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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杜佑与通典再认识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专业研究生 张灵利一、杜佑生平杜佑，字君卿，唐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生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年），病逝于唐宪宗元和七年（812年）。杜佑出身于具有悠久历史和显赫地位的名门大族。据旧唐书杜佑传载: “曾祖行敏, 荆益二州都督府长史, 南阳郡公。祖悫, 右司员外郎, 详正学士。父希望, 历鸿胪卿, 恒州刺吏, 西河太守, 赠右仆射。佑以荫入仕, 补济南郡参军, 剡县丞”。杜佑的父亲杜希望，玄宗开元末官至唐西北地区重镇之一陇右道军政长官陇右节度使，史称其为人豪爽，重文学，好交游，在京师政界、文化界、官僚及子弟中很有声望；杜佑长兄杜信，在文史方面颇有建树，以史
2、见长，曾多年潜心于史料的整理和著述，著作主要有史略30卷，东斋集20卷，闲居录30卷等，曾在国子监为官；杜佑次兄杜位，亦有文才，在京师权贵子弟及士人交游圈子里有一定声望，最重要的是，杜位熟悉礼制，著有对国公嘉礼判（见于全唐文），曾在中书省和京兆府为官。由于杜佑的父亲常年在外为官，年长杜佑二十几岁的两位兄长就担任了为杜佑启蒙教育的角色，这对杜佑的生长以及后来杜佑对于通典的资料收集和撰述都应该会产生很大影响，尤其是次兄杜位在礼制方面的专长，对于杜佑完成100卷的礼典应该有很大的帮助。杜佑的少年时代正值唐王朝的“开元盛世”，此时的唐王朝制度完备，吏治清明、政治安定、社会经济高度发展、学术文化繁荣，良
3、好的社会环境以及良好的家学背景为杜佑的学习和学术旨趣的培养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杜佑“性嗜学”，“少尝读书”，后来“虽位及宰相，手不释卷，质明视事，接对宾客，夜则灯下读书，孜孜不怠”，与时局不同的是，杜佑“不达术数之艺，不好章句之学”，因此，“仕非游艺，才不及人”，但是“徒怀自强，颇玩坟籍”， 唐宪宗曾称赞其：“博文强学，知历代沿革之谊。为政惠人，审群黎利病之要”，可见杜佑的志趣，不是在诗词歌赋，而是在经史典籍，在治国理论。杜佑十八岁以父荫补济南参军, 先后历仕玄、肃、代、德、顺、宪六朝, 先后在刑、工、户、度支各部任官，仕宦六十年，久任水陆转运、度支、盐、铁等财经方面的大员。这样历仕地方和中央行
4、政要职的仕途生涯使杜佑一方面熟习唐王朝的政治、经济等典章制度，另一方面也使他更容易洞察了解唐王朝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种种弊病。杜佑生活于安史之乱前后，是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当时，地方政府各行其事，危及朝廷的权威。因此，他既经历了开元、天宝的盛世，又目睹了安史之乱的大动乱及以后的衰落。作为“该涉古今，以富国安人之术为己任”的杜佑，面对藩镇割据、政治衰败、皇权衰弱、财政窘迫等现实状况，为“思理道、探政理”，他“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撰写了通典。并且他认为“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也即是安邦治国必须重视礼仪教化的作用，“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二、通典体例与
5、内容唐开元末年，刘秩仿周礼六官所职，根据经史百家文献资料，撰政典35卷，受其启发，杜佑乃参究历代史志，增其类例，扩其内容，自大历元年（766）至贞元十七年（801），费时30余年编定通典。1、通典的内容通典所记上起远古时期，下至唐代宗天宝末年，唐肃宗、代宗以后的史实多以夹注的形式补入。全书200卷，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等九门，子目1500余条，约190万字。其基本包罗了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主要方面。食货典12卷，叙述历代的土地、财政制度。对历代土地形态的变迁，租税的轻重，户口的盛衰，货币的变革，盐铁的管理，杂税的兴起等等情况都作了详尽的考察。职官典22卷，叙述历
6、代官制的沿革变化。把从中央到地方，从文官到武官官阶的情况，也都叙述得清清楚楚。兵刑典23卷，叙述兵略、兵法和历代的刑法制度。它把唐以前所有战争的胜负经验，兵法上的原理原则，统一归纳起来，各标以适当的题目，成了一部有系统的军事理论著作。边防典16卷，叙述历代的边防与四境各族政权的情况，交待了丰富的民族地区历史发展变化情况，为民族史和国防史研究提供了很大方便。通典中礼典有100卷，占了全书卷数的一半。它详记了古代礼制情况，材料是相当丰富的。在封建政权建设中，礼是关键环节之一，杜佑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与他的身份地位和他对封建制度的理解，有着直接的关系。通典为人们研究、了解典章制度，提供了系统的知
7、识和材料，为封建政权建设提供了一部翔实可靠的参考书。2、通典的结构通典的结构具有严密的内在逻辑联系。杜佑在通典自序里对此作了明白的说明：“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夫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皆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狄焉。是以食货为之首，选举次之，职官又次之，礼又次之，乐又次之，刑又次之州郡又次之，边防末之。”这个逻辑构成，体现了杜佑对封建制度的全盘理解。在每一门目之中，杜佑又细分子目，每事以类相从。他叙述各种制度及史事，大体按照年代顺序，原原本本详细介
8、绍。在有关事目之下还引录前人的有关评论，或写下自己对此的看法。评述结合的写作方法，提高了通典的学术与经世致用价值。从总体看，全书编排得整齐有序，条理井然，眉目清楚，很便于读者阅读、查考。3、经世致用的学术旨趣中国古代的史学，从来没有割断过与现实的联系，不过就史家的意识而言，写史更注重客观地反映现实，所以“秉笔直书”是史家最高的道德追求，立言不朽，藏之名山，成为史家著述的理想寄托。而杜估的通典序却开宗明义就提出：“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明确提出写作的目的是为当前的现实政治服务。李翰在通典序中更明确地讲：“君子致用在于经邦，经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师古，师古在乎随时。必参古今之宜
9、，穷始终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终可以行于今。问而辨之，端如贯珠，举而行之，审如中鹄。”“经邦”、“致用”，正是仕佑的学术旨趣。史学界一般认为我国“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潮产生于明末清初，其实，清人在谈到杜佑通典时就指出：“(通典)元元本本，皆有用之实学，非徒资记问有可比”。应该说，在史学领域中，明确树起“经邦”、“致用”旗帜的，杜估是第一人，而通典正是杜估“经世致用”学术旨趣的结晶。4、通典编纂学上的创新通典确立了中国史籍中与纪传体、编年体并列的典制体，开辟了史学著述的新途径，是我国第一部，也是成就最高的一部典章制度专史。杜佑以前的典章制度史，基本集中于纪传体史书中的书志部分。在史实容量和撰述体例上
10、都有诸多的限制，无力承担完整记述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发展变化历史的任务，落后于社会的客观需要。通典把这一体裁独立出来，为这一体裁的成熟、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从此以后，典制史成为传统史学的一个重要门类，出现了一系列典章制度史的专书，丰富了传统史学的表现能力，也促进了史学服务于社会这一优良传统的发展。在通典影响下，通志、文献通考等书相继问世，为研究中国历代典章制度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总结来看，通典在历史编撰学上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统括史志”与“会通古今”“统括史志”与“会通古今”相结合的撰述基本原则。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概括通典是一部“统括史志”、“会通古今”、“卓然成一创
11、作”的著作，“专”与“通”的有机结合，正是通典的一大创造。旧的史书体裁，基本上是综合性的。编年体是以政治事件为主，兼及经济、制度、文化诸方面的大事的一种综合性的按年月叙事的历史编撰形式，而纪传体则更是一种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式的史书体载。随着史学的深入发展，史学的门类愈分愈细，愈来愈专，是一种趋势。因为面对纷繁的历史，任何史家都很难做到对历史的各方面都同等地加以叙述、研究，事实上，即便是综合性的纪传、编年体史书，也还是各有侧重的。纪传体中的“志”是专讲典章制度的，但一方面由于“志”不是纪传体的重点，另方面“志”的写作较难，司马迁、班固以后的纪传体史书，有的就只有纪传，而没有志。这样，有关典章制度
12、的记载，就处于一种断断续续的状态。这说明，从史学发展的本身而言，就有“统括史志”的必要。杜佑在撰写通典时，首先对历代正史中的书、志进行了分析，从经世致用的主旨出发，抛弃了与“经世”关系不大的天文、历法诸门，选定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门为基本内容。这九门中，有的是因袭旧志，如食货、职官、礼乐等，有的是他的新创，如选举、兵；即便是旧目，旧史中也不是整齐划一，如食货，只有史记(平准书)、汉书、晋书、末书、魏书、隋书有，其他则无。因而，杜佑要“采五经群史”的资料加以补缀，才能使其成为一本完备的著作。杜佑在“统括史志”时，不是简单地分类辑录、排比史料，而是把“会通古今”的通史思想
13、贯穿其中。我们知道，司马迁编探史记、开创纪传体时，是以“通古今之变”为其精髓的，班固将纪传体通史改造为包举一代的断代体之后，司马迁的“通变”史观反而不受人重视了。隋唐政治的大一统局面，赋予史家们一种比他们的前辈更为宏大的气魄和胸怀，使他们的学术视有“疏通知远”的历史观念，著名史家萧颖士就撰写过一部“起汉元年，讫隋义宁”的编年体通史。安史之乱给唐中叶的学者们浇了一桶清醒剂，使他们从沉湎于开元、天宝盛世的迷梦中清醒过来，认识到惶惶盛唐典制，并非没有弊端，从而把他们的目光射向更深远的历史。“通识”意识推动了中唐史学的通史撰述之风形成。杜佑自然也会受到这种思潮的感染。另外，杜佑的学术旨趣是通过研究典章
14、制度以图“将施有政”，典章制度本身的传承性很强，正如粱启超所说：“兹事所贵在会通古今，观其沿革。各史断代为书，乃发生两种困难：苟不叙前代，则源委不明；追叙太多，则繁复取厌。”更何况断代史诸志眼光局限于一朝一代，就很难起到“明其得失”的效用，因此，杜佑找回了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史义，把“通”作为自己撰史的一个基本立意，“通”与“典”结合，因号其书为通典。杜佑的这一创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在当时“其书大传于时，礼乐刑政之源，千载如指掌，大为士君子所称”。同时，通典也成为后代撰写典志体通史的一个典范。第二，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建构方法通典采取的是分门辑录、以类相从的撰述体例，如何划分门类，杜佑的通典
15、大体做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这是通典在历史编撰学上的一个突出成就。杜佑在通典序中阐述了他的“篇第之旨”：“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易称聚人曰财，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管子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谓矣。夫行教化在乎设官职，设官职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札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先哲致治之大方也。故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敌焉。是以食货为之首，选举次之：职官又次之，礼又次之，乐又次之，刑又次之(大刑用甲兵，其次五刑)，州郡又次之，边防末之。或览之者庶知篇第之旨也。”从杜佑的自序中可以看出，通典立分门不是随便的，门类的取舍去留、先后次第，是根据他对社会结构的认识来安排的，更准确地说，是以社佑关于如何治理国家的理论思想为指导建构的。杜佑吸收了管子“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的观点，认识到要管理好国家，经济问题是第一位的，因而他把食货列在了首位，这是杜佑朴素的唯物史观意识的体现。列在第二位的是选举与职官，也就是建立起完整的封建统治机构，以行使统治职能。封建统治历来是“礼法”并用，在杜佑看来，首要是制礼作乐，即建立起良好社会道德规范和礼俗，让社会良性运行。但任何时代都不可能避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社会问题，特别是犯罪，所以在礼乐之后，紧接着就是刑。杜佑认为：“大刑用甲兵”，对于那些危害国家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