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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論儒教官僚社會(據2010年4月某種“科學發展觀”論斷)中國新儒家書中認為：“中国的政治體制今後可能放棄马克思主义，向以儒教為基礎的體制方向前進。”“中国”中央党校亦有論斷同意：“中国共产党目前正為價值問題苦思冥想思考一直追求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什麼？今後中国需要追求的作為強國的普世價值（通向世界的普遍價值）是什麼？”現時“中国”正從由自己規定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走向“高級階段”，眾山寨頭領及其文奴經已開始使用“儒家社会主义”用語，亦即“中国”可以向國際社會展示最具“中国”化並且最普遍價值衹有“儒教”。“儒家社会主义”受到清華大學所謂“新左派”支持。“儒教”若然係意識形態，勢需先論斷
2、官僚階級與“有中国特色的”“君主政治”體制。在中國，掌握統治權力不是貴族階級或地主階級，而是在“君主”領導下專門負責掌握統治權力的官僚階級。這可能是中國君主社會與歐洲君主社會或中西文化較為突出的區別，也是中國社會結構之特殊所在。早前就有“官僚資產階級”概念：推翻君主統治後，在中國掌握國家權力不是一般資產階級。歐洲因為享有一定數量財產就有權力以投票方式參與決定國家大事，在中國從未真正發生過，資產階級也不敢有此奢望。相應在中國君主社會掌握國家權力也不是一般地主階級。歐洲因為享有一定數量土地就可與國王平起平坐分享國家權力，在中國從未發生過，地主階級更不敢有此奢望。與歐洲相比，中國社會多了一個階級，即
3、官僚階級。春秋戰國之前，中國政治體制是封建制基礎上的貴族世襲制；所謂諸侯世國、大夫世官、士之子恒為士、農之子恒為農。及後，在戰爭中擴大了領土領民範圍的諸侯首先廢除了封建采邑，設立了直接控制的郡縣，郡縣制突破了貴族世卿世祿世業的血緣限制，面向全社會選拔家臣，催生了職業官僚。從此，長期限制在社會底層的讀書人風雲際會、競相邁向上層貴族獨霸的政治舞臺。政治權力不再是由貴族階級依據血緣關係壟斷的權力，而開始成為社會各階級成員都能夠依據個人能力爭取的權力。這種變化在當時，是人類發展史上劃時代偉大社會進步，也成為中國封建社會長時期優於其他世界各國的發端。最初官制，可能是齊桓公的三選制，之後是辟除制與察舉制，
4、然後是九品中正制，最終發展成為科舉制。趨勢是基礎越廣泛，辦法越公平。科舉制選舉官吏範圍是全社會各階層而不是貴族一個階級，選舉標準是文化水準而不是血緣關係。在政治進步範圍內比較，科舉制開放而非封閉、流動而非靜止、平等而非壟斷，先進明顯高於世襲制。科舉制追求“天下英雄盡入我彀中”，是世襲制不可比擬的政治胸懷，在集中各階層精英同時，也就有可能程度不同地代表各階層政治要求。由於科舉制比世襲制先進，官僚政治比貴族政治先進，因此中國君主制度比一般君主制度先進。於是，中國傳承了輝煌的古代文明。但官僚以做官為謀生之道，衍生出影響深遠的一系列內在缺陷：一、誰任命自己當官，就在誰面前低三下四。兩千年以降，有農民起
5、義、軍官政變、皇族篡位，沒有官僚造反；二、為能獲取各種政治主張雇傭，必須能夠適應各種政治主張；三、為了謀生，必須一直當官、世世代代當官；四、如同農夫會努力擴大耕地產出一樣，官吏也會努力擴大做官產出。這些內在缺陷，決定了官僚集團努力成為一個階級的發展趨勢。經濟上不獨立，政治上就不可能獨立；“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孟子頗為直白這個基本事實。官僚集團階級化過程，就是壟斷權力、兼併土地的過程。隨著權力和土地逐步集中，每一批做官的窮人或窮人後代都迅速成為特殊富人，自然成為一個特殊階級。此時，科舉制名存實亡，徹底喪失了開放和流動；土地制度與賦役制度混亂不堪，中小地主與自耕農大量破產，納稅耕地急劇減少，
6、君主國家在政治上孤立到極點、經濟上貧困到極點。一有風吹草動，立刻土崩瓦解。歷代王朝興衰，大都是這個版本。歷代官僚集團形成時候，既不能說是官僚，更不能說是一個階級。其構成大概可分為三類：帶頭造反的革命者，跟著造反的莊稼漢，因科舉而得官的讀書人。他們救民於水火，身為社會各階層代表，會很自然地將各階層願望帶進廟堂，政策因此而得民心、合民意。所以，歷代王朝初期都是一派興旺景象。官僚集團官僚化過程，微觀，是官僚成員個人脫離群眾的過程；宏觀，是官僚集團脫離其他各階層的過程。從微觀到宏觀，都是從救民於水火到再陷民於水火的過程。專職官僚群體以運行權力、服務君主、治理社會為職業，是不同於一般經濟階層的政治階層。
7、官僚集團是唯一能夠憑藉政治權力佔有土地的群體，他們在政治關係和經濟關係中所處位置與任何階層都不相同。從秦漢到明清直至北洋政府，官僚都會成為地主，大官僚成為大地主，中小官吏成為中小地主。由於社會結構中具備了條件，任何官僚集團，縱使朱元璋一般基層官僚集團，也會迅速發展成為官僚階級。官僚階級大致可分為五個階層：君主、皇室成員、外戚所構成皇族；功臣勳舊；在職官員；在鄉士紳；幕僚與小吏。讀書人如無功名在身，即為必須全額承擔賦役的農民，不能算作官僚階級成員。真正決定社會地位者從未源於讀書成就，而是權力。所謂“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衹是表像，本質卻是“萬般皆下品，惟有權力高”。中國大陸儒教宗法制度社會，統
8、治階級成員為大大小小的官僚，因為享有各式權力而佔有土地或資產及資源，成為官僚地主階級或官僚資產階級，反之又遏制了一般地主階級與自耕農發展、遏制了一般資產階級與工商業者發展。在中國，決定階級結構不是經濟關係而是權力；而官僚為特殊階級，則導致君主社會成為官民對立二元社會。譬如後人將官僚地主與軍功地主認為新興地主階級，但當事人從未認為自己同那些開田而耕或因商致富的地主是同類。他們從一開始就將自己確定為官戶，在戶籍分類中與皇族一起列為“貴”類，唐名之為衣冠戶、宋名之為形勢戶，明名之為勢家。那些開田而耕或因商致富者都屬於民戶，歸於“良”類；相對於官地主，習慣稱之為土地主。君主社會，在所有方面都以權力分割
9、為官與民兩部分。例如服飾，也明確分為官民兩類。無論多大地主，如果沒有功名在身，就衹能穿布衣白袍。由於官民之間巨大差別，做官自古就是第一就業選擇。對此，明末學者侯朝宗深刻而又簡明議論：“明之百姓，稅加之，兵加之，刑加之，役加之，水旱災祲加之，官吏之食漁加之，豪強之吞併加之，是百姓一而所以加之者七也。於是百姓之富者爭出金錢而入學校，百姓之狤者爭營巢窟而充胥吏。”生員與胥吏所享有僅僅是官僚特權末梢的特權，高官大僚或不屑一顧，卻是平民百姓一生甚至幾代人不懈追求。一旦小有成功，必是合族彈冠相慶，並諄諄告誡子孫後代承先啟後、繼往開來、努力做大官。官民之間差別太大，使得黎民既仇官又希望做官。希望做官所為享有
10、特權，享有特權就需要保持特權，保持特權就必須不斷使特權披上新“合法”外衣。官僚特權與時俱進，仇官心理也與時俱進。二者互相促進、共同成長、長盛不衰。官民社會中權力兩極分化，一切權力歸官僚，其餘各階級、階層毫無政治權力，權力結構嚴重失衡。官僚階級類似生物鏈上沒有對手的物種，在多數情況下表現為公權力無限制；無限制的公權力又將厚重的官僚風氣彌漫到全社會，使得所有人、包括多數官僚集團成員都會受到籠罩。君主政治全部希望都在於明君清官。一旦沒有明君清官，一旦不能從嚴治吏，政治生命其實就已經終結。明君清官最少表面上站在平民百姓一邊、以無權無勢弱勢群體代表為民做主，從而使得權力結構形成特殊平衡，社會也就形成特殊
11、穩定。所謂特殊，指不改變權力結構就不可能真正穩定，就必須始終保持從嚴治吏高壓態勢，必須堅持從嚴治吏，必須持之以恆地以百姓歡迎的各種名堂不斷整治各級官僚。從嚴治吏一日或缺，失衡的權力結構就會立刻表現為官吏恣意妄為。君主政治全部問題都可壓縮為吏治問題。但中國，無論是從嚴治吏，還是造反，卻都沒有能解決官僚問題。從嚴治吏就是一個個殺、陸續殺；較為突出是朱元璋。造反就是一批批殺、集中殺；歷代農民起義大都如此。但是，殺一個必須換上一個，所能夠實現僅僅是以明天的官僚換今天的官僚；殺一批必須換上一批，所能夠實現僅僅是以明天的官僚集團換今天的官僚集團。新一個、新一批上去總會好一些，但很快就會成為老樣子。兩千年來
12、，中國不間斷地以各種手段、各種說辭從嚴治吏或造反，都沒有能解決官僚問題。如何有效解決官僚問題？與“西方民主”不適合“中国”一樣，仍是重大考驗。可以肯定，“儒家社会主义”不但不能解決問題，恰恰相反，它是中國二千多年以降君王政治的翻版。“儒家社会主义”，是古典儒家學說與現代官僚權貴結盟而產生的畸形胚胎，由此產生所謂新“儒教”罷了。“儒家社会主义”實質，是延續中國古代“朕即天下”單數君王統治，僅僅是在“民主集中”幌子下，由單數君王統治改為由現代複數寡頭政治而已。所以，“儒家社会主义”，實際上就是變種的“君主政治”體制。為甚現在所謂“西方民主不適合中国”幾乎成為“中国”主流聲音？因為中國封建官僚結構根深蒂固，官民對權力的崇拜超過對人的價值尊崇。如今，所謂“儒家社会主义”，表面上尊崇中國“儒家”傳統文化，實際上還是弘揚“儒教”在中國千年早已腐朽不堪的封建特色“政教合一”體制。如果中國人一日不擺脫封建官權桎梏，則一日不可能有“科學發展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