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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说的精于世故和意识四溢杨献平很多年前，我趴在故土南太行乡村的夏夜，飞蛾围困，它们翅膀的扇动声有一种通天彻地的感觉。黑乎乎的稿纸上尽是死难者的尸体，它们当中有体型很小的飞蛾，也有那种巨大山蝴蝶，当然还有蚊子和很不起眼的小虫子。斯时，我正在写一个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的小说。故事是身边的，但也是完全听来的，涉及性、偷情、自残和死亡的欢愉、惨烈等桥段和情节。看到这些飞蛾和虫子，我想，在白天，它们是几乎见不到的，夜间的一盏灰暗灯光，却使得它们前赴后继，以死的壮烈来一睹光明的真相。这种行为，一定来自于某一种冥冥中的召唤。是的，冥冥中无声的召唤，其实对每个生命都在起作用。很多年后，我再次回到故土，翻检旧
2、物时，居然找到了当年的手稿，它被不识字的母亲放在抽屉的最下层。她是一个崇尚读书的农民，一个自己不识字，但把字和书都作为宝贝来珍藏的人。我又看一遍。觉得其中一些猜想和表达，还是很有意思的，尤其是细节。尽管，故事讲得生硬，甚至充满了对某个人的不自觉的仇恨，但表达了我的一种来自天性的正义感。但我深知，鞭挞、批判某个人的某些行为都是在小说中缺乏取的。每个人做某件事，哪怕是邪恶的，一定有他自己的理由和出发点。写东西，其实就是在人的各种行为和心理当中，找到善恶的根源，探究在某些境遇中人性的深度，及其令人震撼的那些具体表现。当然，那个手稿最终我废弃了，直接扔进了灶膛。熊熊的火焰，吞噬了我年少时候仅此一次的小
3、说练习，也废弃了我对小说的执着。参军到部队，突然对诗歌有了兴趣。常年累月的沙漠军旅生活是艰苦的，同时也是幸运的。西北的天高地阔，沙漠的无遮无挡，戈壁的黝黑铁青，再加上军旅的铿锵，个人内心的柔脆与坚强，尤其是巴丹吉林沙漠内外的诸多的人文遗迹和悲怆传说，确实是历练个人精神和灵魂，并且以诗歌的方式进行呈现和表达的绝好之地。慢慢地，我发现，诗歌是有局限的。诗歌的局限在于它必须克制和隐晦，象征、隐喻是诗歌的内核和翅膀。可它的限制也是显而易见的，即不可以完整和真切地表达我们的俗世经验，尤其是细节。细节是伟大的，也是作家和作家形成区别的重要标识，更是一个人对世界和事物体认和考察的不二途径。我想到了散文写作。
4、我性格倔强的人，写诗歌令我兴奋和沮丧。当我看到自己在西北由于地缘的偏僻和现代意识的缓慢，在诗歌写作上，我也是落伍的。这种落伍源于对当代不自觉的隔膜与疏远。我也无数次想写小说，但每一次尝试都是失败的。小说是从世俗尘烟之间提取人间万象，从人情世故里面掏取人心的光亮和碎片，毛刺与阴影。这对我来说，显然是难度的。一那么自己没有多少实际的生活经验，部队的单纯一方面来自于这个集体的某种性质，另一方面那么囿于地理的限制和对外界的疏离。我根本就不是一个精于世故的人，这符合诗人的某一项标准。简单、率真，热烈而又茫然。后来写散文，我是想做到底的，写到自己山穷水尽，无力突破时，再转向小说。以至于写散文之后的很长时间
5、，我几乎放弃了诗歌。当时我觉得，自己的那些诗歌是无法与当下的同龄的诗人的作品相比的。他们处在开放的前沿，思维活泼，对新的事物感知能力和渠道都很直接。而我，在西北那样的一个看起来宽敞无比，但实际上几乎与世隔绝的环境里，一切都是简单的（以至于我调到成都之后的几年内，对身边的新事物都还是懵懂的。儿子锐锐转学成都，也保持了在沙漠军营时候的那些淳朴。）因此，退出诗歌也是明智的选择。散文，我觉得自己一直写得不好。但很多师长对我在沙漠的文字给予了肯定。反而到成都之后的转变，很少有人给予好评。在写作当中，我喜欢的是复杂的经验的呈现，而不是单一性的。并且喜欢芜杂、莽撞的姿态，而不是精致的、拘囿的。这也和我的个性
6、有关：热切而又自卑，渴望而又回避。但巴丹吉林沙漠和军营这两个自然与人文的环境，给予了我很多好的品质。用心做事，目的单纯（有时候忘了顾忌他人的感受）;做什么要像什么，并且一定要有新意甚至截然与众不同（这可能招致他人的不满。）人要具备一种旷达和空阔的境界，包括世俗和精神（人可以在世俗中如鱼得水，但根本的问题是修炼自己的精神和灵魂）;要有顿悟和自省的意识（世界的残缺使得人类和万物长久，而人最好的品质就是有自省意识与冥想、顿悟的能力）。试着不断地去了解命运这个庞大而又精微的东西（整个人类，尤其是自己的。）多年的散文写作，虽然有了一些成绩，但总体上，自我是沮丧的。文学艺术，对于天赋的要求太高了，当然也有
7、自我的不断练习、纠正。这世上的任何人和事，都是不断运动的结果。当我对小说有了一些感觉，并且努力用心的时候，已经快五十岁了。事实上，就是在 2022年这个疫情的春天。这么多年来，除了在部队的行政工作之外，我还做了一名编辑。在读稿子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没有中文系和专业科班出身的那种厚此薄彼（比方对乡村题材的轻视、对人之恶的过度呈现的不认同，没有所谓的觉醒、救赎与忏悔意识等等。）在当下这个社会环境，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超出了以往的任何时代。文学艺术固然要唤醒、鼓舞、同情、悲悯、觉悟、向善、向美，回到人心最敞亮和温暖的地方，可现实这个巨大的漩涡，裹挟的东西远远不是文学艺术所能全部涵盖的
8、内容。倘假设文学艺术只是形而上，而无视了形而下的深刻的共性与现实层面的冷酷和惨烈，我觉得是不够完整的。就像世上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存在绝对完美的事物一样，文学艺术，任何人的文学创作都是不完美的。优秀和杰出相距万里，但好和坏却可以相对而言，甚至可以辩证的。这个年代，似乎没有天才。这是我系统阅读了马尔克斯、卡尔维诺、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之后，脑子里无端出现的一句话。很多作家无疑是精于世故且巧于在世故中洞察人情人心的，也对人性做了深度的探究与展现。但小说在当下的环境中，它似乎再不是一个封闭的讲故事的文体，而应当是一个打通了感官（肉体、尘世、人情、风俗和人群、习性、典型场景与典型表现），以及精神意识（内
9、在的扩散、自我的预感、行动的悖论、初心的被斩断以及精神中的自我困厄与绞杀、灵魂最深層的抵触、焦虑甚至错乱等）的文体，它的包容性应当很大的，甚至，它也应当具备某种四面发光、处处碰触而又在自我这个中心会激起各种反响的综合性文体。就像现在的科学技术，它永远不是单一的封闭的世界，而是一个可以处处与外界链接、并且不断传来回声的“多感官文体。因为这样的一个意识或者说理念，我先后写了几篇短篇小说。带赵武灵王回家的爆发点来自于幼年的一个影子，即一个在外很多年的乡亲，突然在某一天清晨，趴在他故去多年的父母坟堆上哭得四邻不安的情景。任何人的最终都是寂灭的，但物质不灭，灵魂如何安置？再者说，早年已然遥远的乡村经验如何表达？这样的想法，同时也表达在吕建平相亲记当中，人在很多时候是恍惚的，尤其是乡村婚娶时候的那种似是而非与种种微妙的不满和背离等等，也都很能表达人在某些时候的自我意识的无主性。我渴望那种意识全部张开，肉身和精神、灵魂四散漫溢，并不断收到各种回响的文学“状态。这两个小说，是我的一种个人化的尝试，它们至少是与当下的很多小说不同的。而我最喜欢的事情，就是我写的，哪怕很不好，也要与他人不同。这个不同，我觉得应当是我这样的一个写作者最应当具备的先决意识。感谢滇池，把我的这两个习作发表了出来。本栏责任编辑 包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