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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二、社会权威体系的散落 “社会权威体系”具有多种含义， 参阅：邓肯米切尔新社会学词典上海译文1987年版，第21-25页。 它即是社会学概念又是政治学概念，我们则是在政治文化角度上使用这一概念。概括地说，社会权威体系是由政治权力形态和价值信仰中心两部分内容组成。表层上，它意味着权力辐射的完整体制，是指相对集中、统一的管理模式及其统属关系；内层里，它又体现为公众共同认可、普遍遵从的“价值和信仰中心”，维系着社会关系的深层结构，使个体意志自觉地融会于有机的群体认同之中。 参阅：希尔斯中心与边缘：宏观社会学论文集，芝加哥，1975年版，第1章。 因而，任何正常运转的社会有共同体都必须具备的社会权威体
2、系，反之，社会权威体系的散落则标志着旧有社会结构组合的畸形乃至整体社会政治系统的解体。 如前所述，世纪之初的中国正处于两个矛盾十字架的民族困惑之中，因而必然内在地暗示着社会结构处于某种非正常的更替与重组状态，社会权威体系开始散落。 中国社会是建立在农耕基础之上的血缘宗法体系。 这结构以“家庭家族一国家”三级为外在的形式，最终建构成为金字塔式的专制皇权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权威体系。连结与维系各层关系的纽带则是以人伦价值为中心带的忠、孝、节、义、礼等等道德范畴。“以父权家长制为家庭的基础，实行家对国，国对天子，一层对层负责的分封等级制。确认家长对妻子儿女的统治权威，正是为巩固君权的绝对权威。大宗率小宗
3、，小宗率群弟，家长统全家，诸候统全国，共同为至高无尚的天子服务，从而形成一个众星捧月式的家天下的牢固统治”。 史凤仪中国古代婚姻与家庭，湖南人民1987年版，第11页。 经由世袭分封机制，从“家”到“族”再到“国”直至“天下”，构成了一整套逐渐外推的波纹体系。概括地说，可以称之为：家庭社会化、社会国家化、国家伦理化、伦理宗教化这样四层演进、封闭循环的社会政治模式。 显然，“个体的人”（person）或“大写的人”（Man）在这个社会政治模式中没有独立的政治身份（individualism），只有经过“礼”的陶冶，自觉地否定自我，内化为“群”中的一个因素，纳入整体的波纹体系，才能间接、潜在地显示
4、自我。由于这一原因，作为整体社会的“群”，就需要一个超越“群”本身、但却又是具体而现实的外在力量，以此实现社会的凝聚与整合。这种外在力量的代表和象征，就文化而言体现为“祖先”和“圣人”，在政治上则表现为世袭的皇权。 参阅：拙文中国传统文化中崇“圣”现象的政治符号分析，政治学报（台北），第三十六期，（2004年6月）。 可见，个体的人首先被群体的人所否定，而后，群体的人又再一次被“圣”和王权的人所否定。经过这一辩证否定，具有明确“自我”和鲜明独立性的“人”没有了，取而代之的人变成了血统、权力和世俗神祗的象征。以“修身”、“齐家”为起点，以“治国”、“平天下”为终点，无论文化观念还是政治结构，都显
5、示了“群”之实现与“人”之沉沦的悖论，从而反映了中国社会人伦政治与权威体系的重要特征。在传统中国，由于社会价值以身份、等级作为评价标准，因此所谓“政治价值”与个人的“群体身分”不能分割。从宏观上讲，政治甚至成为衡定价值的主要标准。如果说，在传统中国人的观念中，权威感主要体现为通过“父权王权”机制寻求秩序的信念，那么，权威体系的散落的最初形态就意味着这种信念的动摇。 思想批判通常是政治变革的先导。康有为最早将圣帝明君与“布衣黔首”联系在起。这种暗喻性批判虽然只是“微引其绪，未敢昌言”，确实蒙胧、含混，如梁启超所说，他“言实施政策，则注重君权”，但也不能不说“中国倡民权者，以先生为首”。南海康先生
6、传，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 例如，康有为在解释“王”字时，就体现了明显的新权威意识： “何谓之王?一画贯三才谓之王，天下归往渭之王。天下不归往，民皆散而去，谓之匹夫。以势力把持其民谓之霸。残贼民者渭之民贼。夫王不王，专视民之聚散向背名之，非谓其黄屋左纛、威权无上也”。孔子改制考，卷八，第195页。按现代新儒家的解释，康氏此论并非所谓“新权威”观，而这只是对附势俗儒的更正和对原儒思想的正确阐发。 这种对传统权威的重新解释，已暴露了清王权政治信仰危机的端倪。1900年“庚子之役”失败后，逃亡日本的梁启超又大进一步，嘲讽清政为“大清十一代之罪人”，进而在新民说中激愤地呐喊：“必取数千年横暴混浊之政体，破
7、坏而齑粉之，使数千年如虎如狼如蝗如蝻如蛆之官吏，失其社鼠域狐之凭借，然后能涤荡肠胃以上于进步之途也；必取数千年腐败柔媚之学说，廓清而辞辟之，使数百万如蠹如鱼如鹦鹉如水母如畜犬之学子，毋得摇笔弄舌，舞文嚼字，为民贼之后援，然后能一新耳目，以行进步之实也”。梁启超选集第244页。 这里，梁启超的慧眼与敏感不在于抨击的深度与言辞的激烈，而在于将政治(官吏)与文化(学子)联系在起了。从权威意识的角度看，这是对旧有秩序之结构性颠覆和否定。稍微其后，革命派的批判更为猛烈，章太炎干脆直呼皇帝为“载恬小丑，未辩菽麦”。 邹容的锋芒更为直接，也更为犀利： “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使
8、中国大陆成干净土，黄帝子孙皆华盛顿，则有起死回生，还魂于魄，出十八层地狱，升三十三层天堂，郁郁勃勃，莽莽苍苍，至尊至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革命军，邹容集。 以上这种崭新的政治信仰与价值取向，在其他思想家、革命家诸如谭嗣同、孙中山、陈天华等等的著述中俯首皆拾。这种信仰危机的前奏，直接导致了辛亥年间政治批判和暴力革命的成功。 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标志着王权体系在制度上的崩溃，但严格地说，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的旧有权威意识同时被彻底根除。一方面，政治表层的王权金字塔顷刻瓦解，另一方面，它也在人们早已习惯了的政治心理范围，留下了空寂的失落空间。
9、在“秩序渐见凌乱”的社会现实面前，人们感到恐惧、惊慌、六神无主，他们需要“精神的家园”。当时有人写道：“中国人心理重偶像，军人尤其重视军阶地位，倘不以一有名望的人出来号召，则不易成功”。 扬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72页。 或许正是由于精神深层结构中的权威意识并未改变，因而革命成功以后，革命派内部在思想上一片混乱，有的主张依中国固有宗法道德“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持无政府观者，则曰“权为天下之罪恶，为政权而延长战争，更无可以自恕”；而那些试图模仿日本倒幕维新的人则认为“武装革命之时期已过，当注重全力以争国会与宪法，既为巩固共和，实现民治之正轨”。 参阅：张分田、萧延中中华
10、文化通志学术典政治学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七章。 历史就是这样的矛盾，本身承受着权威失落感的困惑，却反而觉察困惑的根本其实正来自于自己，当然更谈不上去反思这种失落感的文化背景和理论原因了。所以，愈是亟需什么反而忘却什么，愈是重要的东西愈容易淡化为无意识，愈是接近“自我”表层的现象也就愈熟视无睹。“只缘身在此山中”，或许这也是人类“心理-精神”状态的一种悲剧!？ 众所周知，新权威、新秩序的化身由袁世凯获取了，在做了两个多月的皇帝梦以后，他在讨伐复辟的唾骂声小郁闷而亡。紧跟着12天的辨子军张勋“逊清皇帝”，也是怎样出现又怎样灭亡了。旧有的权威与秩序毕竟是散落了。当然，散落并不意味着消
11、失。自此以后，王权主义变换了形式，由军阀割据，各自称王所取代。直、皖，奉、湘、川、桂，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在片嘈杂的混乱与私争之中，我们看到“大一统”变成了“多元化”，权威失落感的弥补途径恰恰以蚕食王权剩羹和抢夺破损价值的方式实现着，而旧有政治文化体系丝毫未动。这时，虽然没有一个全国性的政治权威中心，但却同时出现了几个军阀政府，从南到北，概如是。就所谓自居正统中央政府而言，内阁频繁更迭，“走马灯”的频率和速度在世界政治史上也实为罕见。据统计，1916年至1920年间，内阁改组共有9次，其最长的14个月，最短的只有7天。此期间，国家首脑共有4届，最长的不足4年，最短的仅11个月。而地方军阀政府却
12、相对来说则比较稳定。例如在此期间，奉天(张作霖)、直隶(曹锟)、河南(赵倜)、山西(阎锡山)、陕西(陈树潘)、甘肃(张广建)、福建(李厚基)、贵州(刘显世)、云南（唐继尧）、湖北(王占光)、热河(姜桂题)、广西(谭浩明)等等都基本未动。这种上虚下实的政治结构，说明中国政治的权威体系，已由长期的王权体制被短暂的地方割据所替代。或许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地方军阀所依持的政治势力，完全建构在原有宗法、血缘的旧模式之上，无一脱离裙带关系网络或亲朋关系网络。据华裔美国学者齐锡生研究，军阀系统中的“伦次”关系，基本限制在父子、兄弟、师生、同乡、姻亲、恩人、结义、同学等范围内。按照军事组织的层次，越往上层血缘越
13、密，而首席军事长官俨然成为“小皇帝”或“土皇帝”。 齐锡生根据Krech , Crutchfield 和 Ballaehey 的“星形社会关系”模型，归纳出皖系、直系和奉系三种政治组织关系图，认为其中任何一个关系网络，都呈现出明显的权力强度从血缘到地缘逐渐外推的波浪式结构，换言之，越接近血缘关系，权力越大，反之，权力了越小。（参阅：齐锡生：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杨云若、萧延中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6-69页。）在我们看来，军阀政治的权力结构关系，更像是以上中国传统之“九族五服”宗法血统政治的复制品。 与这种政治家族化、军事社会化的情况相适应，在文化观念方面，
14、权威信念则呈现出捍守旧传统的明显趋势。袁世凯下令尊孔读经，“中华立国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惟此孔子之道亘古常新，与天无极”。就是以“文将军”素称的吴佩孚也以“内圣为本、外王为用”，“忠孝为体，顺逆为用”为治国治军之法。他的一部题名为循分新书的治军著作，宣称秩序为“分”，而每个人都要在大秩序中安于固有的位置，因而叫做“本分”。正如陈志让所评价的那样：“民国成立以后，君废除了，这就是吴佩孚所说的民国成立首废礼教。君没有了，忠君就只好变成忠于长官。这样才能上下有序，那个序是旧秩序。没有序，人就变成衣冠而牛马。如果长官不正，也不能劝他正，就只好模模糊糊地忠于正义，忠于职守，忠于心”。 陈
15、志让：军绅政权，？出版社，？年版，第145页。 此外，张作霖“钦”定礼制，段其瑞撰著内感篇，张宗昌重印十三经并作序弘扬，。“土皇帝”们无例外地都是复古主义的顽愚。其实并不足怪，这种靠武力抢来的和逼来的“权威”地位，自然要重建权威理念，以此安顿恐惧的灵魂，稳固自己的政权。 在西方，“上帝死了”以后曾在社会价值领域引起发了巨大的波动；在中国，“皇帝没了”以后人们也面临着新权威和新秩序的选择。如上所述，王权政治在形式上没有了，社会权威体系一下子散落下来，但这并没有导致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现代化，而曾经作为公共权威符号的王权，被以分散化的形式变态而畸形地延续着。古老衰危的中华大地，需要盈盈青春的风袭与洗礼。于是新青年就慷慨地诞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