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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央企兼并私企经典失败案例分析央企中冶的“烧钱闹剧”民营老板“金蝉脱壳”、商业银行“转嫁风险”冲击“世界500强”的梦想使得中冶集团在唐山“被导演”了一场始乱终弃、代价高达几十亿元的闹剧河北省唐山市东南约100公里的海港经济开发区，是一个常住人口1万余人的海边小城，沿着港盛街东行3公里，便是马路南侧中冶恒通冷轧技术有限公司那雄伟的暗红色大门。现在，厂内外不见一个工人的身影，占地近3000亩的厂区一片寂静。这间工厂已经停产大半年。而在2000公里外的湖北宜昌亭工业园区，占地近5000亩、年产能达1000万吨的三峡全通涂镀板股份有限公司内，却是宏声隆隆、酸气刺鼻，8000余名身着蓝色工服的“全通”人
2、行走在一眼望不到头的车间、厂区和亭街道上，脸上洋溢着憧憬和希望。他们之中的大多数都已经知道，“恒通垮了”。一名刚入厂3个月的大专毕业生赖乐(化名)告诉记者，他胸前红蓝相间的“龙托日”厂徽，被工友们戏谑为“蜗牛”。他不知道这个玩笑的原创者，并非全通人，因为这也曾经是中冶恒通的厂徽。河北人梁士臣，是这两间工厂的共同创始人，他对全通全体员工说，“全通与恒通血脉相连，文化相通。”梁创办了恒通，又把它卖给了央企中冶集团。今年7月，恒通因为令人难以置信的巨额亏损，和规模达数千人的大裁员，震惊全国。恒通的前员工在找工作时，同行业的面试官往往不相信他们的说辞：“4年亏46亿元，你以为我不懂行？你们公司做什么的
3、，烧钱的吗？”“突然而匆忙”的收购中冶收购前，恒通虽然债务负担沉重，但基本可以做到盈亏平衡，最多时也就亏1亿元。中冶收购初期，即便遭遇2008年金融危机，也只亏了4.87亿元“恒通像个野孩子，他的生父和继父对他都可谓始乱终弃。”一位已经离职的恒通中层对中国企业家感慨道。中冶恒通的前身为唐山恒远涂镀板有限公司，由梁士臣于1995年在唐山市丰南区创立。涂镀板主要应用于家电、灯具、电脑机箱、钢结构住宅和汽车行业等。前期的丰南厂拥有一条“五连轧”冷轧生产线和4条镀锌线，2002年之前，凭借先发优势，恒通的效益不错，“那时候厂子赚钱，我记得丰南厂出货时，包装都没有就被经销商提走了。”一名恒通老员工回忆说
4、。然而，“丰南厂”的产能受空间所限，梁士臣考察之后决定到唐山海港经济开发区另建新厂。2001年，规划产量500万吨的恒通海港厂破土动工，内部人士向本刊透露，海港工厂的启动资金来自于梁士臣个人投资和银行贷款，但“大部分是银行贷款”。当时恒通采用“建线贷款”模式，即贷款建起一条生产线后，再向银行抵押获得建下一条生产线的贷款。而在申请抵押贷款时，生产线的价值存在“高估”现象，一条生产线的实际建线成本可能只有5000万元，恒通却能从银行贷出5亿元抵押贷款。据介绍，同行业中武钢、宝钢等企业的镀锌生产线，建线成本也高达数亿元甚至十多亿元一条，恒通之所以建线成本大大低于此水平，一是省在框架、设备等尽量由自己
5、的恒通机械厂加工生产，其1号冷轧生产线是由恒通高级工程师曹全禹设计；二是其从国外进口的生产线乃价格极低廉的淘汰设备，“基本是1950年代前后出的古董”，有工人告诉本刊，他亲眼见到一台卷曲机上的部件是“Made in U.S.A 1938(年)”。占地2700亩的恒通海港厂建成后，恒通在海港有3条“五连轧”冷轧生产线和14条镀锌线，大大扩展了产能，但也背上了巨额银行债务。恒通内部人士估计，为建厂恒通共向银行贷款超过60亿元，其中镀锌线主要由民生银行(5.65,0.05,0.89%)提供贷款。海港生产线2003年投产之后，由于“摊子铺得太大”，贷款利息负担重，且行业已充分竞争，恒通的财务状况逐渐陷
6、入困境。至2006年，恒通资金链紧张，曾拖欠员工工资达半年之久，后来连本付息还清。有未经证实的说法称，2006年恒通曾向海港开发区管委会申报破产，但由于对人口仅1万余人的海港GDP和就业冲击太大，而没有获批。但自此梁士臣急于出让恒通股权，则是不争的事实。据说当时有多家企业前来考察，其中包括后来在2010年一度托管恒通的港中旅集团。知情人士透露，最终由中冶集团接盘恒通，背后主要的牵头者和推动力来自恒通的主要债权人民生银行。当时民生银行与中冶集团之间有紧密合作关系，2005年底两家签署基本合作银行协议，民生银行不仅为中冶集团提供30亿元的授信额度，同时还愿意为中冶提供全面的金融支持和服务。据中冶内
7、部人士事后对媒体解释，当时中冶收购唐山恒通的两个主要意图，一是借助工程建设向生产转型，二是为集团整体上市扩大资产总额。此外一个重要背景是，时任中冶集团董事长杨长恒一心想在2010年之前把中冶集团做大规模，进入“世界500强”。有报道称，中冶原计划只收购恒通旗下机械业务51%的股权，后经梁士臣游说，扩大至整个恒通，并计划将其打包上市。原恒通办公室员工谭龙(化名)的印象中，中冶集团收购恒通的过程是“突然而匆忙”的。他说这一过程前后历时仅一个多月，期间恒通内部紧急盘点资产，“改票据改了一周，比方说把100吨的票改成140吨以夸大产量。”为迎接2007年“5.18”厂庆之时中冶集团领导的视察，恒通全厂
8、人还提前一个月反复排练走方阵等汇演节目。恒通各部门“乱成一团”的资产盘点、评估还没完成，2007年6月5日，中冶宣布出资10.72亿元，承债收购了恒通67%的股份，剩余股份则继续由梁士臣控制。“我们都没想到，中冶那么快就投了(恒通)。”谭龙说。2007年9月21日，中冶恒通正式注册成立，原唐山恒通厂徽“龙托日”变更为中冶的缩写标识“MCC”，经梁士臣力保，“恒通”两字得以续用。从此，虽身为股东、副董事长和执行董事，梁本人事实上淡出中冶恒通的权力中心和经营管理事务，转而寻求复制下一个恒通。据本刊了解，梁任恒通董事长期间，虽是负债经营，但始终能保证正常生产。每年偿付数亿元银行利息之后，基本可以保持
9、盈亏平衡，“最多时亏损一个亿”。事后来看，这远远算不上恒通发展史上的重大亏损。中冶成为恒通大股东后，委派冶金部武汉钢铁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张哲英任恒通董事长兼总经理，恒通董事会执行董事为张哲英、财务总监李德山(中冶派驻)和梁士臣三人。恒通员工介绍，高级工程师出身的张哲英为人良善，曾自垫资金为恒通员工发工资，“给员工谋了福利”。并且她推动精简部门，减少开支，健全机制。但张由于还身兼中冶首钢工程项目部总经理等职务，来恒通工作的时间并不多，“一周只呆一天”。实际主持恒通日常工作的人是梁士臣的老部下，任常务副总经理的李大愚。时运不济，张在任期间恰逢金融危机肆虐，涂镀板行业价格巨幅波动。数据显示，2008年
10、中冶恒通亏损4.87亿元，而另一说是5.6亿元。当然这与此后恒通的亏损相比，仍是小巫见大巫。“扣除银行利息和设备折旧，2008年的日常运营应没有赔钱。”内部人士告诉本刊。不知是否由于为亏损负责，张哲英于2008年6月“因工作调动”辞去在中冶恒通的相关职务。张离职之后，中冶并没有提拔实际主持工作的常务副总李大愚，主要原因是李与梁士臣的关系甚密。将恒通大部分股权转手之后，梁士臣于2008年下半年奔赴湖北宜昌另起炉灶，筹建三峡全通公司。全通与恒通的主营业务相同，厂庆日相同，红蓝色“龙托日”的厂徽也被梁带到了全通，并拉走了一部分原恒通人士。在此背景下，梁一手提拔的李大愚在恒通再未获得中冶的重用。事实上
11、，2009年李大愚离开恒通后，也的确前往全通出任过总经理一职。“韩流”来了与“老鼠”看厂中冶外聘的恒通董事长韩继征曾宣称，“央企与民企的结合，双方优势可以互补，创造更大效益。”事实却是，“央企与民企的结合”，创造的是“更加匪夷所思的巨亏”2008年6月，中冶恒通外聘唐山钢铁集团轧钢厂厂长韩继征为恒通董事长兼总经理。恒通董事会成员随之变更为韩继征、李德山和梁士臣。至2010年中，中冶派出郭继舟任恒通总经理，韩继征才不再兼任总经理一职。无人料到，此后正是在韩继征主持的三年间，中冶恒通会陷入更大规模的亏损深渊。韩继征，2003年国家发明专利获得者，曾凭借冷轧生产方法被评为“2006年度河北省十大优秀
12、发明者”。多位恒通人士说，来恒通前，韩在唐钢内部“早已被边缘化”。为何中冶让韩继征大权独揽，而没有如张哲英时期，在人事安排上采用更平衡的权力架构，外界不得而知。恒通员工对此的解释是，恒通在中冶集团内部属“后妈的孩子”，没人愿意来接这个“烫手山芋”。上任恒通董事长兼总经理后，韩继征着手“引进唐钢模式”，他在唐钢的约20名老部下纷纷随之跳槽至恒通管理层，且普遍擢升，年薪翻番。恒通基层员工称韩继征与其旧部为“假唐钢帮”(意指他们原在唐钢受排挤)，并将其全面入主恒通称为“韩流来了”。“韩流”入主后，原恒通销售、采购、生产三大部门关键岗位的高管几乎全部换岗，常务副总李大愚被任命为新成立的独立销售公司国贸
13、公司总经理，而国贸公司驻全国各办事处主任则大部分换为“韩的人”。此外，负责采购的缪昌义被调任物流厂厂长；原镀锌厂厂长孙昌印被调任安全监察部部长；轧钢厂厂长黄世昆被调任重机厂厂长。在最重要的轧钢厂，据说从科长以上都换成了“唐钢帮”，“唐钢的小科长过来最低是个部长”。韩继征上任后的“新官三把火”，一度给人新气象之感。在就职演讲中，他宣称，“中冶恒通是一个有前途、有希望、生机勃勃的企业，我个人认为现有的设备及生产线装备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具有较高水平。如果能完成目标年产量300万吨，市场占有率将达到20%。中冶恒通是央企与民企的结合，双方优势可以互补，创造更大效益。”可叹的是，“央企与民企的结合”
14、，创造的不是“更大的效益”，而是“更加匪夷所思的巨亏”。最早报出恒通巨亏的，是香港明报2011年7月11日的一篇报道，称中冶集团因投资恒通公司录得巨额亏损，并遭到中纪委调查。随后中冶集团否认正遭中纪委调查，但承认恒通持续亏损。随后有媒体爆出，经开元信德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2007年9月至2009年，中冶恒通亏损达46亿元；其中，2009年亏损12亿元。2010年亏损再度超过10亿元，总负债超过120亿元。不过，以上数字一直没有得到中冶或恒通方面的承认。据本刊了解，恒通在一次中高层内部会议上曾宣布，韩上任不到3年，已从中冶“借”了25亿元。从后来公司的财务状况看，这25亿元是实实在在地亏掉了。加
15、上2007年中冶收购恒通时的10.72亿元现金入资，4年来，恒通至少亏损约36亿元，平均到4276名员工头上，每人也能均摊90万元亏损额，相当于一名一线工人整整30年的工资收入。这是令人瞠目的亏损。作为一家钢材深加工企业，恒通利润主要来自加工费，并不太容易发生巨额亏损。恒通内部人士为记者粗算了一笔账，作为一家纯加工企业，从每吨原料进厂到出厂恒通理论上能赚到约300元差价，恒通实际年生产量为110万吨，扣除工人工资(4000人3万=1.2亿元)等费用，理论上恒通的生意每年应盈利约1亿元。韩主政期间，恒通并未新建生产线，也没有大的投资事项。照此计算，加上每年付出的利息、设备折旧等成本，恒通3年的亏损额顶多15亿元左右。那么，这多亏出来的数十亿元亏到哪里去了呢？中冶方面对亏损给出的解释是，“生产线和生产设备改造未完成、债务负担过重、财务成本过高、原材料价格上涨过快、金融危机冲击”，对于此说法，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恒通高管评论道，“这些历史包袱固然存在，但还都是可控的、固定的，多出来的那一大块亏损，我认为主要还是在于不可控的经营管理环节。”据本刊了解，恒通所欠民生银行、建设银行(4.49,-0.08,-1.75%)、农业银行(2.57,-0.02,-0.77%)和中国银行(2.94,-0.02,-0.68%)等的贷款共约60亿元，每年付给银行的利息约4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