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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胡晓明-读经的新意义2004年10月25日 17:29主持人：“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里是大红鹰世纪大讲堂，我是王鲁湘，大家好！（掌声）主持人：在上一个星期的世纪大讲堂，郭齐家教授讲了“少儿读经与中国的文化传承”之间的关系，他大声疾呼,在我们中华文明复兴的过程中间，一定要让我们的后一代重新“读经”，重新熟悉我们祖祖辈辈习以为常甚至作为命脉的那些“经典”。那么郭教授的这样一种呼吁，其实并不只是他一个人的一种忧虑，而且可以说代表很多很多人心里头的一种忧思，因此恢复国学，包括在学校里头恢复国学教育，也开始有人一直在实践。九十年代的时候，北京大学就有过国学班。那么2002年的时候，武汉大
2、学也开了第一届国学班。今年的四月在我们北京，就有一群家长牵着他们少不更事的幼儿进了国学班，在那里读“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但是一边读这些经，一边孩子们说：妈妈我要撒尿，爸爸我要回家。然后把家长们都乐翻了天。面对这样一种情况，现在媒体也在讨论，就是国学到底能不能弥补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在“五四”以来已经形成的这一种缺失和这样一种缝隙。那么拯救国学，能不能够拯救中华文明。所有这些问题，好像看下来已经有点太大，但是它的的确确变成我们今天必须要正视的一个问题，一个文化的问题。今天我们请到了华东师范大学的胡晓明教授，他要发表自己的看法，他今天给我们讲演的题目是“读经的新意义”，让我们掌声欢迎他
3、！胡晓明简历 胡晓明，1955年8月出生，四川成都人，师从著名文艺理论家王元化教授。1990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获文学博士。现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秘书长。研究方向：中国文学思想研究以及现代诗学和学术史的研究。主要专著：中国诗学之精神；万川之月：中国山水诗的心灵境界；灵根与情种：先秦文学思想研究等。主要论文：论陈寅恪古典今事的解诗方法 ；陈寅恪与钱钟书：一个隐含的诗学范式之争；关于柳如是别传的撰述主旨与思想寓意；存在感受与学术境界：陈寅恪学术性格及其学术思想史意义等数十篇。主持人：胡教授过去的一些论文和专著，其实
4、我也拜读过不少。因为我觉得胡教授对于中国文化的诗心，就是我们在中国传统文明中间，一直贯穿下了一种用诗意的态度对待人生，对待社会的这样一种东西。他有很多很独特的一些研究，我想就是，您个人从小就喜欢诗吗？胡晓明：对，大概是，原来在很小的时候就读过一些古诗，唐诗。主持人：那您小时候，还没有上小学之前，你家庭有没有那种环境，就是你的父母或者别的家长，有没有逼你去背过什么千家诗，或者读没有读过论语和大学这些东西。胡晓明：我们这一代人大概都没有，这套蒙学的传统都已经失去了，对中国古代传统的蒙学传统。所以我们基本上是就像一个摇滚歌手说的那个话一样的，“红旗下的蛋。”所以，就基本上没有这个传统的教育。但是呢，
5、我比较有幸的是，我的外祖母是一个国文教师，她就会告诉我中国的经典当中的一些很重要的话。比方说我记得印象很深的，我那时候很小，十岁左右，她就会告诉我就是说论语当中说的，就是“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这样一个话。那时候我听了这些，我觉得非常简单，但是它含义很深。像我自己的生活经历来说，我就觉得很受用，对这样的经典的话很受用。主持人：因为你主要接触的是中国文学，特别是对唐诗的研究很多，是吧？如果按广义的角度来说的话，像唐诗这样的东西，能不能成为我们讲国学中间，也叫做是一种“经典”呢？胡晓明：对，应该说广义的“读经”的话，应该把这些东西包括在内。应该说包括了在“四书五经”之外的一些重要的
6、思想家的著作，像老子的道德经，庄子以及唐诗、宋词这些重要的中国国学的“经典”，这都是我们今天的“经典”。主持人：我注意到就是您从文学的，古典文学的研究，后来慢慢地就是更多地关注一些文化的一些大的话题。比如说对于国学的这样一种讨论，甚至包括于像马加爵的这个事件。胡晓明：好像是我讲一个观点，就是马加爵从小到大的语文成绩一直不好，这个是他的成长当中一个缺憾，一个缺陷。主持人：就是人文教育。胡晓明：人文教育。主持人：语文成绩不好，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人文教育方面不够。胡晓明：对对，作文一直不好，他从小都写不好作文，但是数字思维非常好，我发现这样一个很值得去思想的问题以后，很多学教育的人觉得确实是我们的语文
7、教育失去了传统的国文教育所担当的一些重要的意义。主持人：就专门的变成了一个胡晓明：工具化了。主持人：工具化了，以识字为主了。胡晓明：对，工具化了，应试教育。主持人：应试教育，对。好，那么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胡晓明教授给我们讲演，他讲演的题目是“读经的新意义”。（掌声）胡晓明：同学们好，就是这样一个题目，实际上一直是，刚才鲁湘先生也提到了就是我关心的，从中文系的角度来关心的一个题目。实际上中文系也好，在旧的传统当中的中文系，不是仅仅是一个纯文学的一个训练、一个教育。它包含着中国的、所谓的，经、史、子、集都在中文系的范围当中。所以“经”学的内容呢，在大陆上应该是放到中文系，而不是放到哲学系。
8、由于我们的教育体制比较多地学苏联的，所以纯文学的这种趋向比较厉害，所以“经学”在中文系已经失传了。那么我今天讲了一个简单的观点就是说“关于读经的新意义”，新在什么地方呢？我有两个结论。第一条，“读经”是对我们当今的时代的一个回应。这是我的一个结论。第二个结论是“读经”是对现代价值的一个和解。那么在讲这两个观点之前，我就想把关于什么是“经”，跟一般的教科书不太相同的观点，我就要做一点简单的澄清。 “经”是什么？有两个老先生，这两个老先生都是我们经学当中非常重要的老先生，一个叫章学诚先生，一个叫章太炎先生。清代的章学诚先生说“六经皆史，”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今天看来对的，但是不完全对。为什
9、么呢？“六经皆史”的一个，在思想史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他把“经”下降成为一种史实。实际上“经”不是价值中立的，“经”是中国文化的主体。那么另外一个章先生，就是章太炎先生，他对“经”有一个说法，他说“经”是什么呢？“经”无非就是一根绳子。最早的古书是竹简，怎么样把竹简连在一起，不是散乱的？因为古代的那些书生都要把它背在背上，就有一根绳子把它捆起来。久而久之呢，这个就变成了“经”，一捆一捆的书。这个话对不对呢？当然从书籍的历史来说，最早的“经”就是起源于那根绳子。但是我们知道语言有一个现象，最早的语言的起源不是它最重要的含义，往往一个词，一个词语往往有很多、很多含义。胡晓明：“经”为什么
10、说不是一根绳子？简单地说，古代的时候“四书五经”的那个载体，实际上还有其它的一些语言，比方说“方”，一个方板的“方”，还有“策”。文武之道载在“方策”。为什么不叫“四书五方”？为什么不叫“四书五策”？对不对？为什么叫“四书五经”？“方”后来就变成了我们毕业的“业”，我们讲到这个中国字的这个毕业的“业”，就是那个“方”，“方”是什么呢？“方”就是大黑板。因为古代的教师不可能拿一个竹简，竹简上字虽然很大，但是不可能拿一个竹简来说，只能在“方”上说。所以说授业、授业，就是讲的是授黑板上的字。那为什么不叫“四书五方”，“四书五策”，就是因为“经”除了它最早的这根绳子的作用之外，还有一个很最重要的作用，
11、就是“经”实际上是“最重要的书”、“最基本的书”，这是古代的这个“经”的一个很重要的含义。为什么它叫“最重要的书”和“最基本的书”呢，因为它是靠这根绳子把这些重要的书捆起来，就像我们今天讲的“丛书”一样的。比方“四书五经”，“诗、书、礼、乐、易、春秋”把它扎在一起，那么“最重要的”就是“经”的另外一个含义，就是“要”，重要的“要”。胡晓明：还有一个含义就是“常”，常道的“常”，“经者常也，经者要也。”那么这样一个含义呢，就是汉代人对“经”的最重要的解释。也就是说“最基本的、最重要的书”。我们今天用一句话来概括，“经”是中国文化的最重要的价值载体，是中国文化的最基本的价值载体，我们应该这样地看待
12、这个问题。所以我刚才说，前面两个章先生的说法都不全对，我们应该这样地来了解我们的“经”。那么我刚才说教科书上对“经”的看法，认为它是一个统治阶级的束缚广大人民的、压迫的一个工具，这是对“经”的一个利用，但是它不是“经”的基本含义。如果回到中国文化当中的“经”的真实的含义来说，“经”是中国文化当中“最基本的书”，最基本的价值和最重要的价值。这是我要纠正的一个，当然也不是我个人的观点，而是学术界近几年来，大概十几年来有一个新的动向，就是对什么是“经”，有一个新的叙事。另外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说“读经”并不是一种复辟、复古和倒退和蒙昧。这是一个新的，这也是对过去的观点的一个重新叙事。“读经”我简单地
13、归纳一下，人类的历史上一共有四次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的“读经”。所以这个“读经”的运动，并不是我们今天才开始有，而是从人类历史上一直就有的。 胡晓明：简单地说第一次“读经”的运动，就是先秦时代。那是面对着一种诸侯兼并，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饿殍遍野，这样的一个礼崩乐坏的现实，政治、人心、道义都丧失了它的正当性，这是春秋时代。用孟子的话来说，就是“仁义充塞、率兽食人”那样一个时代。“读经”是对那样一个时代的回应。这个“经”不是孔子、孟子创造的，注意，这里要提醒大家注意，“五经”是在孔子之前就有的。“五经”是中国的三代的文献，夏、商、周三代的文献，是中国文化的古往相承的这样一个价值。孔子只是整理了“五
14、经”，孔子只是做了“六经”当中的一“经”就是春秋。所以说孔子也好，孟子也好，他对“经”的“读经”运动，就是说创造了一个儒家这样一个共同体，这样一个知识分子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任务，就是以“道”为关怀，以“读经”为他的思想的训练和思想的承担。这是第一次的“读经”运动，并不是一个贵族的、一个风雅的或者说是一个学院派的一件事情。胡晓明：第二次“读经”运动是秦始皇之后的两汉。两汉的“读经”运动，也是一个非常正面的运动。因为两汉的“读经”运动是对什么样东西的一个回应呢？是对秦始皇的暴力文化的回应，是对秦始皇的暴力文化的回应。西汉的“读经”运动是这样的。那么到了东汉的“读经”运动呢，我们知道东汉的儒生，
15、东汉的知识分子发明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名教”，“名教”为什么发明出来呢？他就想用“名教”这样一个东西，凌驾于皇权之上，凌驾于官爵之上，凌驾于权力之上，用知识的权力去压倒其它的权力。所以汉代的知识分子用顾炎武的话来说，“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有一种道义关怀，有一种天下关怀。这是一个中国文化史上、思想史上大放光彩的时代。那么两宋的时代，就是北宋、南宋的时代，也是一个伟大的“读经”运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学术界有一个观点，就是隋唐文化叫做“佛化的时代”。整个“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整个唐代的知识分子、六朝知识分子，他们的思想都被佛教的文化所俘虏，所谓“儒门淡泊，收拾不住”。中国知识
16、分子已经没有他的文化的主体，被西方来的佛教文化完全俘虏。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有一个非常伟大的“读经”运动，就是两宋的理学。两宋理学就发现了天地间原来最珍贵的东西，原来这个东西叫“道理”，它就发现了这样一个东西。然后尊崇这个东西，崇尚这个东西，重新来获取了中国文化的思想地盘和文化的地盘。胡晓明：我今天讲的东西，是近几年、近十年以来的学术界的一个很重要的新的叙事，对中国的经学史的一个新的叙事，至少有这样简单的、这样几个大的段落。那么我们知道还有一个，为什么我说是“人类历史上的读经运动”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读经”运动是在西方，是在十八世纪的欧洲。你们要是了解的话，你们都学外语的，你们会知道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十八世纪的时候，中国的“五经”顺着做生意的商船，顺着传教士甚至有些商贩，从侠客马可波罗那个时代等等，从中国传到了欧洲，引起了欧洲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