不仅是其个人精神品格与故乡之间的不相兼容,而是具有时代之背景。具有独立思想的鲁迅走出了故乡的囿域,走向开阔的世界。三、离乡之后的
13、“归乡”故乡这个词常常与强烈的思想感情相联,主要是怀念和渴望。当一个人离开故乡越远,往往故乡在心中的感受就更加清晰与凸显。鲁迅到达北京后的第一件事是和故乡密切相连的。1912年5月5日,鲁迅在日记中记录:“夜至山会邑馆访许铭伯先生,得越中先贤祠墓一册。”这是鲁迅来京第一晚的活动记录。1912年5月13日日记载:“十三日午阅报载绍兴于十日兵乱,十一犹未平。不测诚妄,愁绝,欲发电询之,终不果行。”“十四日晨以快信寄二弟,询越事诚妄。”绍兴兵乱,鲁迅因家人在绍,心急如焚。1912年9月25日,“二十五日阴历中秋也。下午钱稻孙来。收二十日民兴日报一分。晚铭伯、季市招饮,谈至十时返室,见圆月寒光胶然,如
14、故乡焉,未知吾家仍以月饼祀之不。”11月8日“又购一小白泥炉,炽炭少许置室中,时时看之,颇忘旅人之苦。”12月31日,“三十一日晚铭伯招饮,季市及俞毓吴在坐,肴质而旨,有乡味也,谈良久归。”1913年4月19日日记载:“上午钱允斌来,名聘真,旧杭州师范博物科学生。”1913年5月12日,商契衡来,并偕旧第五中校生三人。均为鲁迅在居乡时执教之学生。此时,鲁迅居京,依旧以“旅人”自居。他与绍兴关系密切,主要通过家人书信往来,同时收览家乡报纸,了解绍兴乡情,并积极与同乡人接触,保持乡谊关系。1913年6月17日,鲁迅日记记载“作归计,(中略)拟持归者也。”此次返籍前后共五十三天,8月7日返京。此次回
15、绍兴,鲁迅会见故人,并与故人同游成章女学校、兰亭、禹陵、第五中学校,出故书肆、以清旧款,往绍兴教育会。在踏向归途的7 月27 日的日记中有明确的记载。“下午乘舟向西兴。以孑身居孤舟中, 颇有寂寥之感”。1916年12月9日,鲁迅在写于许季裳的信中道:“季市君足下:别后于四日到上海,七日晨抵越中,途中尚平安。虽于所见事状,时不惬意,然兴会最佳者,乃在将到未到时也。故乡景物颇无异于四年前,臧否不知所云。” 1918年10月29日,鲁迅作绍兴镜跋(未发表)。故乡的空间,是相对于生活的地理空间,正因为是远离故乡的空间,所以对故乡有了更多的追忆与偏爱。在此阶段,鲁迅在1913年3月19日日记载:“又赵似
16、升长生册一部二册,二角,此书本无足观,以是越人所作,聊复存之。”1918年7月29日,在吕超墓出土吴郡郑蔓镜考中写道:“余以此竟出于故乡,铭文又不常见,长夏索居,辄加审释中华民国七年七月廿九日记。”鲁迅此时似私藏有对越人越地之偏爱。然而,任何故乡,都是为离去而设的,其内心的故乡离去感日益增强,鲁迅对故乡爱的意识更趋复杂。爱的另一面在其离开故乡之后并未消失,阴暗面却时时触及其内心柔软处。1912年7月19日鲁迅于日记中记录“十九日晨得二弟信,十二日绍兴发,云范爱农以十日水死。悲夫悲夫,君子无终,越之不幸也,于是何几仲辈为群大蠢。”7月22日,“夜作均言三章,哀范君也,其中有云:故里寒云恶,炎天凛夜长。独沈清冷水,能否海愁肠?”至1912年8月7日,见北京报载初五日电云,绍兴分府卫兵毁越铎报馆。这时的故乡,在鲁迅的潜意识里是否已经划下了深深的一笔黑色。四、断去故乡的脐带鲁迅于1919年做出了一个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