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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以作品为例阐述文学接受过程中的误解。所谓误解就是指读者在阅读作品过程中，按照自己的思路理解作品的意思，而没有正确理解作家的意思。如鲁迅阿Q正传，曾有些读者怀疑作者借阿Q影射自己或另外的某一个人，在泄私愤，这种情况，即是“误解”。误解可分为“正误”和“反误”两种情况。正误是指读者的理解虽与作者的创作本意有所抵牾，但作品本身却客观上显示了读者理解的内涵，从而使得这种“误解”看上去又切合作品实际，令人信服。比如从红楼梦中，我们的确可以感到揭示了封建社会走向崩溃没落的趋势，但在曹雪芹的创作意图中，却未必有这样的认识。反误是指读者自觉不自觉地对文学作品进行的穿凿附会的认知和评价，包括对作品非艺术视
2、角的歪曲等。例如唐人韦应物“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滁州西涧）的诗句，本意是抒发对优美自然风光的赞叹之情，元人赵章泉却不顾全诗的整体结构，将其说成“君子在下小人在上之象”。2、 试谈黑格尔有关性格特征的观点。3、 以作品为例阐释“情不可以激也，则有譬而喻也”。魏源是说，诗不可直言，需要通过曲折委婉的方式来表达内心情感。如用比喻，象征间接表现思想感情，马致远“断肠人在天涯”点出情感具体内涵，使象征意义具体化，既是象征又似隐喻。例如中国诗词中“月”就是含有哀思，别情，思乡的象征意义：“长安一片月”“床前明月光”（李白），“月是故乡明”“永夜月同孤”（杜甫）都是如此。“诗贵含蓄”成为中外古
3、典抒情诗的一个重要艺术准则。4、 试根据王弼和黑格尔的论述谈文学文本的层次结构。答：“文本”：由作者写成而有待于阅读的单个文学作品本身。王弼 一分为三 言、象、意 针对周易黑格尔 一分为二 言/象、意 面对文学文本 正确具体例子见书200王弼认为，言、象、意是一个由表及里的审美层次结构，人们首先接触的是言，其次窥见的是象，最后才能意会到由这个象所表示的意。三个要素缺一不可。黑格尔认为，一件艺术作品，我们首先见到的是它直接呈现给我们的东西，然后再追究它的意蕴和内容。王弼主要是在对周易这个非文学文本进行诠释时，提出的“言、意、象”这一审美层次结构。而文学文本中的“言”“象”可以合一，如我们读到“雨
4、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这句诗诗，我们就能够想象到一幅黄叶在雨中飘零，灯下坐着一个满头白发的人的画面。5、 试举例解释什么是“文如其人”把风格看作是作家的创作个性在作品中的自然流露这是从主体角度来理解，从形成的内在根据上来理解风格的。这种风格观从作家的气质禀赋、人格个性和志趣才情等方面来把握风格的特征，具有言语分析所不及的一面，无疑是必要的。所以“文如其人”。扬雄认为，言为心声，书为心画，人的人格和情性可从文章和作品中见出，从诗文中可以看出人格的高下，这是最早的“文如其人”的思想。钱锺书认为，人格与文格不是一回事，不能一味地以文观人，因为文也可以饰伪，生活中既有言行一致、文如其人的现象，也有言不
5、符行、文不符人的情况。他认为，文如其人的“文”，不是指“所言之物”，而是指的作品中的格调，格调是作者性格“本相”的自然流露，并非有意为之，我们可以从中领略到其人的创作个性和风度。例如，晋代诗人潘岳作闲居赋似有隐逸之志，实则，根据晋书记载，此公“性轻躁，趋世利既仕官不达，乃作闲居赋”所以，如果仅从作家个人的精神伦理角度理解风格，认定文学作品的创作完全取决于作家本人的心性，人格，道德，就难保使真理变成谬误。如阮大铖就是“文如其人”的反例，他“机敏滑贼”，残害忠良，却模仿陶渊明诗，高明读者才能在言语的“格调”行文的“笔性”中看出作家个性的端倪。具体列子见书2796、 试说文学典型的特征性。文学典型是
6、叙事文学的高级形态之一，典型是文学言语系统中显出特征富于魅力的性格。所谓特征，就是组成本质的个别标志。首先文学典型必须具有贯穿其全部活动的，统摄其整个生命的“总特征”。其次，文学典型还必须通过局部特征，反映和形成总特征，也就是要调动言语的特征性，细节的特征性，场景的特征性，时间的特征性等等，为反映和形成总特征服务。文学典型的特征性，文学典型必须具有贯穿其全部活动的，统摄其整个生命的“总特征”。文学典型还必须通过局部“特征”，反映和形成总特征；文学典型的艺术魅力，文学典型的艺术魅力应当是来自性格显示的一种生命的魅力，更来自它所显示的灵魂的深度。书2097、 结合作家作品谈谈你对文学批评中“知人论
7、世”这一观点的看法。这是社会历史批评的角度。孟子提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知人论世”，其实可以离析为“知人”与“论世”两个组成部分进行理解，它们既相互联系，又各有其独立的含义。“知人”，就是研究、了解和理解作品的作者，既包括他的生活经历、政治遭遇、思想宗向，甚至家世、交游等，也包括他的创作个性、文学修养、审美情趣，甚至师承、流派等。只有这样，才能算得上“知”其“全人”。作为创作主体的“人”作者，他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规定着创作的客体作品，因此，阅读分析作品，对作者其人其事的研究了解是不可或缺的。读李白的诗，你不了解他的浪漫主义风格，你将难以感受他的豪放不
8、羁；读杜甫的诗，你不知道他的现实主义写法，你就难以领悟他的忧国忧民；学习谏太宗十思疏，倘若不了解魏徵，我们又怎能体会到字里行间充溢着的恳切和忠心？“论世”，实际上是要研究作品与它产生的时代的关系。这个时代包括一定时期、一定范围的社会和自然两个方面。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它与特定时代的社会生活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世”，指时代，包括经济状况、政治制度、文化思潮、社会面貌、学术风气、风俗习惯等，我们在文本阅读、课文教学时要注意作品的“世”，以便更全面准确的理解。刘勰在文心雕龙 时序篇中阐述文学演变的原因时，就着眼于多种时代因素，有政治教化的作用、学术思潮的影响、时代风气的浸润等，多方位进行分析；
9、阅读纪念刘和珍君，如果不了解“3.18”惨案，读者又怎能与鲁迅先生深广的忧愤产生共鸣？值得注意的是，“知人”并非仅仅是从有关作者的传记资料中去了解其生平,“论世”也不是孤立地去查阅作者生活的时代的历史资料,而是要将二者紧密结合起来,既要了解作者生平经历、为人行事和精神世界,又要了解社会生活、政治环境对作者各方面造成的影响。8、 试阐释小说创作中情节与性格两者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人物性格决定情节的构成和发展，人物的性格特征决定着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及其内在逻辑关系的构成。在三国演义第四十五回“群英会蒋干中计”中，周瑜利用蒋干明访旧友暗探军情的机会，巧施反间计，使曹操错斩了蔡瑁、张允二员大将。身为吴国
10、大将的周瑜为人心思缜密、多谋善断。当他见到曹操正在训练水师，便觉察到若让蔡、张二将训练成水师，就会对本国不利，故破曹须先除此二人。恰巧此时旧识蒋干奉命前来劝降，而蒋干此人志大才疏，迂腐怯懦，又狂妄自大。周瑜巧妙地利用蒋的性格特点，设下计谋：先是在群英会上佯醉，后又故意与蒋同睡一床，让蒋窃得“书信”，听得“密报”，一步一步引其掉入圈套。蒋干急于事功的心态更是帮了周瑜的大忙，没等细系分辨就匆匆赶回曹营报信邀功去了。曹操为人，暴躁易怒，对刘表旧属蔡、张二人心有顾忌，再听得蒋干的回报，也容不得细想，立刻下令处斩了二人。至此，周瑜的反间计可谓大功告成。在这个故事中，我们很明显地看到，推动情节的不是别的，
11、正是三位主人公的性格。曹操虽老谋深算，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何况他刚愎多疑，暴躁易怒的性格缺陷，做事往往后知后觉。心思缜密、多谋善断的周瑜深知曹操弱点，同时他很了解旧时同窗的性格特点，所以反间计得以成功实施。可以说，“群英会蒋干中计”的情节发展是周瑜、曹操、蒋干三个人物发生联系后，性格冲突的必然结果。由此可见情节不是作家随意编造的，而是决定于人物性格的实际。人物按着自己的性格逻辑发展变化，于是了表现为各种性格的故事情节。所以说，情节因人物活动而产生的。 另一方面，情节的发展也显示并推动人物性格的刻画和发展。随着情节的不断展开。人物性格在矛盾冲突中不断深化并得到多方面的展示。孙权是构成三国鼎
12、立的一个重要人物。在孙策死后，他占据江东，继承父兄基业，广纳贤士，使江东兴盛起来。孙权周围有两股力量展开激烈的斗争。一股是以张昭为代表的惧曹派，一股是以周瑜为代表的抗曹派。孙权就是在内部这两种势力的角逐，外部与魏、蜀的矛盾斗争中过日子。长期处于夹缝中的孙权形成了夹缝式的性格，即观望、犹豫、焦虑，遇事往往举棋不定。曹操攻破袁绍后，遣使往江东，命令孙权送儿子入朝随驾，实际上是要扣留人质以牵制孙权。孙权犹豫不决，他召周瑜、张昭商议。张昭主张送人，周瑜坚持不送，后因母亲吴太夫人赞同周瑜的意见，这才作出了不遣子的决定。伐黄祖前，他召文武商议，张昭认为丧期未满，不可动兵；而周瑜说报仇雪恨，刻不容缓。孙权又
13、犹豫不决，后来甘宁从黄祖方面来降，孙权才下定了攻伐黄祖的决心。赤壁大战前，孙权在与曹操是战是和的问题上犹豫不定，亏得当时周瑜、孔明、鲁肃等一批青年精英再三劝说和启发，加之许多武将抗敌勇气的感染，才使他下定了迎战的决心。一个又一个的故事情节充分展示了孙权遇事犹豫的性格特点，同时也发现孙权的性格是发展变化的。遇事经过一段时间犹豫后，孙权一般能下定最后的决心而不动摇。比如他在决意抗曹后，即拔剑砍掉奏案一角，对众文武说：“诸官将有再言降操者。与此案同!”孙权犹豫之后有决断，决断会弥补犹豫之不足。人物性格在情节的发展过程中逐渐丰满圆润，有血有肉。从上述论证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情节是展示性格的生活基
14、础；性格是情节发展的内在因素。情节的发展，其内在根据是人物性格。正是人物性格影响并有时决定着事件的进程，推动着情节的发展。正如高尔基所说“情节是性格发展的历史。” 情节促进了人物性格形成、发展，它是塑造丰满鲜明的人物的重要手段，它的任务就是把人物安排在让他有可能最充分地展示自己性格的情境中。情节和性格相辅相成，不可分割。9、 比较扬雄和钱钟书对“文如其人”的不同看法，举例谈一谈哪一种看法更合理。一、扬雄认为，言为心声，书为心画，从诗文中可以看出人格的高下，这是最早的“文如其人”的思想。钱锺书认为，人格与文格不是一回事，不能一味地以文观人，因为文也可以饰伪，生活中既有言行一致、文如其人的现象，也
15、有言不符行、文不符人的情况。他认为，文如其人的“文”，不是指“所言之物”，而是指的作品中的格调，格调是作者性格“本相”的自然流露，并非有意为之，我们可以从中领略到其人的创作个性和风度。 二、钱钟书的更为正确，例如金代的元好问。他在论诗绝句三十首中写道：“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情赋，争奈安仁拜陆尘。”认为潘岳在文学作品中所表现出的高尚的隐逸超脱世俗的人格和精神境界，与他政治行径相矛盾。元好问由潘安现象认为从文章中是不能见人的。其实潘安的行为从逻辑上和他的闲情赋诗不矛盾的。潘岳之事见于晋书：“岳性轻躁，趋世利，与石崇等谄事贾谧，每候其出，与崇辄望尘而拜。构愍怀之文，岳之辞也。谧
16、二十四友，岳为其首。谧晋书限断，亦岳之辞也。其母数诮之曰：“尔当知足，而干没不已乎？”而岳终不能改。既仕宦不达，乃作闲居赋曰.”2潘岳之为人，正有轻佻急躁之处，在序言中潘岳也是讲了自己的仕途不顺，感叹自己“拙”于仕宦。但是他并非如陶渊明那样厌倦仕途，他甚至有些津津乐道的历数自己的为官经历。在他仕途不得意时他做此赋来讲述闲居生活的乐处，自然也是自我安慰。这篇闲居赋仍然表现出来的态度是热衷的，而非如陶潜的闲情赋与归去来兮辞。在历代也没有没有人认为这是潘岳的心口不一，而晋书的则感叹的是“斯才也而有斯行也”。只有到了元好问才提出这个问题。潘岳称之为有才无行可也，但称其闲居赋与其为为人行事相矛盾则不可。潘岳是有才无行，而非心口不一，言行矛盾。可见闲居赋表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