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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赌王的革命“无间道”一个比较合理的推测是，他们主要洽谈的，就是如何将孙的黑道资源、刘的白道和红道资源、乃至日本的国家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强强联手”1899年7月26日，对于大清国访日代表团团长、赌王刘学询来说，或许是一生中十分重要的一个日子。这天上午，他觐见了日本明治天皇；当晚，他又秘密会见了流亡日本的孙文。孙刘的会谈，是由宗方小太郎牵线安排的。宗方陪同刘学询等抵达日本后，就开始积极筹划孙刘的会谈。根据宗方的日记，孙文在7月16、18日两次拜访了宗方，商谈细节。而根据刘学询的回忆，宗方向他转告了已改名为高野的孙文的“思念”之情：“一别六年，深欲相见。”但刘学询认为“此次奉使命来，尚未觐见，似
2、不便相见，不若俟觐见后，查考商务时偕来。”于是，他们的会晤被推迟到了刘学询觐见明治天皇之后。宗方小太郎是著名的中国通，对中国社会有着深刻的洞察力。甲午战争中，他不仅出色地在第一线完成了侦查北洋舰队动向等危险的谍报工作，还从国家战略的高度为日本政府提供了多份对华战略报告，受到明治天皇的亲自接见和嘉奖。觐见当晚，刘学询出席了在“红叶馆”举行的一个宴会。回到宾馆时，已经子夜1点，等到所有的随员就寝后，“乃邀宗方偕总理（孙文）来叙谈”。而宗方小太郎在7 月27 日的日记中记载：“同西乡内相访刘学询一行，同夜更深，伴孙文、刘学询密会，至午后一时始归。”这证实了两人会面的确被安排在天皇觐见的当夜（7月27
3、日凌晨），并且足足谈了大半天，直到下午1点才散去。在有日本人在场的情况下，孙刘两人究竟谈了些什么？根据刘学询的回忆，他问孙文：“现在中国与日本联盟，君之革命宗旨究为何?”孙文回答：“我之革命宗旨，始终在兴起中国。”这句话其实完全是不着边际的外交辞令。还是刘学询痛快些，他说：“此诚彼此同心。然就现在事势论，若政治革命，无论何事，皆愿共努力，若种族革命，恐其事甚难。天下事当先为其易，而后图其难。今日之中国，惟求其自强，如日本斯可矣。”刘学询所谓的“政治革命”，即大清朝野正在推行的改革，而种族革命，则是孙文一直在从事的“驱除鞑虏”的反满革命。孙文并没有直接应对，而是“漫应之”。两人更多谈论的似乎是康
4、有为。孙文“详述康有为种种背负之事，并认定康之行动无非自私自利，敛钱肥己。”这显然很对刘学询的口味。在这次会晤中，刘学询盛邀孙文回国发展。刘学询日后回忆说，在赴日之前，他就向庆亲王提交了一份秘密报告，说孙文此人“才堪大用，万不宜任其浪迹海外”。庆亲王将这份报告转交了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刘学询回国后，曾就这次与孙文的会谈，向中央提交了一份详细的记录稿。但是，刘学询公开提交的会谈记录，其真实性十分值得怀疑。从国民党的党史记载来看，刘学询其人素有大志，甚至有“帝王思想”，他其实是顶着大清政府这个“壳”在做自己的“老鼠仓”。在长达10多个小时的闭门会谈中，而且有日本人在场，他们的会谈绝无可能只是围绕招
5、徕孙文这个“海归”回国发展的事情，也绝无可能是刘学询请孙出手暗杀康有为的讨价还价对康的任何行动，他们不可能当着一心促成孙康联合的日本人畅谈。没有可靠的资料证明他们这晚到底谈了什么，但可以肯定：一、必定是符合孙刘两人的共同利益的；二、必定是符合日本的利益的。一个比较合理的推测是，他们主要洽谈的，就是如何将孙的黑道资源、刘学询的白道和红道资源、乃至日本的国家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强强联手”。至于以改革为主的“政治革命”，和以推翻满清为主的“种族革命”，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但必须根据时机、尤其必须根据日本的国家利益来调整步骤。甲午战争后到二战日本战败为止，日本对华政策的原则，就是多渠道地扶持中国
6、的各派势力，以保持中国的内乱，便于操纵。这是四方（中、日官方；孙、刘双方）利益的大博弈，谁都想把别人当棋子，谁都在成为别人的棋子。会谈中，孙文表示，将介绍刘学询拜访日本元老大隈重信，“欲刘证明康之乖谬”其实，“康之荒谬”岂待刘学询去证明，日本人对此心知肚明，康与孙、刘一样，亦无非日本人的棋子而已。孙所希望的，正是刘学询所期盼的与日本的高层更多接触，获得日本对自己的更多支持。此后，孙刘二人多次单独会谈，日本人不再在场陪同。否则，日本官方也不必悄悄地通过刘学询包养的日本妓女阿菊去刺探两人谈话内情。根据刘学询的回忆，这种单独的秘密会谈，似乎进行了很多次，“自是总理（孙文）每于夜半来坐谈，至天明乃去”
7、。后来，刘学询搬入了中国公使馆居住，孙文就不便出入了，就约刘学询在外晤谈，“每夜亦谈至夜后三时始别”。孙文的资料中，没有留下会谈次数的记载。但在刘学询离开东京之前（8月28日），孙文曾致函犬养毅：“犬养木堂足下，今晚与刘学询会谈。彼欲于后日(30 日) 朝八时来拜会先生，并欲顺候大隈伯，托弟先为转达先生，祈先达大隈伯可也。”可见二人依然保持密切联络。至于孙刘会谈的地址，在刘学询搬入公使馆之前，是在刘学询居住的帝国大饭店，而刘学询搬入使馆后，两人“在外晤谈”的场所就史无明载了。根据字林沪报9月23日刊登的一篇密使近状的报道称：“刘学询在日本所作所为，日本警察署在外部派人，密探详报，朝夕动静，纤细
8、无遗。并闻都载于一册，因太秽乱不堪，故未向日人传播。据称，其与孙文私会往复，每至深更，往往电话相约，至其昵所。妓女阿菊，乃私门女子，暗中招待，合住吉亭。”看来，赌王搞革命，也真是有声有“色” “革命”赌局之谜在刘孙之间的东京密谋中，一定有某种令康梁忍无可忍的东西，也有令孙文心向往之的东西大清代表团团长、著名赌王刘学询在觐见明治天皇的当夜（1899年7月26日子夜至次日下午），就与大清国的头号通缉犯孙文进行了长时间的秘密会谈。根据后来国民党的官方资料记载，双方至少进行了3次密谈第二次在8月28日（孙中山年谱），第三次是在8月30日（孙中山选集）。而根据刘学询的回忆，“自是总理（孙文）每于夜半来坐
9、谈，至天明乃去”，似乎应该更为频繁。一个是流落异国的造反派、穷光蛋，一个是翎顶辉煌的外交官、大富豪，这一对香山老乡、曾经的朋友，无论他们会见了几次，究竟都谈了些什么？刘学询倒是曾留下两份文件：一份是他回国后通过庆亲王向慈禧太后递交的“复命书”，其中记载了他与孙文会谈的内容纪要，但原件已不可考；另一份就是他晚年接受国民党党史人员采访时的回忆录，但可能被记录者进行了“和谐”处理，语焉不详。从各种蛛丝马迹看，刘学询会见孙文，是得到高层授权的。刘孙第一次见面，是在刘下榻的宾馆里，这说明，刘学询根本无意回避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代表团回国之后，刘学询因与孙会谈，而遭到检举和弹劾，中央也密令驻日公使李盛铎进行
10、调查，但最后对如此“大逆”罪行却轻轻放过，刘学询毫发未损。其实，在回国后，刘学询向负责外交的庆亲王呈交了“复命书”，庆亲王又将这份文件转给了慈禧太后。而就是这份“复命书”，令一切针对刘学询“私通革匪”的指控都灰飞烟灭。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在发给东京的密电中提到：“据刘对我所言，目前，对庆亲王之攻击正炽。该亲王不该将刘为自己起草并手交之复命书，提交于两陛下。又有我在第161号电报中提及，刘及庆向总理衙门提出两人联署之复命书，向两陛下奏请前，本应将重要部分变更或者删除。刘学询虽有以上之担心，但也并不认为自身会有危险。他乃相信两陛下之决意，不可动摇。”从这份电报看，“复命书”是刘学询、庆宽二人联名提
11、交的。问题在于，庆宽似乎并未参与会见孙文的秘密使命。日本官方对代表团的监视报告提到：“二密使自从日比谷帝国大酒店移往公使馆之后，时时发生矛盾，常闹纠纷。庆宽对刘学询不满，其原因有三: 第一，二人在金钱上关系; 第二，刘学询百事独断，庆宽抱憾; 第三，刘学询屡次私会孙逸仙，谈事甚密。孙逸仙即革命党孙中山。庆宽有所不悦”。而回国之后，庆宽指控刘学询在日本私会孙文。这些表明，在刘学询、庆宽联名提交的“复命书”中，绝无可能涉及刘孙会谈。那么，是否还存在另外一份由刘学询单独呈交的“复命书”呢？矢野文雄密电中还提到：“最近，驻日本的清国公使传电曰：刘和孙在东京秘密会晤，使西太后大为惊讶。据说刘到北京详细复
12、命之后，清廷即下令刘氏不再同本件事情有关。”在另一份密电中，也说：“庆亲王在西太后询问使节复命之际，趁机将刘之复命书呈上，该陛下阅后，认识到该使节之成功及功劳。”可见，的确存在着一份谈论刘孙会谈的“复命书”。根据刘学询晚年接受国民党党史专家采访时的回忆，这份“复命书”的题目就是与孙文问答。刘学询回忆说，庆王曾告诉他:“昨太后披阅与孙文问答一折竟日，且谓：今联日已妥，新政待举，正需孙文回国效用，他人尚优容之不暇，自己何独不能吸引之。刘某所陈甚是，李盛铎乃康党，故考之耳。刘学询由京回沪，濒行，再上一折力保总理（孙文）。自是与总理电信往来甚密，且时接济总理所急。”根据这个说法，中央密电李盛铎调查刘孙
13、会谈，不是出于对刘的不信任，反而是对李这位“康党”的不信任。这份与孙文问答“复命书”，如今已不可考：清廷的文件中无所查找，而在刘学询的回忆访谈录中，也记录得十分含糊。这倒令后人可以再度假设：国民党将这么重要的会见都略去细节，反而证明其中必然涉及了一些应该“为尊者讳”的内容也就是说，刘学询所回忆的刘孙会谈内容，对塑造孙文的“神格”形象并没有好处。他们究竟谈了什么？从刘学询回忆录所转述的慈禧太后话语看，清廷似乎是希望孙文能在此“新政待举”之际“回国效用”。这倒不是臆测，在戊戌政变之后，康梁逃亡海外，为了争取外援及抬高自己身价，他们开始了一连串的公关炒作，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虚构出了中央有两个“司令
14、部”的故事，一个以光绪为首，一个以慈禧为首，而他们就是以光绪为首的正确路线的忠实、并且主要的执行者，慈禧则被他们描绘为嗜权、秽乱的妖魔。这种抹黑宣传的杀伤力，与孙文那种仅靠黑道进行的“革命”相比，更为严重。9月23日上海字林沪报的一则报道，却涉及了刘孙会谈的更深层的内容：“其（刘学询）与孙文私会往复，每至深更，往往电话相约，至其昵所。妓女阿菊，乃私门女子，暗中招待，合住吉亭。每当阿菊赴刘孙之幽会，其间所议何事？（日本）警察署事后对阿菊审问，据阿菊申诉：刘欲孙在日本将梁启超刺杀立功，刘则保举推荐孙，招抚孙手下人马，保证孙氏必得大权，然后创成大事。又据云：孙有党徒数十万人，刘学询答应给饷二十万两，
15、作起事之资，以成大事，不知今竟如何云云。”如果此报道属实，则刘孙会谈除了谈孙文回国当“海归”之外，还谈到了另外两个更深的问题：一、孙文刺杀梁启超，以此作为投名状，获得体制内的“大权”；二、刘学询再资助获得大权的孙文造反起事。后世学者一般认为这篇报道并不准确。首先是这位日本妓女阿菊，如何能听得懂刘孙二人的香山话密谈？其次，“孙有党徒数十万人”亦过于夸张；第三，此时康有为已经离开了日本，梁启超留守，而在日本人的全力撮合下，孙、梁两人正在探讨合作，关系飞速升温，孙绝无可能接受任何刺杀梁启超的委托。但是，政治是现实和复杂的，根据日本东亚同文会续对支回顾录柏原文太郎的记载，刘孙二人的确探讨了清除康有为。对刘来说，这是公务兼私愤，对孙文来说，这是筹集军费的渠道。无论刘孙二人讨论什么，值得注意的史实是：半年后，刘学询就被康梁列为头号暗杀对象，同时，刘孙二人也在积极合作，甚至计划推动李鸿章在两广独立。显然，在刘孙之间的东京密谋中，一定有某种令康梁忍无可忍的东西，也有令孙文心向往之的东西日本与大清的“只调情，不结婚” “所谓与中国相提携，共图东洋独立的策略，是最为愚蠢的。中国就像犹太人那样，尽管民族还存在，但无法保有自己的国家”赌王刘学询率领大清代表团出访日本，试图缔结中日同盟，这是中日两国不少“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