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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选自日本外交学者2012年7月5日刊安东尼芬森（Anthony Fensom）刘 俊/译奥林巴斯丑闻能否促使日本公司改革？“近几个月以来，日本企业因为重大丑闻的泛滥而动荡不已。”安东尼芬森（Anthony Fensom）如是写道。这足以引起具有深远影响力的改革吗？奥林巴斯丑闻或许是因为迈克尔伍德福德（Michael Woodford）这位外国告密者才得以公之于众，但在这起丑闻和其他丑闻相继浮出水面，改革呼声日益高涨的今天，日本企业是否终于准备好接受改革了呢？伍德福德被赶下总裁宝座之后曝光的奥林巴斯17亿美元财务欺诈案，大王造纸（Daio Paper）的1.4亿美元非法借贷丑闻以及AIJ投资顾问
2、公司的20亿美元养老金欺诈案，为活动家们造就了大量可以用来攻击的素材。同样的，在所谓的“核能村”中，企业和监管者互相勾结的文化也引燃了人们对能源政策的激烈争论，同时表明能源政策需要更高的透明度。分析人士指出，考虑到股票市场低估给政府和企业养老金所带来的风险，财政赤字的日益增长使得改革愈发迫在眉睫。比日本国内股东更愿意展现实力的外国股东也让改革的诉求更加声势浩大。然而，接受日本外交家杂志（The Diplomat）调查的人认为，由于日本主要商业游说组织对改革的强烈抵制以及东京证交所含混而矛盾的反应，执政的日本民主党所制定的下年度改革计划无异于隔靴搔痒。各种改革措施中，较为值得关注的包括要求大型公
3、司至少指定一名外部董事的规定，以及其他旨在加强股东权利的新规定。大多数观察家都能看到，自从2006年新公司法施行以来，虽然日本的公司治理水平已经有所提升，但仍然落后于亚洲的竞争对手。“外国投资者可能会因为这种不透明的公司治理体系而不在日本进行投资。”日本企业律师庄岛高尾（Takao Shojima）警告说。“东京证交所曾经贵为全球三大交易中心之一，而如今香港和新加坡的交易中心地位都在不断提升，东京与它们之间的差别之一就是公司治理。”日本上市公司之间交叉持股比例的下降以及随之而来的外国股东持股比例的上升，被认为是一股推动改革的力量。股票经纪公司野村控股（Nomura Holding）称，2011
4、年三月底，日本交叉持股比例降到了创纪录的低点，仅占公开发行总股本的11.1%这也是1991年这项调查开始以来的最低点。同样，东京证交所数据显示，外国投资者持有日本股票的比例达到26.7%，已经超过了日本112万个人投资者所持有的20.3%。不过在奥林巴斯前总裁伍德福德看来，日本交叉持股比例的下降也不可能太快。在2012年三月初的一次采访中，他将这一体系描述为“沆瀣一气的机构股东为自己搭建的安乐窝”。“对于日本来讲，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交叉持股。因为其潜规则就是股东既不提出批评，也不出售所持的股份。”他说道。“这对于日本的危害还在于它意味着各大公司的董事会只懂尸位素餐，而且如果没有成员死亡或者退休
5、就无法更换新鲜血液。在日本国内不存在敌意收购，因此也就不存在创造性的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这位拥有30年日产照相机及内视镜制造行业经验的英国人在欧洲公司演绎了一段成功的职业生涯之后，成为了奥林巴斯公司任命的首位非日本籍总裁。不过，为了“造成股东价值损失逾15亿美元”的海外并购支付一事，伍德福德要求时任董事长的菊川刚（Tsuyoshi Kikukawa）和另一位管理人员引咎辞职，此后他就遭到了解雇。这起丑闻被华尔街日报描述为“日本企业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瞒报损失案”，这起“土桥”瞒报（日语tobashi，即资产负债表外融资）丑闻让奥林巴斯的市场价值蒸发了数十亿美
6、元，并导致菊川刚和其他几位高管遭到逮捕，同时整个公司董事会也遭到解散。虽然伍德福德有包括东南资产管理公司（Southeastern Asset Management）等外国股东的强力支持，但未能得到日本机构投资者的拥护，他放弃了在董事会赢回席位的竞选努力。5月时，他向在英国注册的公司提出了对不公平解雇的索赔要求，据称金额大约1000万英镑。他的经历使得人们对外国高管在推动日本变革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展开了争论，而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则是日产汽车（Nissan Motors）的巴西籍总裁卡洛斯戈恩（Carlos Ghosn）。“你们认为在我出事以后，还会有许多外国高管排着队去日本（任职）吗？我想也没有多
7、少人能有这样的机会，因为很多日本公司会说，都是因为引进了外国人才会发生这种事。”伍德福德说。“勾结人人有份”大王造纸时任董事长利用公司借款来偿还个人赌债而遭解雇的丑闻，还有伍德福德的传奇经历，都加剧了人们对日本公司治理不当和公司内部人士关系盘根错节、普遍缺乏信息披露等问题的担忧。然而，尽管日本企业已经迫于国内市场萎缩，国际竞争加剧等压力增加了董事会成员的多样性和“全球性”（globalize），但对于奥林巴斯案是否表明日本公司体系存在系统失效这一问题，人们依然未置可否。“这并不是说所有日本公司的公司治理都有问题。但外国投资者的观点也是可以理解的，改革确实是有必要的。”庄岛律师如此说道。长期定居
8、日本的公司高管乔治奥尔科特（George Olcott）对此说法表示同意。他说，大部分日本商人对奥林巴斯丑闻都感到很震惊。“我认为这只是个别事件。我跟日本商界领袖谈论此事时，他们都一边摇头一边说，这些人究竟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们不仅对于该公司的运作大摇其头，而且对于在形势非常严峻的时候立即解雇伍德福德的做法也很不认可。”奥尔科特说道，他同时也是剑桥大学Judge商学院（Judge Business School）的一员。“大部分日本人都认为这是非常过分的行为，但我并不认为这是日本公司治理出现系统性问题的信号。”作为两家日本公司制造商板硝子株式会社（Nippon Sheet Glass）以及
9、NKSJ保险公司的独立董事，奥尔科特认为日本企业已经越来越能积极响应其股东的观点，尽管通常都是响应那些叫得最凶的外国股东。“我觉得可悲的是，在日本高管心中，股东指的仅仅是外国股东。在日本的报纸上，有关奥林巴斯的事情往往写的是外国股东认为如何如何但实际上应该写的是所有股东的看法，而不仅仅是外国股东的看法。”他说道。“日本机构投资者普遍比较消极确实是件很可悲的事，我希望他们能对那些自己持股的公司多投入一些兴趣。公司的管理并不应该全部扔给外国人。”不过公司治理方面的专家，一桥大学（Hitotsubashi University）的克里斯蒂娜阿曼加（Christina Ahmadjian）认为，奥林巴
10、斯案反映出的是日本公司的通病。“这些高管是由他们的前任所任命的。他们会不惜一切去掩盖前辈的错误，勾结人人有份，而且他们还觉得自己是在保护公司，保护前辈。”她说。“他们对股东或其他任何人都没有责任感，而且这种情况十分普遍。”阿曼加曾经在日本公司治理研究所（JCGR）担任主管。为了提高公司治理水平，这家机构每年都要对东京证交所第一板块的上市公司进行公司治理实绩调查。在2011年度的调查中，索尼（Sony）、东芝（Toshiba）和TDK位列三甲。治理水平越高的公司“外国股东所占的股份往往越多。”“至少按我们的标准来说，治理较好的那些公司往往拥有真正的独立董事，善于与股东和其他权益人进行沟通，并且执
11、行层和监督层做到了严格分离。它们的总裁和整个公司也作出了致力于良好治理的坚定承诺”她说。尽管公司治理和业绩之间的关系一直存在争议，但最近野村证券的一份研究显示，公司治理水平较高对于投资者来说是有好处的。在日本经济新闻4月9日的一份报告中，券商研究员西山英彦（Kengo Nishiyama）发现，外国投资者持股超过30%的公司股权收益率（ROE）超过平均水平，达到8.5%，而机构投资者持股至少40%的公司的平均股权收益率则达到8.8%。野村证券还发现，那些股权收益率超过10%的公司以及拥有外部董事的公司都公布它们的市场价值有超过平均水平的利得。金融日报（the financial daily）援
12、引K证券公司河合辰宪（Tatsunori Kawai）的话写道：“大王造纸和奥林巴斯的丑闻曝光之后，散户投资者已经开始回避所有者自行经营的公司以及最高层管理者长期在位的公司。” 改革驱动力受阻然而，奥林巴斯丑闻所带来的改革驱动力已经迅速消散，日本民主党加强公司治理的举措面临着来自商业集团的强烈反对。虽然公司法修正案有望在2013年出台，但考虑到已经四面楚歌的执政党面临着更重大的政治问题，发生重大变革的可能性也就很低了。日本民主党推行了多项改革，其中包括了上市公司必须任命外部董事的规定。司法部的一个专家小组也建议实行外部董事制度，但并未明确是否应该强制执行。其他的提议还包括加强审计监督，允许股东
13、对子公司和母公司提起多重诉讼，还有一些针对私募的举措。虽然近半数东京证交所上市公司已经有外部董事参与董事会会议，但外部董事占多数的公司仅有40家，其中包括日立（Hitachi），豪雅（Hoya）和索尼，还有现在的奥林巴斯。同时，鉴于对上市公司任命的董事来自其集团公司、“主银行”（main banks）或其他合作公司的批评声不断，东京证交所也敦促上市公司披露其外部董事独立性的相关信息。东京证交所现行规定仅仅要求设至少一位独立董事或审计员。不过据日本经济新闻称，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Keidanren）、日本企业经理人协会（JACE）和日本商工会议所（the Japan Chamber of Com
14、merce and Industry）全都已经开始游说，反对此项改革提案。引述一位日本企业经理人协会的官员的话说：“如果将几匹害群之马的行为视作普遍行为，从而实施严格管制，那么日本经济将会丧失其国际竞争力。”另有一个批评意见认为，强制要求聘用外部董事的做法会损害管理的自治性，同时不利于“终生制”雇员争取在董事会获得席位的积极性。“外部董事在美国很常见，但在日本就没那么多了。而且日本企业认为，要甄选出优秀的外部董事人选并非易事。”庄岛律师说。“员工也会认为，因为雇佣了外来人，所以即便他们为公司工作得再努力，也不可能成为董事。”然而奥林巴斯前董事会的外部董事们并未能对伍德福德施以援手，正是此人称公
15、司“需要一个外部董事占多数的董事会，且需要做到真正的独立。”奥尔科特将在董事会中设立单一外部董事的做法评价为“几乎毫无用处”。“在董事会中作为唯一的非执行董事，其处境可谓举步维艰。与更加平衡的董事会相比，此时你发问的能力和执行的意愿都要低得多。”他说，尽管受到全球化的推动，但日本公司中外国董事的数量在过去十年中几乎没有增长。2011年，大约41000名董事中仅有247名外国董事“这一数字相比西方国家简直少得可怜。”日立董事长河村隆（Takashi Kawamura）最近在首次任命非日本籍董事时告诉日本经济新闻：“成员拥有不同背景的董事会比成员紧密联系的董事会更有可能洞察存在的问题。”日本公司治
16、理研究所的阿曼加认为，追求良好治理的公司有动力去任命外部董事，同时也有动力去拓宽可用人才库。“当日本公司声称公司外部没有足够多的独立董事人选时，我认为这不能成为借口，因为我们身边就有很多已退休的高管人员，只是女性还不够多。对这里的女性来说，要同时兼顾家庭和工作确实很难，对此目前做的也还不够。”她说。非盈利机构日本董事会成员培训机构（BDTI）的董事代表尼古拉斯贝奈斯（Nicholas Benes）一直是独立董事制度以及更高治理标准的提倡者。“如果东京证交所要求公司披露董事培训的相关政策，这一举措产生的影响力将是最大的。大约85%的日本董事会是由内部董事组成的，而这些董事通常最需要进行培训。”他说道。“我们大可以搭建好所有的法律框架，但如果那些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