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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时代边缘的文学路向域外学者曾经注意到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大陆知识分子政策的深刻矛盾：一方面，在向知识分子灌输新的意识形态时，它“比以往儒家思想对传统文人施加的影响更全面，更深入细致”；另一方面，“它又想激励知识分子在专业上多生产一些东西”。在比较严厉的时期它“要知识分子服从思想改造运动；在比较松弛的时期又给他们以某些责任和优遇，希望在实现现代化中赢得他们的合作。”关于知识分子政策的评述参看默尔-戈德曼撰写的该书第五章党与知识分子和第十章党与知识分子：第二阶段。至少对于19491965年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政策来说，这个观察是相当客观的。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摇摆始终没有达到比较平衡的状
2、态，改造和组织始终是占优势的因素。组织的方式，譬如各种专业协会的建立与各种刊物的编辑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前苏联的经验和教训的借鉴对于这种模式，当时不是没有置疑和批评的意见，但这些意见在当时并无成效例如胡风在三十万言书中就对文学刊物的组织和出版方式进行了批评并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又如按照前苏联模式进行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在一开始受到不少专家学者的批评和抵制这一模式的优缺点，后来的学者有更清楚的认识。从文学领域来说，洪子诚先生就曾指出，作家领取固定的薪金，固然可以缓解经济上的重大压力，“不过，作家不受写作实际情况影响的固定薪金收入，有时也会演变为失去写作紧迫感，而放松了作家本来应承担的责任。这种状况
3、，使他们中有的人多年不写作，而仅靠既往的名声生活。”另一方面，知名作家担任各种组织的官职，“这自然是对他们所取得的成绩的一种报答，不过，政治力量把他们推上本来与他们不相干的位置，如何不辜负这一名声与位置，自然要为他们所考虑。这种褒奖，对一些人来说。最终可能使他们牺牲了思想艺术上的创造力和精神上的独立性，以换得对这种社会地位的保持。”而对于敢于向当时的规范挑战的作家来说，彻底纳入组织化又会导致他们命运的极端不幸，“他们遇到的打击，生活道路的坎坷，也是其他时期的作家所难以比拟的。当他们对确立的文学规范、路线表示出离异、悖逆或进行挑战时，其物质、社会政治地位便会一落千丈。通常的惩治措施是开除作协会员
4、资格（这意味着失去写作权利）、降职降薪，下放至工厂、农村或边疆农场劳动改造，开除公职（失去固定职业）以至投入监狱和劳改农场”类似的现象，也在其他文化领域存在。值得注意的是，将知识分子纳入组织这一政策本身并不是目的，目的是要建立一种与新的社会建制相一致的“新文化”。这在主导这一阶段文化走向的毛泽东的文化思想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而为了创立新的文化，他“首先要处理的问题，是对待文化遗产的态度”，“从理论上说，他认为这种新文化不可能与人类历史的精神产品割断联系”，并“依据列宁的两种文化的理论，在如何继承上也作出重要的限定”，“不过，如果观察毛泽东从40年代到70年代中期所实施的文化政策，情况又有很大不同
5、。40年代他对鲁迅艺术学院关门提高的严厉批评，1958年他将民歌确定为新诗发展方向，文化大革命期间对所谓旧文化的摧毁性抨击，这些都明白无误地表明，在新文化与过去各个时代文化的关系上，他强调的并非继承，而是变革：在实质上是拒绝这之间的连续性，将割裂看作更为重要，尤其是与外国文化的关系上。在这方面，他信奉的是一种持续不断的文化革命的必要性。”而在“新文化（文学）靠什么样的人来建立”这一问题上，“与对于文化遗产的偏向于割裂的态度相联系”，毛泽东对主要接受“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教育”的“旧”知识分子也持怀疑的态度，因而转向努力培养自己的文学和文化队伍，洪先生的评述偏重于文学范围，但毛的这种设想实际上适于
6、整个文化领域，所以笔者在引证评述时个别地方做了调整。关于毛“新文化依靠什么人”的观点的深刻矛盾，可参看下面洪先生的这一段话：“他后来发现，新中国学校培养的知识分子，大多数仍然没有解决世界观的问题，需要由工农兵对他们进行再教育。而工农兵的人民，正如葛兰西所言，他们并非一张白纸，即使他们没有涉及文化（狭义的），也受本国文化的熏陶。”。新中国建立之后努力建构的文化秩序与一系列富于时代特点的文化现象，在这个脉络中观察，就显得顺理成章。以文学领域而言，1949年7月召开的全国第一次文代会，被称为解放区和前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者的“大会师”。在这一会议上，代表解放区总结文艺工作经验的周扬充满自信、斩钉截铁地宣
7、布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而且是唯一的方向，总结国统区文艺经验的茅盾，却用了很多篇幅检讨和批评种种错误倾向，“很显然，两个地区、两种传统在未来文艺发展上所处的主次、重轻关系摆得非常明确。”事实上，对新中国文化地图的规划，在1948年香港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发动的批判运动中已有很明确的征兆钱理群南方大出击1948年3月于是，便出现了文学史家所注意到的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随着整个社会结构而发生变化的“中心作家与边缘作家的整体性位置的互换”现象，40年代的中心作家大多数在进入50年代后发生边缘化的转移，“来自解放区的作家”和“40年代末、50年代初出现的青年作家”逐
8、渐取代他们而居于中心位置。这些现象，都与上述建立一种“新文化”的独特思路不无关系。当代学者曾经注意到这一时期主导思想中浓厚的兵家思想的色彩，甚至进一步将它的最后完成看作是对中国抗战以来战争文化规范的总结，并进而发现20世纪5070年代中国文学观念中弥漫着浓厚的战争文化心理，我们可以进一步引申说，这种心态不仅充斥在这一时期的文学观念中，而且弥漫在这一时期的整个文化领域。由于在建立“新文化”的过程中更强调“变革”和“持续不断的文化革命”的必要性，也由于对“旧”知识分子的极端不信任，当代文化进行的历程很大程度上就是对“旧”文化和“旧”知识分子的批判和改造历程。而将知识分子纳入各种组织进行各种批判和改
9、造运动，也经常是在强调一致化、组织化和“二元对立”的心态之中进行的，带有浓厚的战争文化色彩。譬如在建国初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采用的人人“洗澡”过关、发动学生批判和斗争教师、在压力之下逼迫知识分子自我检讨甚至袒露自我隐私等方式，都可以看作是战时延安整风运动的延续，也为以后更为极端的历次运动乃至“文革”的批判方式开了先河。而由批判俞平伯而发动的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运动，既是思想改造运动的新阶段，更是“开始就从政治角度提出问题、分析问题，也就必然要归结为阶级斗争而不是学术问题”，批判的结果，“那些在旧社会依靠学术研究而获得社会地位的知识分子将失去最后一块避难地，知识分子不但在政治意识、政治立场上
10、要认同现有政治制度，而且其学术思想亦必须否定既往”，认同新说于凤政改造：19491957年的知识分子由于把文学艺术乃至整个文化领域看作不同阶级的意识形态斗争的领域，这一时期实际上不承认文学、学术和文化有其普遍性和超越性，由此必然导致学术政治化，并采用带有浓厚战争文化色彩的批判和改造方式对之进行控制，由思想改造运动、反胡风、批判胡适的学术思想到反“右”、“文革”，一步步摧毁了中国现代以来艰难形成的文化学术独立自主的传统。这在这一“不断革命”的战争思维方式之下，正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本来，为了战争的胜利，采取某种程度的组织化、一致化、纯洁化，把文化人看作另一支“军队”，要求他们做整个机器的齿轮和螺丝
11、钉，也许还不失其一定程度的合理性，但要导致文化建设和学术研究的进步和繁荣，却不能不要求文化学术有其独立研究和自由探讨的空间，由于两者不能得兼，20世纪50至70年代的文化政策，从一开始就不能不陷入我们本章一开始提及的矛盾之中。当代学者注意到“抗战以来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过程实际上形成了两种传统：五四新文学的启蒙文化传统和抗战以来的战争文化传统。我们在讨论1949年以后的当代文学源流时，不能不注意到两种文学传统的影响。它们有时是以互相补充或者比较一致的方式，有时则以互相冲突以至取代的方式来影响当代文学，这就构成了当代文学的种种特点及其辨证发展的过程。”如果我们从新文学乃至新文化的传统中跳出，观察20
12、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脉络，我们会发现，20世纪中国文化有更复杂的构成，即使经历四五十年代之际的剧烈变化，这一复杂构成也以即使是潜隐的方式延续到当代。概而言之，期盼、呼唤“新文化”的诞生，可以说是自晚清以来中国出现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以后多数人的心声，但在如何建立一种“新文化”上，却有种种不同的思路：在新文化传统内部，我们可以看到胡适之式的以欧美为借镜的自由主义思路、30年代以后左翼以苏俄为楷模的思路，而跳出这个传统，我们也可以看到20年代学衡杂志周围的文化人融合中西的学术思路以及新儒家与“中国文化本位论”者的更偏重传统的再生的思路事实上，各个思路内部，又有不同的取向，而各个思路之间，互相又有重叠
13、，其间的辩难、交流和对话，几乎在整个现代史上一直持续着。1949年以后当代文化规范的确立，很大程度上借助了权威和政权的力量，但由于政治批判并不能取代学理上的辩难和学术文化上推敲、探索和建设的辛勤劳作，这些理路之间的对话并没有达到自然的融合和发展，强力的压抑并不能使之自然消失。对于一些沉潜而自信的学者和文学家来说，他们执拗地拒绝当代文化规范的组织，宁愿自处于当代文化的边缘甚至完全潜隐起来，继续沿着自己的思路进行探索。在这些人之中，陈寅恪先生无疑是最为突出的一位。易代之际，陈寅恪南渡索居岭南，在学界纷纷自我批判、改换门庭以求通显或自保之际，依然延续着自己的学术之路。陈寅恪自谓“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
14、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对未来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他早年即有自己的预期：“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因为有这样的定见，他才能在逆境中坚持学术独立的精神，在50年代对科学院的答复中他这样写道：“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
15、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这样的黄钟大吕之声，隔世读来，亦令人感怀不已。陈寅恪先生晚年的学术著作，如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都有自己的感怀寄托，譬如论再生缘中由陈端生身世引起自己“禅机蚤悟，俗累终牵，以致暮齿无成”的深重感叹，又如柳如是别传中自述撰述宗旨时所说的：“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缺毁禁之余，往往能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
16、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在这里，学术与感怀言志融汇起来，以至于有的学者认为柳如是别传才是陈寅恪的诗此点得之于张文江先生，特此感谢陈寅恪先生南迁之后的旧诗，则留下了一段中国文化的心灵史，这些诗里，有沉郁的文化悲歌，如叶遐庵自香港寄诗询近状赋此答之中的“招魂楚泽心虽在，续命河汾梦亦休”；有对时代风气的不满，如改旧句寄北中的“桃观已非前度树，藁街翻是最高楼”和癸巳六月十六夜月食时广州酷热再次前韵中的“墨儒名法道阴阳，闭口休谈作哑羊。屯戍尚闻连水，文章唯是颂陶唐。”；也有对士人随波逐流的风习的讽刺，譬如文章中的“八股文章试帖诗，宗朱颂圣有成规。白头宫女哈哈笑，眉样如今又入时。”和男旦中的“改男造女态全新，鞠部精华旧绝伦。太息风流衰歇后，传薪翻是读书人。”更有对学统与文化慧命的忧思与承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