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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业科技与三农政策考试题目姓名： 成绩：一、 问答题（每题分，共30分）1、 简述解放以来我国三农政策变化的阶段性特点。我国现阶段的三农政策有哪些创新？2、 以美国或欧盟为例，简述西方发达国家农业政策的特点。对我国有何借鉴作用？ 3、 科技在解决我国三农问题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和作用？现阶段我国农业科技政策改革的特点？二、 论文题目（共分）在以下题目中任选一题作主题（论文题目自定），写一篇500010000字左右的论文，可以另外附打印稿。、 结合当地实际，谈谈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结合我国国情、省情谈谈农业现代化的模式与途径。、 促进我国农业科技创新能力与科技进步的政策。、 解决我国“三农
2、”问题的途径与政策。、 简述解放以来我国三农政策变化的阶段性特点。我国现阶段的三农政策有哪些创新？答：新中国建立时的农村，是贫穷、落后、保守、封闭的农村，在4.09亿的农村人口中，2.64亿人依然受着封建制度的剥削。农业的生产状况极为恶劣，连基本的简单生产都难以维持。因此，解放伊始我国的第一项农业国策就是实行土地改革，其次就是农业合作化运动，土地改革与农业合作化合理的土改与过急的合作化。土地改革分两步走：第一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根据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主义，革命的对象是地主阶级，革命的基本动力是农民的实际，实行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私有，变封建地主的土地私有制为个体农
3、民土地私有制；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第八次会议讨论和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新解放区的土改在政策上做出了一些新的规定第一，将消灭富农的政策改为保护富农政策。如何对待富农将关系到在农村能不能团结92%以上的群众的问题;而且富农的阶级地位与城市的民族工商业者相近，共产党如何对待富农将直接影响城市资产阶级对共产党的信任问题。早在1949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就指出，江南土改时，要慎重对待富农。1950年3月，毛泽东又明确致电邓子恢:“在今冬开始的南方几省及西北某些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中，不但不动资本主义富农，而且不动半封建富农，待到几年之后再去解决半封建富农问题。”第
4、二，缩小了没收地主财产的范围。由没收地主的一切归农民，只没收地主的“五大财产”，即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和房屋。第三，采取了团结中农的具体政策。团结中农是共产党的一贯政策，但往往执行起来就侵犯中农。为了有效地实行保护中农的政策，新土改办法规定，农民(当然包括中农)原耕地的土地不得用来调剂和分配。同时，对少量的土地出租实行保护。第四，少数民族地区和各爱国人士的土改慎重进行，有的可以暂缓进行，土改的范围明显缩小。第二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通过合作化道路把个体农民的土地私有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中共农业合作化是由毛泽东在1943年11月首倡的。1949年9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
5、同纲领中又作为新中国的基本政策提出来。1950年，参加互助合作的农户已占全国总农户的11%，除去尚未进行土改的部分，这一比重则更高。1951年4月，山西省委指出针对互助组涣散的情况，应该把互助组提高一步，并动摇私有制的基础。这一意见被华北局否定后，又多次遭到刘少奇的批评。刘少奇指出，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1953年和1954年，政府先后对粮棉油和上百种农副产品实行了征购和派购的政策。农民只能把农副产品卖给国家，没有卖给谁，卖什么价的选择。人民公社制度作为政社合一的体制，为在农村中实行严格的指令性计划提供了组织保证。政府具有对农业生产的全部指挥权，但又没有能力包下农民的
6、全部生活，只好容忍农民自留地的存在以确保农民的基本生活。农业合作化留给我们的教训:(1)以平均主义遏制并没出现的两极分化。(2)把对于农业合作化的分歧作为阶级斗争来看待。(3)以群众运动的方式处理经济变革。（4)以毛泽东的个人权威干扰党内的民主决策1956年初，与合作化的过急相伴随，农业生产中也出现了急躁倾向。此前，毛泽东主观预测，到1967年，中国的农业产量比新中国以前的最高年份可能高出一至两倍。人民日报在1956年的元旦社论中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要求。毛泽东建议制定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提出粮食、棉花等农产品的产量每年要增长8%或10%，到1967年粮食
7、产量突破5亿吨。（这一指标我国到19年才完成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首倡“大跃进”。 1958年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即“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会议认为，中国正在经历着“一天等于20年”的伟大时期。1958年8月下旬的北戴河政治局会议决定1958年的粮产量比1957年要增产60-90%。8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通栏标题的调查报告。在疯狂的“大跃进”的同时，又错误地搞了人民公社化运动。早在1955年，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的大社的优越性一文中就写到:“有些地方可以一乡为一个社，少数地方可以几乡为一个社
8、。由于当时以社为基本核算单位，这样来搞合作社显然规模太大了。1957年冬到1958年春，全国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这本来是好事，但在建设中打破了县、乡甚至省之间的土地和经济区划，开始了平调资产的恶风。中共中央对此却给予了高度的赞扬，认为“在打破社界、乡界、县界以至省界的大协作中，发挥了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1958年3月，经毛泽东提议，成都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合并为大社的意见。4月，全国各地农村出现了“小社并大社”的浪潮，到5月中旬，辽宁就将9272个合作社合并为1461个社，基本是一乡一社，平均每社2千户左右，最大的有1万8千户。各地合并后的大社分别称以“集体
9、农庄”、“共产主义公社”、“国营农社”、“社会主义大院”、“社会主义大家庭，“合作农场”等不同的名称。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河南走在了前列。年8月底，中共河南省委宣布，全省已基本实现了公社化。10月1日，人民日报宣布，全国已基本实现了农村人民公社化。人民公社实行“一平(贫富拉平)，二调(无偿调拨)，三收款(粮食征购和强收贷款)”，严重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我国农村和农业经济长期得不到发展 “大锅饭”、“公共食堂”、”共产主义社会“1958年10月，毛泽东到天津、河南、河北视察，发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一些问题。11月，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开始降温。在武昌会议上提出了人民公社仍然是集
10、体所有制。武昌会议还肯定了商品经济和按劳分配。1959年4月，对于已经开始出现的经济困难，上海会议出台了一些调整农村经济的政策:(1)畜禽可以私养;(2)农民可以有小块自留地;(3)农民房前屋后小块种植的不征购，不派购;4)恢复集市贸易。从1960年8月到1961年5月，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文件，提出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一系列措施:(1)新增农业生产第一线劳动力2913万人;(2)进口粮食580.97万吨，减征粮食1060万吨;(3)农业税降低1.6个百分点;(4)国家拿出25个亿用于退赔“平调”的农民财产;(5)通过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使全国农民增加了60亿元的收入;（6)支农投资增加 18
11、.4%所有的看似有力的调整，都没能根本解决农村和全国的经济困难，只不过缓和了这种困难而已 没有一个是触及人民公社制度的，即使是集体食堂这样（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都明确反对）的制度也没有明令取消由于农业政策调整的力度不够，1961年粮食大量减产。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主要是统一全党的思想，压缩基建规模和控制城镇人口。2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将人民公社的核算单位下放到最基层的生产队。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时，在广西和安徽都出现了包产到户的形式。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简称六十条)，规定生产队可划分固定的或临时的作业小组
12、，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有的责任到组，有的责任到人。中央农工部部长邓子恢指出，实行包工到作业组，零星小活可以包到个人，有些可以包产到户。他指出“责任制联系产量，只要不涉及所有制是可行的。” 农村和农业工作中各项政策的调整，到1962年开始发挥作用。1962年，农业总产值达到430亿元，比上年增长了6.2%，改变了农业生产连续三年下降的局面。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和农业机械化的水平均有较大程度提高。农民年人均收入达到百元，超过了1957年的水平。但这种恢复被文化大革命所阻断“文革”期间农业生产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第一，片面强调种植业，种植业中又片面强调粮食，结果造成农业生产结构不合理，生态平衡遭
13、破坏，农业经济效益下降。以粮为纲第二，片面强调农业生产的机械化、化学化，忽略了中国农村过剩的劳动力资源，结果造成农业生产成本逐年提高。1965年，农业纯收入占71.82%, 1976年占64.61%.从1974至1976年，全国人民公社集体总收入平均每年增加2-3%，而开支却增加了8-9%，农民所得每人每年减少了很多，每个农民劳动一天的收入一般为几毛钱，有1/3的农民从生产队分完口粮后，还欠生产队钱，等于农活白干。“农业学大寨”的号召是在1964年“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运动中提出来的。大寨大队处于山西省昔阳县的穷山区。从50年代起，大寨人在不借助科技手段的条件下，依靠人力
14、使粮食单产逐年增加。大寨经验本来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典型，但后来被“左倾”路线作为了搞空想社会主义、平均主义的试验田，并进而向全国推广，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农业学大寨”运动也以阶级斗争的形式出现。经过扭曲，大寨的根本经验变成了“大批促大干”，“大干促大变”，“七斗八斗不停步”，“斗一步，进十步，步步斗，进一路”。 第一，毁林造田、毁草造田、围湖造田、填海造田等，严重破坏了生态平衡，至今给子孙后代遗祸无穷。第二，只准农民搞集体粮食生产，不准农民搞多种经营，搞家庭副业，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第三，分配中人口占80%，劳动力仅占20%，而这20%还是平均主义的工分制。第四，把基本核算单位从生产小队提
15、高到生产大队，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平调”风，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第五，人为地造典型、树模范，造成了极坏的影响，败坏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文革”期间，农业生产几降几升，增长缓慢，但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还是有所改善。1976年，国家财政支农资金为110.49亿元，占全国财政支出的13.7%，而同期农业税占国家税收的比重却从5.3%下降为3.8%，表明了同期国家对农业支持的力度。引入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大大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1985年取消粮食统购派购，放活了农产品流通渠道发展多种经营结构调整发展乡镇企业- 搞活农村经济、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具有十分重大历史意义的一次会议该会议虽然没有肯定包产到户，没有否定农业学大寨，但是提出了25条恢复农业生产的措施，主要有:提高农、林、畜和水产品的收购价格，减少粮食征购指标和缩小农产品统派征购的范围，增加农业投资和农业信贷，确立社员家庭副业和自留地、集市贸易的合法地位。这些措施使中国农村从1979年后步入了一个全面改革的新时期。年后农村集市迅速恢复，到1982年基本复原。1980年后，城市的农贸市场也基本放开。城乡农贸市场的放开，为繁荣农村经济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在此期间，粮食单产增加，林牧副渔各业普遍增长，为集市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