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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論柳宗元永柳山水遊記無中生有的結構及其意義 73論柳宗元永柳山水遊記無中生有的結構及其意義林明珠國立花蓮師範學院中國語文教育學系（收稿日期：2002年11月30日；接受刊登日期：2003年5月22日）摘要本文針對柳宗元集中三卷書寫永柳山水的遊記詳加探討，分析其在地以人勝的創作觀影響下，此一系列作品充滿無中生有的創造性意義。文中指出其作品中，這樣創造性的歷程成為結構的一部份，是作品重要的主體之一；亦即其遊記是扣緊山水來敘寫，而其中蘊含的義理，與整個與山水敘寫雙關照應，融為一體。文中綰合其文以明道的主張，探其無中生有的遊記結構，以此最能說明上述融文采與意義於一爐的真諦。此無中生有的遊記結構，先由創
2、造性歷程之前對無的刻畫，次及無中生有的創造性歷程，再到對所生之有的深情凝視，最後深入思考由此結構所展現的意義，因此能呈顯柳宗元此系列作品創作實踐理論的意義。一、 前言柳宗元是唐代古文運動的大家，柳文的成就可說是早有定評。其文集中關於書寫永、柳的山水遊記，簡淡雋永，已成文學作品中寫景文的典範，有文家絕境的美譽 清代古文家李剛己選評，其評語為：按子厚記山水諸作，其寄興之曠遠，狀物之工妙，直合陶謝之詩、揚馬之賦，鎔為一鑢，洵屬文家絕境，見桐城吳氏古文法下編，李剛己選評，頁119。這些作品，原與其貶謫生涯密不可分，柳宗元半生謫居湖南（永州）、廣西（柳州），兩地多名山削壁、清泉怪石，而子厚適以文章之雋傑
3、，客茲土者久之。愚竊謂公與山川兩相遭，非子厚之困且久，不能以搜巖穴之奇；非巖穴之怪且幽，亦無以發子厚之文 明茅坤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七，見柳宗元資料彙編頁673。，此中所發明者，正是指出山水與文人創作相應相生的情態。但若追根究底，則人境相遭的說法，尚不能深究柳宗元的創作底蘊，因其與元和時期同樣轉徙西南荒域之地的元和五大文人相比較，則流貶時間之長，尚有劉禹錫；論詩文兼擅，則韓、劉、元、白都稱得上大家。因此，柳宗元此類文章的特出，在中唐元、白、韓、劉之外，另樹一幟，實不能僅以人境相遭理解之。換言之，以同遭長期流貶的劉禹錫相較，後者的成就在土風樂府和竹枝詞之作，也是不能僅以窮而後工理解之，關於此點，詳見
4、筆者另文論劉禹錫土風樂府與竹枝詞的書寫意義的討論。如果再對照韓愈與流貶相關的文學創作，不僅是書寫亭臺樓閣等記體文章很少 即使將流貶經驗以外的文學創作全數計入，韓愈文集中記體的文章，數量還是很少。據筆者翻查韓昌黎文集中，僅得八篇。其中僅燕喜亭記有較多關於山水的刻畫，至如汴州東西水門記是以論為記，餘者則多以記事為主，如藍田縣丞廳壁記、新修滕王閣記、徐泗豪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之類。參見馬其昶校注、馬茂元整理，唐韓愈著韓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即如名篇燕喜亭記，其書寫重心也不在對景物的觀照，而多是緣情事以為波瀾 引自方望溪先生全集卷六， 清方苞著。台北：商務印書館，1979年
5、。另，陳後山亦云：退之作記，記其事耳；今之記，乃論也。引自韓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卷二，汴州東西水門記篇題下。的表現手法。由此可知，上述的差異，必與作者性格、思想、學養所凝聚而發顯的文學創作觀有密切關係。準此，筆者對柳宗元永柳山水遊記書寫的觀察推論，認為其具積極的地誌書寫意識，並以此實踐文以明道的文學創作觀，才是此類作品書寫的意義所在。此一創作觀，最早也最清楚的在其初抵貶謫地永州時所寫的永州龍興寺西軒記可以看出，其後也散見在書寫永柳山水的遊記之中。更重要的是，在地以人勝的創作觀影響下，此一系列作品充滿無中生有的創造性意義，在作品中將這樣創造性的歷程作為結構的一部份，成
6、為作品重要的主體之一，並以此實踐文以明道的文學主張，這是過去研究所未曾深論的特色。過去對柳宗元山水遊記及詩文創作的討論，多集中於寫景藝術及情景交融的抒情筆法，或就其詩作結構上的條理與順序，製題上的詳盡與特殊，往上追溯大謝的源流等等，並未能深論此無中生有的結構特色及其意義。更進一步說，這個特色的重要意義，並不僅是在於純粹文學藝術上的設計而已；而是，此設計作為體現文以明道的理論主張，是一個相當具有代表性的觀察點。這些作品，文的鋪陳，意的延展，融合一氣，結構在其中發揮巧妙的作用，可以化解歷來對文以明道在實踐上的疑慮。這些疑慮包括，以文以明道為停留在一理想境地上而無法落實；又由於文以載道之說，理論上重
7、道、開展時又側重於文的思路，不久便把整個古文運動帶往為文而文的路途參見陳志信撰從文以載道到文道合一，其文曰：古文運動以文章作為明道主要途徑的作法，顯然就是日後與儒道漸行漸遠，進而引發種種困局的根源所在、縱然文道合一是他們（唐宋古文家）所持有的共同理念，但以文章為體道惟一途徑的想法，便使得這文道關係只能停留在一理想境地上而無法落實。又由於文以載道方是古文家真能實踐的文道觀點，而這理論上重道、開展時又側重於文的思路，不久便把整個古文運動帶往為文而文的路途。這便導致唐宋二代古文運動皆無可避免地與儒道漸相悖離，而違背了古文運動興起時的初衷、。文載鵝湖月刊第24卷第5期（總號第281），頁33-47，1
8、998年11月。因此其無可避免的與道漸相悖離，裂道與文以為兩物此原為朱熹批評韓愈、歐陽修等徒務文章、體道不足之言論，其反省層次已提升到古文家的文道理念上，進行理念的批判，其言：孟軻氏沒，聖學失傳，天下之士背本趨末，不求知道養德以充其內，而汲汲乎徒以文章為事業。韓愈氏出，始覺其陋，慨然號於一世，欲去陳言以追詩、書六藝之作，而其弊精神縻歲月，又有甚於前世諸人之所為者，然猶幸其略知不根無實之不足恃，因是頗泝其源而適有會焉，於是原道諸篇始作，然今讀其書，則其出於諂諛戲豫放浪而無實者，自不為少。若夫所原之道，則亦徒能言其大體，而未見其有探討服行之效，使其言之為文者，皆必由是以出也，故其論古人，則又直以屈
9、原、孟軻、馬遷、相如、揚雄為一等，而猶不及於董、賈；其論當世之弊，則但以詞不己出，遂有神狙聖伏之嘆；至於其徒之論，亦但以剽掠僭竊為文之病，大振頹風，教人自為，為韓之功，則其師生之間、傳授之際，蓋未免裂道與文以為兩物，而於其輕重緩急本末賓主之分，又未免於倒懸而遂置之也。數十百年而後歐陽子出，其文之妙，蓋已不愧於韓氏。然考其終身之言，與其行事之實，則恐其亦未免於韓氏之病也。參見宋朱熹：朱文公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年，四部叢刊影印明嘉靖本），卷七，頁3上5上。，甚至以文害道此為河南程氏遺書中，程頤與弟子的對答，其言曰：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為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志局於此，又安
10、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玩物喪志，為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它則不學。今為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參見宋程顥、程頤：二程集河南程氏遺書（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卷一八，頁239。等等的疑慮。然而，文以明道是否只是一無法落實的理想境地，實踐上必然引發困局？其次，體道不精，是否必然是致力為文的後遺症？後者自有其論述背景，與論述邏輯上的問題，非本文篇幅所能承載；而前者之論易流於鑿空，或混末流之弊為一談等。因此，本文擬由柳宗元最富文采的山水遊記為素材，從無中生有的創作觀切入，
11、探其山水遊記的創作特色與意義，綰合其文以明道的主張，以呈顯柳宗元此系列作品的特色，及其理論與創作的實踐意義。本論文的探討以柳宗元書寫永柳的山水遊記為主，在柳宗元集中，記體的文章有四卷，分別是：卷二十六記官署、卷二十七記亭池、卷二十八記祠廟、卷二十九記山水。細察其內容，則記官署一類多敘典則故實，與山水遊賞較無涉，而後三者，或亭、或池、或祠、或廟，總在山水之中，無論是遊觀或憩賞，都與今日對山水遊記的概念較接近，此為理由之一；其次是這三卷文章幾乎涵蓋了柳宗元山水遊記名作的大部分，因此，本文研究的範圍，以此三卷文章為主要觀察範圍。記體的撰寫，自有其體式規範，明代古文大家方苞曾說：散體文惟記難撰結。論辨
12、書疏有所言之事，志傳表狀則行誼顯然，惟記無質幹可立，徒具工築興作之程期，殿觀樓臺之位置，雷同鋪敘，使覽者厭倦，甚無謂也 引見同註4。清方苞著：方望溪先生全集（台北：商務印書館，1979年）。（方望溪先生全集卷六）這樣將記體的難寫，剖析透徹。可知即使是描寫亭臺樓閣，觀宇寺廟，都不如想像中的容易，光是記錄工築興作的程期，殿觀樓臺的位置，這樣的文章，都須避免雷同，講究鋪敘之功，其缺乏情趣，美感價值自然讓人懷疑。因此，要將記寫得好，名家則各出機杼，方苞分析比較韓愈、歐陽修、王安石、及柳宗元的作法，他說：故昌黎作記，多緣情事為波瀾；永叔、介甫則別求義理以寓襟抱。柳子厚惟記山水，刻雕眾形，能移人之情。（方
13、望溪先生全集卷六）比較之下，柳宗元的記的確是有其特色，而且是扣緊山水來敘寫，其中即使蘊含義理，闡明襟抱，也不是別而求之，而是整個與山水融為一體的。這樣的造詣，正是本文擬由無中生有的遊記結構探入，以說明上述融文采與意義於一爐的真諦。其中永州八記也在這三卷記體的範圍之內，此八記最是柳文名篇中的名篇，歷來為批評家所稱道。其寫景卓絕、文采煥發之處，篇篇皆是，前人賞析亦多著眼於此，基於略人所詳的原則，本文將不擬贅述這些寫景成就，而將重點擺在揭示此無中生有的遊記結構及其意義。因此，在舉例分析此遊記結構各部分的表現內容時，則盡可能以永州八記之外，其他永柳的山水遊記為主。在論文開展的順序上，先略述永柳山水遊記
14、的書寫背景，以明無中生有遊記結構成立之契機，其次再分析整個無中生有遊記結構的四個部分，並討論此結構與文以明道主張的相關性，最後論述此結構所展現的意義。二、 永柳山水遊記的書寫背景柳宗元於永貞元年(805)參與革新失敗後，初貶為劭州刺史，行至途中，又追貶為永州司馬。永州龍興寺西軒記題下自註：記作於到永之初，元和改元時，正是抵達永州不久之後所寫，這篇文章為其初抵貶謫地永州，因官舍敗壞，無處可居，暫時借住寺廟，而後寫其在此中的經驗和發現。而永州的破敗，也由此可窺一斑。永州，在今湖南省零陵縣，唐時屬江南西道，是中郡，但地域十分僻陋。所謂：此州地極三湘，俗參百越，左衽居椎髻之半。可墾乃石田之餘，曠牧守於
15、再秋。彌驕獷俗，代徵賦於三郡；重困疲人，分災本出於一時；積弊遂逾於十稔，撫安未易。知法出而姦生，子育誠難；懼力勞而功寡，夙夜憂切，不敢遑寧。 柳宗元集卷三十八，代韋永州謝上表，（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10月出版。本文所引柳文皆依此本，除註明卷次，不再另註。由上敘述可以看出，永州在唐代時的偏遠荒僻，完全是未開發的狀態，不僅四周多山，石多田少，蟲蛇遍布，滿目荒涼；加上經濟惡劣，而且彌驕獷俗，撫安不易。另在與李翰林建書中描述永州的地理位置和荒涼恐怖的情狀，文云：僕在蠻夷中，永州於楚為最南，狀與越相類。僕悶即出游，游復多恐，涉野則有蝮虺大蜂。仰空視地，寸步勞倦。近水即畏射工沙蝨，含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瘡痏。(卷三十)蝮虺、大蜂、射工、沙蝨，處處充滿危機，真有寸步難行之慨。如果對照前後期被貶的詩人來看，柳宗元處境與遭遇之惡劣，可以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加上謫居時間之久長，甚至死於貶所，正是深諳其苦的代表。從永貞元年被貶永州，在此一呆就是十年。接著，柳宗元在柳州又居五年，直至身死貶所，共計十五年。更不幸的是，柳宗元處境的惡劣，還包括所受到的政治壓力。與韓愈、元稹和白居易相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