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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75年1877年郭嵩焘(18181891)字伯琛，号筠仙、玉池老人，湖南湘乡人。道光丁未(1847)进土。1854至1856年佐曾国藩幕。1862年授苏松粮储道，旋迁两淮盐运使。1863年任广东巡抚，1866年罢官回籍，在长沙城南书院及思贤讲舍讲学。1875年经军机大臣文祥举荐进入总理衙门，旋出任驻英公使，1878年兼任驻法使臣，次年迫于压力称病辞归。刘锡鸿，原名锡仁，字云生，广东南海人。道光戊申（1848）举人。1876年任驻英副使，因与正使郭嵩焘不和，次年该差驻德柏林公使，1878年召回，改官通政司参议。1881年因弹劾李鸿章“跋扈不臣”，被慈禧斥责为“信口诬蔑”而革职。随同出使英国的
2、郭嵩焘的如夫人梁氏。使团初抵英国，郭嵩焘被英国著名政治幽默杂志Punch画成一只带辫子的猴子，与英国狮子对眼相视。如夫人梁氏及其金莲也成为英国媒体谈笑的资料。维多利亚女皇。1876年2月7日下午2点，郭嵩焘、刘锡鸿一行以中国时节的身份首次觐见了维多利亚女皇。双方互行鞠躬之礼。据史料记载，觐见情形如下：先由中方诵读国书（因国书将中国皇帝与英国君主平等相待，副使刘锡鸿等甚为不满），诵毕，女皇说：“此次远来，为通两国之谊，庶期永保和好”，郭回答：“是”。女皇又问：“中国大皇帝好”，答曰：“好”。女皇又说：“既接受大皇帝国书，亦当有书回致”，答曰：“是！”最后再鞠躬而退。光绪二年七月十九日，出使前请训
3、时慈禧太后与郭嵩焘的对话：“这出洋本是极苦差事，却是别人都不能任，况是已前派定。此时若换别人，又恐招出洋人多少议论，你须是为国家任此一番艰难。”慈安太后也说：“这艰苦须是你任。”郭嵩焘日记手稿。图中“二十日”下最后一句原文为：“中国之不能及，远矣！”到编写使西纪程手稿时，为避免过度刺激国内士大夫，则改为：“足知彼土富强之基之非苟然也。”郭嵩焘日记手稿光绪三年七月初十日，页面文字：“总署为刻日记一本，至被湖北翰林何金寿参劾，请毁收其板。云其立言极凶恶，而不一言其详。中国二千年虚骄之习，养成此种人才，无足异者。”转型中国(1864-1949)往期1875：国防大讨论 何来卖国贼后世学者论及此节，多
4、以李鸿章为海防论之代表，目之为卖国贼；又多以左宗棠为塞防论之代表，赞其为民族英雄。详情共和国辞典往期12期：五亿农民瞒产私分求生存毛泽东说“谢谢五亿农民瞒产私分”。什么是瞒产私分？人民公社时代怎么会有“五亿农民瞒产私分”？详情腾讯历史原创出品 本期编辑：谌旭彬 联系方式：信箱：newshistory#(来信时#改为) 电话：01062671612版权声明：腾讯历史频道原创策划，欢迎转载或报道，但请注明出处。辛亥百年，腾讯历史频道推出转型中国1864-1949系列原创策划，我们希望尝试着去追寻这样一个命题：“辛亥年，她从何处来，又向何处去”；并希望此策划，能够成为解读另一命题“现代中国，她从何处
5、来，向何处”的一个注脚。策划以年份为单位，逐一梳理近代史关键命题。敬请关注。1876年度事件：中国正式设置驻外使馆1876年，“天朝上国”终于向西方派出了他的第一位驻外公使。促成此事的，是上一年发生在云南的“马嘉里事件”英国驻华使馆官员马嘉里等人到云南“考察”，与当地民众发生冲突而被杀，酿成严重外交事故。最后以清廷与英国签订烟台条约屈辱了结。条约要求清廷须派员前往英国“致歉”，遂有郭嵩焘以中国首任驻英国公使的身份出使英国一事。同行的还有副使刘锡鸿，后改任清廷驻柏林公使。这本该是近代国人详细了解西方的大好机会无论是将其当作敌人，还是学习的对象，最基本的了解都必不可少。但遗憾的是，郭嵩焘与刘锡鸿，
6、这两位传统士大夫面对西方文明，却呈现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最后，刘锡鸿得胜还朝，郭嵩焘则收获了万夫所指。此一事件的象征意义在于：它清晰地昭示着自1840年打开国门至今垂40年来，清廷在“改革”层面，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努力以各种方式从理论上证明西洋各国的所有成就，仍然不出清廷所固守的传统意识形态的范囿，而且也“成功地”证明了清廷所固守的这一传统意识形态，仍然是具有普世性的“天下之至道”。而任何敢于挑战此节者，最后都不免沦落到郭嵩焘那般的凄凉结局。郭嵩焘：中国三代之政不如西方民主政治【未出国门，已是“人神共愤”】虽然驻外公使任命早在1875年的8月份即已下达，但郭嵩焘在等待确定行期的日子里，却
7、越来越无意出使英国。任命之初，就有舆论讽刺他此行无异于自取其辱；1876年3月，他在总理衙门目睹了英国公使威妥玛气焰之嚣张，署中诸公俱都唯唯听训，又深有气短之感。此前，郭氏已屡次在公开与非公开的场合指责过朝野士大夫们的愚昧无知，一味地仇恨洋人，但又怀抱着天朝上国的矜持，死活不愿意去了解洋人，于是乎局面就成了：背后骂洋人，当面被洋人骂。这些言论，刺激了许多人脆弱的神经，自然也就招来了无尽的毁谤。目睹内外交困，士大夫们唯知愤愤然横议误国，郭本人也情绪恶劣，意兴阑珊，想要借病引退。但文祥等总理衙门大臣很清楚，除郭嵩焘以外，恐怕是再也找不到愿意出使之人，所以坚决不允辞职，只批病假。辞职与不许辞职的拉锯
8、战，一直从三月持续到了七月。后世某段时期的近代史著作，一律将郭嵩焘出使英国的心态描述成“义无反顾”，心意自然是好的，为着塑造一个最完美的开眼看世界的先驱形象；但不惜违背史实，则未见得是著史者应有的做法。留存郭的这段犹豫，又有何妨胞弟郭昆焘曾在一封信里如此理解兄长一意推辞出洋的心境：“家兄之决计乞退，实因洋务无可办法，又无可与言者，却非避出使之艰难。”到了9月，慈禧决定召见郭嵩焘，以作安抚。慈禧对郭说：“此时万不可辞，国家艰难，须是一力任之，我原知汝平昔公忠体国，此事（出使）实无人任得，汝须为国家任此艰苦。旁人说汝闲话，你不要管他。他们局外人随便瞎说，全不顾事理，不要顾别人闲说，横直皇上总知道你
9、的心事。”郭嵩焘的辞职之意，至此才彻底打消。出发前夕的10月31日，太后再次召见郭嵩焘，安慰他说：“汝心事朝廷自能体谅，不可轻听外人言语，他们原不知道什么。”郭嵩焘忍不住当着太后骂了一通主流士大夫，说他们“不知事小，却是一味横蛮，如臣家于此已是受惊不小！”这年8、9月间，在长沙参加乡试的湖南士子闻知“知名士大夫”郭嵩焘即将前往西洋，担任驻英国公使，俱都怒不可遏，天朝体制，从来都是四方蛮夷在我京师设置常驻使节，岂有天朝派遣使节常驻蛮夷之都的道理；何况郭嵩焘此行，还负有就“马嘉里事件”向英国道歉的使命，更加刺激这些“爱国士子”，他们组织聚会，痛诋郭嵩焘，并结队前往长沙玉泉山，扬言要彻底捣毁郭家的住
10、宅，郭氏为此一门受惊不小。未出国门，郭氏就已落到了“人神共愤”的地步。在上海侯船期间，郭嵩焘给两江总督沈葆桢去信一封，可以窥见这位年近六旬的老人内心的波澜起伏：“幼丹（沈葆桢字幼丹）尚书同年大人阁下嵩焘乃以老病之身，奔走七万里，自京师士大夫下及乡里父老，相与痛诋之，更不复以人数乃至此极，公将何以教之？”虽已因为这次出使而不被家乡父老当作人来看待（“更不复以人数”），郭却转而担忧：“默察天下人心，洋患恐未有已也”自己遭遇如此，可窥天下人心，举国愤愤而无理智，洋患如何能息！【一部日记，“不知是何居心”】1877年1月，郭嵩焘乘坐的Travancore号邮轮抵达伦敦；4月，正式就任驻英国公使。但到7
11、月即遭到国内官员的弹劾，随后又连续被副使刘锡鸿密奏“举报”。不到两年，郭嵩焘即被迫匆匆回国。个中原因，梁启超当年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当中已说得很明白：“光绪二年，有位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做了一部游记。里头有一段，大概说：现在的夷狄和从前不同，他们也有二千年的文明。哎哟！可了不得。这部书传到北京，把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都激动起来了，人人唾骂，闹到奉旨毁板，才算完事。”所谓的“游记”，实名叫做使西纪程，是郭嵩焘自上海乘船到伦敦50天的日记，不过两万余字，由他本人整理出来之后抄录寄给总理衙门刻板刊行。结果，这本小书却引起了满朝士大夫们的极度愤慨。著名学者李慈铭如此记载这场风波：“使西纪程记道里所见，极意
12、夸饰，大率谓其法度严明，仁义兼至，富强未艾，寰海归心。造此书出，而通商衙门为之刊行，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于是湖北人何金寿以编修为日讲官，出疏严劾之，有诏毁板，而流布已广矣。嵩焘之为此言，诚不知是何肺肝，而为之刻者又何心也!”郭嵩焘本来计划到西方后，每月编成一册日记，交给总理衙门出版，用作讨论研究洋人事务之用。孰料出师不利，使西纪程犯了众怒，逐月编写日记的计划只好就此搁置。【承认洋人是“人”，于是成了“汉奸”】使西纪程里说了些什么？光绪三年四月初二（旧历），参观了伦敦邮政局之后，郭在日记里写道：“英国行政，务求便民，而因取民之有余以济国用。远至数万里，近至同居一城，但粘信票其上，信局即为递送，
13、每岁所入千数百万磅。此专为便民也，而其实国家之利即具于是。此西洋之所以日致富强也。”西洋国家的富强，建立在他们“便民”的基础之上郭嵩焘对自己这一发现极为重视，进而产生了学习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兴趣，多次向伦敦的英、日学者及官员请教。光绪三年二月二十七（旧历），郭嵩焘与一干中、英友人讨论英国税务，得知英国官吏月薪300磅以上者，也都必须同等纳税之后，感叹道：“此法诚善，然非民主之国，则势有所不行。西洋所以享国长久，君民兼主国政故也。”郭氏对这种“君民兼主国政”的民主政体很感兴趣，稍后，他兴致盎然地参观了英国下议院的运作，旁听了议员们对英国“兵部尚书哈尔谛”的种种辩驳诘难；进而还考察了英国的两党制度，
14、殆至这一年的12月19日，在与日后出任驻得公使的李丹崖探讨英国政治风气时，郭已经俨然是一个“英国通”了李氏问：英国在朝、在野两党平日和谐共处，遇到国事则各持己见，互不想让，最后投票以人多者为胜，败者平静接受结局，并无愤懑不满继续为难者，“不知何以能然？”郭氏如此回答：“西洋君德，视中国三代令主，无有能庶几者，即伊、周之相业，亦未有闻焉。而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其择官治事，亦有阶级、资格，而所用必皆贤能，一与其巨民共之。朝廷之爱憎无所施，臣民一有不惬，即不得安其位。自始设议政院，即分同异二党，使各竭其志意，推究辨驳，以定是非；而秉政者亦于其间迭起以争胜。朝廷又一公其政于臣民，直言极论，无
15、所忌讳，庶人上书，皆与酬答。其风俗之成，酝酿固已久矣!”“三代之治”是中国传统政治理念中的终极理想，郭嵩焘却说“蛮夷”政体之优良非“三代”所能及，这种赞誉显然刺痛了国内士大夫们脆弱的骄傲，不能不引起他们的愤怒。何况郭还在继续说：“三代有道之圣人，非西洋所能及也。即我朝圣祖之仁圣，求之西洋一千八百七十八年中，无有能庶几者。圣人以一身为天下任劳，而西洋以公之臣庶。一生之圣德不能常也，文、武、成、康，四圣相承，不及百年，而臣庶之推衍无穷，愈久而人文愈盛。”这段话的意思其实是说：我们有圣人，西方没有；但我们靠圣人治国，圣人不能代代常有；西方靠民众自治，却可以推衍无穷。“茫茫四海，含识之人民，此心此理，所以上契天心者，岂有异哉？而猥曰东方一隅为中国，余皆夷狄也，吾所弗敢知矣。”这话的意思，显然是在挑战传统士大夫们的“夷狄观”。直到光绪六年，“国家级”学者王闿运还在其湘绮楼日记里如此批判郭嵩焘：“人者万物之灵，其巧弊百出，中国以之一治一乱。彼夷狄人皆物也，通人气则诈伪兴矣。使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