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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读万历十五年有感韩璟瑞万历十五年是本好书。尤其是现在各色书目鱼龙混珠、良莠不齐的情况下，这本书更值得推荐，更值得拜读。以前曾经读过不少书，无论是二月河的康熙大帝、雍正王朝、乾隆皇帝等帝王小说，还是王跃文的家画国画、王晓文的驻京办主任等官场文学，无论是黄维若的大清徽商、朱秀海的乔家大院等历史商痕，还是王强的圈子圈套、丁力的高位出局、催曼莉的浮沉等现代职场作品，虽然描写内容各有侧重，写作手法各有千秋，故事情节也会引人入胜，但其中透露的最多的还是虚假的光荣、狡诈的手腕、官场的圆滑、商场的算计等等，厚黑之说过重，官商场俗气太浓。这样的书只能使人更明了于世故，如何使手腕、用心计，使人人都成为窝里斗的高手
2、。再至于其它如都市言情、科幻玄疑、网络小说、经典速读等等，要么是对当前物欲横流、价值失范环境下众生情趣的百般迎合，要么是速食主义失去原汁原味，更无多少价值可取，甚至连消遣之说都勉为其难。因此，能够让人百读不厌、发人深思的好作品自然是一书难求了。 读万历十五年，就不能不首先认识一下其作者黄仁宇。黄仁宇（1918年-2000年），十四、五岁起就开始向报纸投稿，当时的湖南日报副刊，曾经连续登载他写的世界名人传记，每篇都有他自己手描的人物画像；18岁考上天津南开大学；抗战开始，他投笔从戎；战后负笈美国，以34岁的“高龄”从大学三年级读起，因多年没有新著问世，在62岁时被纽约州立大学从正教授的职位上解聘
3、。具有戏剧性效果的是，在他被解聘后的第二年，他的屡屡碰壁的万历十五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印行，1982和1983年该书获得美国国家书卷奖历史类好书两次提名。没多久万历十五年中文版在北京出版从此黄仁宇的著作一部接一部地出版，几乎每本都受到热烈追捧，以致一时黄书走红，有人开始筹办黄学研究会，并申请创办黄学研究学术丛刊有人感叹在二十世纪最后十余年间，一名华裔历史学家、美国的退休教授，竟成为史学界在中国大陆影响最大、名声最著的一人，也真算是一个异数。依个人之见，正是其特殊的成长背景和人生经历，以及较早地脱离了中国所谓传统或者正统文化的“熏陶”，才使其用全新的思维方式、站在全新的高度和角度来审视历史成为可能
4、，也正因此，才有了万历十五年的可读可荐。 万历十五年是写历史的，而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向来如长江黄河奔流不止，如泰山昆仑厚重博大。或许是因为历史厚重难载，传统文化根深源长，使以前的史书要么陷入越重视越主观越失却本真的境地，要么总是抱着强烈的忠孝节义情感，怀着凝重历史使命感来写的，往往开宗明义就褒善抑恶、立场分明，而能如万历十五年首段“全年无大事可叙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这样开头写史的，倒是鲜见。虽然只是叙事方式上的反濮归真，却也一下就扭住了读者的心。 万历十五年采取传记体的铺叙方式，以明代历史上极为平常的一年万历十五年，即1587年为横切面，着眼于长时间远距离的历史范畴，设身处地为他落笔
5、的人和事作理性的解释，更多地从当日的政府运作、财政税收、社会结构和“能具体的数目字管理”上说明此事彼事的历史必然，及彼此之间的关联。正因为作者坚持认为“放宽历史的眼界，更应当避免随便作道德的评议。因为道德是真理的最后环节，人世间最高的权威，一经提出，就再无商讨斟酌之余地，故事只好就此结束”，所以才不以道德为纲，不以忠义为绳，而在平铺直叙当中，在看似乏味的政府运作机理的描述当中，使问题愈加逼近本质，使所有的人、所有的事都可以从中国封建传统文化中找到注释。 书中的主要人物，上至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万历皇帝朱翊钧，中至代表儒家正统学派，文官集团的代表的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纯儒学派的代表南京都察院都
6、御史海瑞，有才能的武将蓟州总兵戚继光，封建时代的异端以知府身份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就是书中侧面提及的人物，“也统统没有好结果。” 为什么如此？那就是“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道德虚而累赘，体制僵而无力，最终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制度的牺牲品而遭殃受祸。这可以从书中几个主要人物身上得到最直接的体现。 万历皇帝原也有励精图治的雄心，但最终意志消沉，无为而终。一方面，他要实行一种有效的统治，就必须以儒家礼教作为法理基础；另一方面，他又无法突破和改变儒家礼教，如在废长立幼、操练御林军、修建皇陵等问题上，万历或遭
7、遇到大臣群体的明确反对，或是委婉的劝告，或是软性的但却是不可背离的抵制。正如书中所写：“由于成宪的不可更改，一个年轻皇帝没有能把自己创造能力在政治生活中，他的个性也无从发挥，反而被半信半疑地引导进这乌有之乡，充当了活着的祖宗”，“他朱翊钧生前有九五之尊，死后被称为社宗显皇帝，而几百年之后他带给人们最强烈的印象，仍然是命运的残酷。” 张居正居高位而傲，以一种激进的方式去推进治理，从而落得生时大权在手，威风八面，死后遭到彻底清算，殃及子孙。申时行是一个富有现实感的人，他熟知文官集团“阳”与“阴”的双重性格，以调和为主，维持着帝国的延行。而最终还是由于“立储”遭到了文官们的参劾，不得辞职家居。 “古
8、怪的模范官僚”海瑞，是典型的儒家主义者，他三次罢官，固然有其刚直不阿的一方面，但也表露出他不切实际僵硬保守的风格不为当时代的人所接受和效仿。只碍于他的“清廉”之名，朝廷才不得不授予他闲职。海瑞的一生经历，表明了“个人道德之长，仍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 戚继光，他的悲剧一生也同样折射了帝国走向衰亡的过程。戚继光是本朝最有才能的将领，他率领他的“戚家军”在平倭战斗中所向披靡，战无不胜。倭乱平息后，他又被调往北方，依靠南方旧部训练出一支蓟州军，成为阻遏俺答南侵的铜墙铁壁。戚继光一生战绩斐然，然而，从书中可看到其凸现的务实的武官集团与高唱道德的文官集团之间的矛盾。儒家重文轻武，军事体制的设计不是出
9、于国防的考虑，而是为对付国内的叛乱，因此，国家的军备糟糕到了极点，正规军队的战斗力几乎与农村的民兵相去无几。戚家军几乎就是一支私人军队，从政府那里很难得到可靠的后勤保障，由于政府提供的火器质量太差，他的军队在战斗中竟不敢放手使用当时先进的火器。本来戚继光注重效率和务实的思维就与儒家因循守旧的习惯及整个旧体制有着尖锐的矛盾，再加上他与张居正关系密切，张居正死后，他也就随之被革职，晚景凄凉，一贫如洗，在贫病交迫中死去。 万历十五年中最后一位人物就是追求个性与行动的自由，弃官不仕，别妇抛雏，创建佛院，著书立作的被视为封建异端的李贽，书中说他是一位“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是儒家的信徒，1552年得中
10、举人后，一直沉浮于下僚而不得志，最后才被任为云南姚安府知府。李贽对当时的社会和人的虚伪甚至自己都做过不留情面的抨击，如他指责自己缺乏诚信：“志在温饱，而自谓伯夷叔齐；质本齐人，而自谓饱道饫德。分明一介不与，而以有莘借口；分明毫毛不拔，而谓杨朱贼仁。动力与物迕，心与口违”。李贽的悲观及内心矛盾，正是他所属时代所赋予的。儒家的因循守旧及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使得传统的政治已经凝固，革新无法在其中孕育，人的理智和自由也受限，被压缩以至矛盾、灰心消极。李贽在自裁气绝以前，他用手指写了王维的一句诗以解释他的死因：“七十老翁何所求！”其消极悲观的情绪已显然可见。 由是，足见作者视角之独特，眼光之深邃，视物之
11、透彻。因此，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此时，虽然从综合国力来看，明代远远超过了西方各国，但由于整个国家体制、制度上的迂腐，在西方各国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大肆朝廷海外扩张相反，明代却愈加闭关锁国，以空洞的儒家礼教维持着旧秩序，为维持辽阔的国土内的政治稳定，只能是平抑先进的经济，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社会和国家的稳定安全，最终导致了大明王朝的日益衰落。 读万历十五年一书，更多的是使我们有机会换一种方式来重新审视历史，审视中华民族的发展，启迪我们如何从纷繁复杂的社会万象中寻得真谛。当然，对于正处于转型发展时期的当代也有着
12、非常积极的现实意义。如果归纳一下的话，个人感觉有以下几点。一是必须要正确认识德治与法治的关系问题。特别是在中国传统道德思想根深蒂固的情况下，有必要进一步强化法治建设，用法治之“硬”来化道德之“软”，防止社会陷于无序。特别是在当今社会结构复杂、思想认识多元化和利益复杂化的现实条件下，必须要强化法治，既要有良法，更要良法善治抓好执行环节。倘使法无尊严，则人无自由，更何谈社会有序。二是对改革进入深水区后所面临的困难要有充分估计。传统与潜规则越是根深蒂固，改革面临的难度就会越大，需要胆量与气魄，更需要审时度势、讲究策略，防止功亏于匮。其中，个人认为着力点当在如何“以义制器”、“以义导利”，倘使当下个别人、个别地方资本权力化权力利益化演变为常态，那将是改革的彻底失败。三是必须要高度重视吏治。厚黑学、官场文学的盛行，是吏治之失、吏治之弊的反映。为官不阿、为吏不正，明哲保身、假公肥私，其结果不只是腐蚀执政队伍，更是社会风气衰败之源。须知，政府领国领民，其所作所为直接关系国风民风、社稷安危。四是必须培育公民思想。倘使“只有适应社会才能改造社会”的论断成为入世原则，则国之生机与活力依然无得大施大展。这与混沌度世迥然有异，也与愤世嫉俗有别，唯理性自觉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