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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代政治文明视角下的法治随着改革开放的启动-推进-深入，我们对法治的认识也在步步深化。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鉴于“文革”教训，确定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历史任务。中共十五大在总结法制建设基本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新世纪伊始，我们又将“依法治国”与“政治文明”联系起来，从而在更加广阔的视角下考察与认识“法治”。 一、 建设政治文明，是当今中国社会发展之客观需要 众所周知，以往我们实际上采用了“文明两分法”，讲“物质”与“精神”两种文明。后来，学术界率先使用“政治文明”的概念。自2001年起，这一概念开始见诸于党的领导人的讲话
2、和党的文献之中1。从此便逐步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 笔者认为，就理论层面言，“文明”之“两分法”与“三分法”各具其合理性与科学性，区别只在分类的角度上。“两分法”以世界由“物质”与“精神”两大部分所构成的理论为视角，视物质世界之文明为物质文明，精神世界之文明为精神文明。这里的“精神文明”实际上亦包含了我们今天所说的“政治文明”的主要内容，- 按照列宁观点，政治、法律制度和设施等是“通过人们的意识而形成的”，因而可以归结为“思想的社会关系”。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定将政治文明的一些内容归于精神文明之中，便是一例。“三分法”则以人类社会分为“经济”、“政治”、“文化”
3、三大领域的理论为视角，作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之三分。 文明的“两分法”与“三分法”在理论上虽无高低优劣之别，但，结合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看，将“政治文明”的内容从“精神文明”中独立出来，由“两个文明”的理论发展为“三个文明”的理论，显然有利于凸现政治文明建设的意义与地位，有利于“三个文明一起抓”，整个社会协调发展，有利于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目标。 值得注意，提出“政治文明”的概念，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大意义，决非某种主观意志所使然，而是适应了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如果说，文明即指人类的创造成果，那末，正是“需要”推动着人类在各个领域内的创造。“需要”
4、是引导人们进行创造的导师，“需要”是文明背后的动力。按笔者理解，在当今中国，推动我们提出“政治文明”的概念，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客观“需要”至少有以下三种。 第一，市场经济发展之需要。 日趋活跃的市场经济不可避免地推动着利益的分化与清晰化，传统的社会结构正朝着分层化、多元化的方向发生深刻的变化，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不同个人越来越认清并重视自身利益之所在。正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关注、追求与维护，人们就越来越需要进行不同利益要求的表达。而法定的政治权利恰恰又赋予公民向政治决策系统表达利益要求的资格与勇气。政治权利不再流于“概念化”，也不再仅仅作为法律上的“条文”，而开始获得它更加坚实的现实基础
5、利益驱动转化而至的政治参与需要。应当注意到，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推进，利益表达的渐趋强烈，人民群众除了物质、文化两种需要在日益增长外，其政治需要也在“日益增长”。 日益增长着的“政治需要”必然呼唤“政治文明”。道理很简单，如同任何一种合理行为一样，政治参与也应当追求其可行性、有效性。为此，光有“权利”还不够，还需要相关的政治资源予以配套，- 主要是体制、法制、机制等。而这些均有赖于“政治文明”的建设。如果不是积极推进政治文明建设，不努力提供健全的体制、法制、机制等民主管道，那末，利益驱动下的政治参与或者会成为一句空话，或者会自生自灭，或者会在体制与法制外泛滥失序，甚至会演化成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碰
6、撞、冲突与对抗。这就很可能会导致“享廷顿公式”所示的后果政治不稳定，从而阻断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损害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根本利益。鉴于此，执政党制定了“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的方针，并强调指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第二，政治权威转型之需要。 新中国是在“枪杆子里面”诞生的。长期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造就了少数极具传奇色彩的超凡人物。在“革命后”的一个时期内，一些开国元勋、“政治强人”仅仅凭借其个人魅力、个人威望就足以统合、控制、引领整个社会，他们有时可以弥补法律与制度的短缺，有时又可以作出以个人权威冲击法制的现象。且不说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强人”给社会带来的是福还是祸，仅就
7、社会历史的发展看，随着造就“政治强人”的那种革命战争年代的远去，一个在总体上属于正常的、和平的、建设的社会，是不可能造就出前述的那些开国元勋、“政治强人”的。这样，继而涌现的后辈权威也就不可能将统合、控制、引领整个社会的希望系于个人的魅力与威望之上，而必须更加依赖于民主与法治。只有体现人民意志的民主法治权威才能有效地达到统合、控制、引领社会之目标。一一这并不归因于个人因素，而是时代变迁所致。 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将权威分为“传统型”、“魅力型”、“法理型”三种，并分别指出了它们的基本特征。当今中国正在经历政治权威的转型一一从“魅力型”转向“法理型”。如前所析，这种“转型”合乎逻辑地提出了进一
8、步发展与健全民主法治的需要，易言之，也就是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需要。在笔者看来，执政党将“两个文明”的理论发展为“三个文明”的理论，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性紧迫性，也正是适应了这一客观需要。 第三，营造国际环境之需要。 从启动改革开放到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继而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潮流，我国在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方面逐步与国际接轨。随之，中西方因经济体制差异而产生的摩擦、冲撞渐趋减少。然而，西方世界依旧将中国的政治制度、政治意识形态等目为异物、另类，故而指责不断、干预有加，往往迫使我们不得不抽出一定的精力去辩驳去回应，这显然不利于我们更加集中
9、精力地去从事国内的建设与改革大业。 依笔者所思,我们将政治制度、政治意识形态等归结为“政治文明”，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有助于减少来自西方世界的摩擦与冲撞，有助于我们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营造更为良好的国际环境。这是因为，文明是人类的创造成果。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在各自不同的环境中所创造的不同成果，尽管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特色，但毕竟也反映着人类作为同一个“类”所具有的某些共同需要、共同特征，都属于整个人类文明的一个组织部分。对于任何国家与民族的文明，既不能抹煞其适合特殊环境、特殊国情的民族性与特适性一面，也不能否认其适应人类共同需要的世界性与普适性一面。鉴于此，明智的态度应当是倡导不同文明之间
10、的共存共进，而不是激起“文明的冲突”、“文明的对抗”。笔者注意到，中共十六大召开前夕江泽民同志访美时已经向布什总统表达了这种愿望，而十六大政治报告中的一段话更是鲜明地向世界作出了这样的宣示：中国“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但同时也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我们主张世界多样性，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世界上的各种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彼此尊重，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看来，将“政治”归结为一种“文明”，倡导“取长补短”、“求同存异”，确实也是适应了营造良好国际环境的需要。 二、 法治，是现代政治文明的一个基本特征 政治文
11、明是指人类在政治领域内的创造成果。至于“政治领域”之涵义，古今中外，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的观点是，政治领域即为“公共权力的领域”，简称“公权领域”。人类需要解决公权的归属、产生、配置、运作、监控与功效等问题，从而在公权领域内创造了各种成果。历经几千年之积累，人类政治文明蔚为大观。其主要结构与内容，已有不少学者作了阐述。笔者则主张从“横向”与“纵向”两个维度加以分析。 首先，政治文明之横向结构。有学者认为，人类政治文明在横向上是“三层次”结构，即：意识、制度、行为。 而另一些学者则持“四层次”说，其中三个层次基本上与前述一致，只是另增第四层次，有的增“组织”，有的增“法治”。笔者也持“四层次
12、”观点，但，认为政治文明的横向结构由政治意识、政治制度、政治主体与政治行为构成。政治意识，包括各种政治心理、政治思想、政治理论、政治学说、政治哲学、政治原则等。顺便指出，政治意识也属于精神文明的内容。因此，可以将其视为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结合部、重叠处。现实社会三大领域的界限本来就有模糊性，三种文明的区分也只能是相对的。政治制度，表现为法律规定的“法内制度”与惯例、传统等的“法外制度”简而言之，是指规范政治行为的各种准则。包括根本制度、具体制度乃至可操作性很强的各类机制、规则、程序等。政治主体，是指政治领域中产生政治行为的国家、政党等政治组织与公民。政治行为，包括政治组织与公民的各类政治活动。
13、 其次，政治文明之纵向结构。马克思主义者通常认为整个人类的政治文明包含奴隶社会的政治文明、封建社会的政治文明、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文明与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文明四大部分。这完全是正确的。但，笔者认为也可以更加宏观地将人类几千年的政治文明归纳为先后两大板块，即古代政治文明与现代政治文明。一般来说，前者包括奴隶社会的政治文明与封建社会的政治文明，后者包括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文明与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文明。这两大板块分别以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为背景，其不同特征是鲜明的。古代政治文明，虽然也含有雅典民主政治、罗马贵族政治一类的个案。但，就其总体言，是以专制政治为基本特征的。借助马克思对法国小农的分析方法，我们就
14、很容易认清这里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指出，农耕文明下的小农，“好象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也就是说，古代农耕文明“一定要”有专制政治为主体的政治文明与之相适应。 现代政治文明，尽管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泛起过专制独裁一类的沉渣，然其基本特征是民主政治。毫无疑问，由古代专制政治演进到现代民主政治，是人类改造社会的重大政治成果，是政治文明的巨大进步。即便考虑到古雅典民主与近现代民主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也不可否认前者是局部的、短暂的、城邦的、直接的民主，后者是普遍
15、的、持续的、民族国家的、间接为主的民主，后者对于前者是一次历史性的超越。 民主政治之所以在现代得以萌发与成长，其主要原因在于：工业文明为民主政治提供了沃土。工业的发展如法术般地增强着近代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从而使之有欲望、有勇气向政治提出民主诉求；作为“天生平等派”的商品经济与工业相伴而行，为近代资产阶级争取民主准备了必要的观念与理论武器；工业不断走向社会化，商品不断扩大其自由交换、自由竞争的天地，使近代资产阶级能够克服小农“马铃薯”般的弱点，而不可容忍高居其上、“不受限制”的“主宰”。现代民主的出现是与资产阶级的状况紧密相关的。但是，时至当今，民主早已突破了资产阶级的范畴，已成为整个人类普遍
16、的政治价值取向，已成了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 诚然，民主不一定是最好的政治形式，但至少是迄今为止人类所能创造的最好的政治形式；民主不一定不犯错误，但，多数人的智慧通常可以“超过少数贤良的智能”，因此，民主可以少犯错误，也容易纠正错误；民主在实际操作中还有弊端，但“民主政治各种弊端的救治办法是实行更好的民主”，10 而不是否定民主。 还需要指出，现代民主政治必不可免地伴生出政党现象与现代法治。 民主政治至少在形式上承认公民平等地享有政治参与的权利，但由于多种原因，对政治有深刻理解，从而最积极参与政治的总在少数。这少数积极者为了有效地参与政治、参与政权，往往会组合成一个或数个不同的政党。鉴于此，一些西方学者也承认“民主政治制总是以政党为基础的”，“政党是治理国家不可缺少的工具”，11“事实上，联邦共和国的一切政治决定都是由政党和它们的代表来作出的。”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