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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胡晓明-读经的新意义2004年10月25日 17:29主持人:“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里是大红鹰世纪大讲堂,我是王鲁湘,大家好!(掌声)主持人:在上一个星期的世纪大讲堂,郭齐家教授讲了“少儿读经与中国的文化传承”之间的关系,他大声疾呼,在我们中华文明复兴的过程中间,一定要让我们的后一代重新“读经”,重新熟悉我们祖祖辈辈习以为常甚至作为命脉的那些“经典”。那么郭教授的这样一种呼吁,其实并不只是他一个人的一种忧虑,而且可以说代表很多很多人心里头的一种忧思,因此恢复国学,包括在学校里头恢复国学教育,也开始有人一直在实践。九十年代的时候,北京大学就有过国学班。那么2002年的时候,武汉大
2、学也开了第一届国学班。今年的四月在我们北京,就有一群家长牵着他们少不更事的幼儿进了国学班,在那里读“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但是一边读这些经,一边孩子们说:妈妈我要撒尿,爸爸我要回家。然后把家长们都乐翻了天。面对这样一种情况,现在媒体也在讨论,就是国学到底能不能弥补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在“五四”以来已经形成的这一种缺失和这样一种缝隙。那么拯救国学,能不能够拯救中华文明。所有这些问题,好像看下来已经有点太大,但是它的的确确变成我们今天必须要正视的一个问题,一个文化的问题。今天我们请到了华东师范大学的胡晓明教授,他要发表自己的看法,他今天给我们讲演的题目是“读经的新意义”,让我们掌声欢迎他
3、!胡晓明简历 胡晓明,1955年8月出生,四川成都人,师从著名文艺理论家王元化教授。1990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获文学博士。现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秘书长。研究方向:中国文学思想研究以及现代诗学和学术史的研究。主要专著:中国诗学之精神;万川之月:中国山水诗的心灵境界;灵根与情种:先秦文学思想研究等。主要论文:论陈寅恪古典今事的解诗方法 ;陈寅恪与钱钟书:一个隐含的诗学范式之争;关于柳如是别传的撰述主旨与思想寓意;存在感受与学术境界:陈寅恪学术性格及其学术思想史意义等数十篇。主持人:胡教授过去的一些论文和专著,其实
4、我也拜读过不少。因为我觉得胡教授对于中国文化的诗心,就是我们在中国传统文明中间,一直贯穿下了一种用诗意的态度对待人生,对待社会的这样一种东西。他有很多很独特的一些研究,我想就是,您个人从小就喜欢诗吗?胡晓明:对,大概是,原来在很小的时候就读过一些古诗,唐诗。主持人:那您小时候,还没有上小学之前,你家庭有没有那种环境,就是你的父母或者别的家长,有没有逼你去背过什么千家诗,或者读没有读过论语和大学这些东西。胡晓明:我们这一代人大概都没有,这套蒙学的传统都已经失去了,对中国古代传统的蒙学传统。所以我们基本上是就像一个摇滚歌手说的那个话一样的,“红旗下的蛋。”所以,就基本上没有这个传统的教育。但是呢,
5、我比较有幸的是,我的外祖母是一个国文教师,她就会告诉我中国的经典当中的一些很重要的话。比方说我记得印象很深的,我那时候很小,十岁左右,她就会告诉我就是说论语当中说的,就是“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这样一个话。那时候我听了这些,我觉得非常简单,但是它含义很深。像我自己的生活经历来说,我就觉得很受用,对这样的经典的话很受用。主持人:因为你主要接触的是中国文学,特别是对唐诗的研究很多,是吧?如果按广义的角度来说的话,像唐诗这样的东西,能不能成为我们讲国学中间,也叫做是一种“经典”呢?胡晓明:对,应该说广义的“读经”的话,应该把这些东西包括在内。应该说包括了在“四书五经”之外的一些重要的
6、思想家的著作,像老子的道德经,庄子以及唐诗、宋词这些重要的中国国学的“经典”,这都是我们今天的“经典”。主持人:我注意到就是您从文学的,古典文学的研究,后来慢慢地就是更多地关注一些文化的一些大的话题。比如说对于国学的这样一种讨论,甚至包括于像马加爵的这个事件。胡晓明:好像是我讲一个观点,就是马加爵从小到大的语文成绩一直不好,这个是他的成长当中一个缺憾,一个缺陷。主持人:就是人文教育。胡晓明:人文教育。主持人:语文成绩不好,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人文教育方面不够。胡晓明:对对,作文一直不好,他从小都写不好作文,但是数字思维非常好,我发现这样一个很值得去思想的问题以后,很多学教育的人觉得确实是我们的语文
7、教育失去了传统的国文教育所担当的一些重要的意义。主持人:就专门的变成了一个胡晓明:工具化了。主持人:工具化了,以识字为主了。胡晓明:对,工具化了,应试教育。主持人:应试教育,对。好,那么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胡晓明教授给我们讲演,他讲演的题目是“读经的新意义”。(掌声)胡晓明:同学们好,就是这样一个题目,实际上一直是,刚才鲁湘先生也提到了就是我关心的,从中文系的角度来关心的一个题目。实际上中文系也好,在旧的传统当中的中文系,不是仅仅是一个纯文学的一个训练、一个教育。它包含着中国的、所谓的,经、史、子、集都在中文系的范围当中。所以“经”学的内容呢,在大陆上应该是放到中文系,而不是放到哲学系。
8、由于我们的教育体制比较多地学苏联的,所以纯文学的这种趋向比较厉害,所以“经学”在中文系已经失传了。那么我今天讲了一个简单的观点就是说“关于读经的新意义”,新在什么地方呢?我有两个结论。第一条,“读经”是对我们当今的时代的一个回应。这是我的一个结论。第二个结论是“读经”是对现代价值的一个和解。那么在讲这两个观点之前,我就想把关于什么是“经”,跟一般的教科书不太相同的观点,我就要做一点简单的澄清。 “经”是什么?有两个老先生,这两个老先生都是我们经学当中非常重要的老先生,一个叫章学诚先生,一个叫章太炎先生。清代的章学诚先生说“六经皆史,”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今天看来对的,但是不完全对。为什
9、么呢?“六经皆史”的一个,在思想史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他把“经”下降成为一种史实。实际上“经”不是价值中立的,“经”是中国文化的主体。那么另外一个章先生,就是章太炎先生,他对“经”有一个说法,他说“经”是什么呢?“经”无非就是一根绳子。最早的古书是竹简,怎么样把竹简连在一起,不是散乱的?因为古代的那些书生都要把它背在背上,就有一根绳子把它捆起来。久而久之呢,这个就变成了“经”,一捆一捆的书。这个话对不对呢?当然从书籍的历史来说,最早的“经”就是起源于那根绳子。但是我们知道语言有一个现象,最早的语言的起源不是它最重要的含义,往往一个词,一个词语往往有很多、很多含义。胡晓明:“经”为什么
10、说不是一根绳子?简单地说,古代的时候“四书五经”的那个载体,实际上还有其它的一些语言,比方说“方”,一个方板的“方”,还有“策”。文武之道载在“方策”。为什么不叫“四书五方”?为什么不叫“四书五策”?对不对?为什么叫“四书五经”?“方”后来就变成了我们毕业的“业”,我们讲到这个中国字的这个毕业的“业”,就是那个“方”,“方”是什么呢?“方”就是大黑板。因为古代的教师不可能拿一个竹简,竹简上字虽然很大,但是不可能拿一个竹简来说,只能在“方”上说。所以说授业、授业,就是讲的是授黑板上的字。那为什么不叫“四书五方”,“四书五策”,就是因为“经”除了它最早的这根绳子的作用之外,还有一个很最重要的作用,
11、就是“经”实际上是“最重要的书”、“最基本的书”,这是古代的这个“经”的一个很重要的含义。为什么它叫“最重要的书”和“最基本的书”呢,因为它是靠这根绳子把这些重要的书捆起来,就像我们今天讲的“丛书”一样的。比方“四书五经”,“诗、书、礼、乐、易、春秋”把它扎在一起,那么“最重要的”就是“经”的另外一个含义,就是“要”,重要的“要”。胡晓明:还有一个含义就是“常”,常道的“常”,“经者常也,经者要也。”那么这样一个含义呢,就是汉代人对“经”的最重要的解释。也就是说“最基本的、最重要的书”。我们今天用一句话来概括,“经”是中国文化的最重要的价值载体,是中国文化的最基本的价值载体,我们应该这样地看待
12、这个问题。所以我刚才说,前面两个章先生的说法都不全对,我们应该这样地来了解我们的“经”。那么我刚才说教科书上对“经”的看法,认为它是一个统治阶级的束缚广大人民的、压迫的一个工具,这是对“经”的一个利用,但是它不是“经”的基本含义。如果回到中国文化当中的“经”的真实的含义来说,“经”是中国文化当中“最基本的书”,最基本的价值和最重要的价值。这是我要纠正的一个,当然也不是我个人的观点,而是学术界近几年来,大概十几年来有一个新的动向,就是对什么是“经”,有一个新的叙事。另外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说“读经”并不是一种复辟、复古和倒退和蒙昧。这是一个新的,这也是对过去的观点的一个重新叙事。“读经”我简单地
13、归纳一下,人类的历史上一共有四次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的“读经”。所以这个“读经”的运动,并不是我们今天才开始有,而是从人类历史上一直就有的。 胡晓明:简单地说第一次“读经”的运动,就是先秦时代。那是面对着一种诸侯兼并,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饿殍遍野,这样的一个礼崩乐坏的现实,政治、人心、道义都丧失了它的正当性,这是春秋时代。用孟子的话来说,就是“仁义充塞、率兽食人”那样一个时代。“读经”是对那样一个时代的回应。这个“经”不是孔子、孟子创造的,注意,这里要提醒大家注意,“五经”是在孔子之前就有的。“五经”是中国的三代的文献,夏、商、周三代的文献,是中国文化的古往相承的这样一个价值。孔子只是整理了“五
14、经”,孔子只是做了“六经”当中的一“经”就是春秋。所以说孔子也好,孟子也好,他对“经”的“读经”运动,就是说创造了一个儒家这样一个共同体,这样一个知识分子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任务,就是以“道”为关怀,以“读经”为他的思想的训练和思想的承担。这是第一次的“读经”运动,并不是一个贵族的、一个风雅的或者说是一个学院派的一件事情。胡晓明:第二次“读经”运动是秦始皇之后的两汉。两汉的“读经”运动,也是一个非常正面的运动。因为两汉的“读经”运动是对什么样东西的一个回应呢?是对秦始皇的暴力文化的回应,是对秦始皇的暴力文化的回应。西汉的“读经”运动是这样的。那么到了东汉的“读经”运动呢,我们知道东汉的儒生,
15、东汉的知识分子发明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名教”,“名教”为什么发明出来呢?他就想用“名教”这样一个东西,凌驾于皇权之上,凌驾于官爵之上,凌驾于权力之上,用知识的权力去压倒其它的权力。所以汉代的知识分子用顾炎武的话来说,“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有一种道义关怀,有一种天下关怀。这是一个中国文化史上、思想史上大放光彩的时代。那么两宋的时代,就是北宋、南宋的时代,也是一个伟大的“读经”运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学术界有一个观点,就是隋唐文化叫做“佛化的时代”。整个“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整个唐代的知识分子、六朝知识分子,他们的思想都被佛教的文化所俘虏,所谓“儒门淡泊,收拾不住”。中国知识
16、分子已经没有他的文化的主体,被西方来的佛教文化完全俘虏。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有一个非常伟大的“读经”运动,就是两宋的理学。两宋理学就发现了天地间原来最珍贵的东西,原来这个东西叫“道理”,它就发现了这样一个东西。然后尊崇这个东西,崇尚这个东西,重新来获取了中国文化的思想地盘和文化的地盘。胡晓明:我今天讲的东西,是近几年、近十年以来的学术界的一个很重要的新的叙事,对中国的经学史的一个新的叙事,至少有这样简单的、这样几个大的段落。那么我们知道还有一个,为什么我说是“人类历史上的读经运动”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读经”运动是在西方,是在十八世纪的欧洲。你们要是了解的话,你们都学外语的,你们会知道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十八世纪的时候,中国的“五经”顺着做生意的商船,顺着传教士甚至有些商贩,从侠客马可波罗那个时代等等,从中国传到了欧洲,引起了欧洲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