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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汉语看汉民族的传统时间观刘泽民 内容摘要本文用语言分析的方法揭示汉民族的传统时间观以及与时间有关的文化事象的内涵，得出了几个基本结论；分析了农事、天象与时间的有机关联以及汉民族对时间的某些具体认知方式。 关键词 时间观 汉语 语言分析 “文化”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可以包括人类的一切创造活动和创造结果。更多的学者把“文化”限定在精神方面，例如爱德华泰勒那个著名定义：“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包括作为社会成员的人们所接受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他各种能力和习惯。”1即使按这个狭义的定义，时间观也是文化中很重要的内容，它直接涉及人们的知识、信仰、法律、风俗等诸多方面和文化的不同层面。
2、透视一个民族的时间观可以看到该民族文化中隐涵的许多东西。 语言是文化中重要而独特的组成部分。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指出的那样：“语言是文化整体中的一部分，但是它并不是一个工具的体系，而是一套发音的风俗及精神文化的一部分。”2语言的独特就在于作为文化的承载和表达手段，把文化中的其他要素融汇于自身之中，使文化的各个要素、各个层面都能在语言中得到充分体现。这就是文化在语言中的“共时折射”或“共时浓缩”。此外，大量的不同时期的文化内涵随时间推移在语言中不断积存下来，形成文化在语言中的“历时积淀”。因此，对语言的发掘能给文化研究提供大量有用的信息。 本文试图用语言分析的方法来揭示汉民族传统的时间观念以及与时间
3、有关的文化事象的内涵，这种揭示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进行，一是对一些相关词汇作语源、字源或语义分析；二是引用典籍中的文字资料和活的口语材料与有关词汇的语源和语义分析相互印证，以尽量避免解释的主观性。 一 让我们来看看汉语中和时间有关的几个词。先来看“”，“”在汉字中出现的很早，甲骨文中已大量见，写作。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说：“，四也。从日寺声。，古文时，从日作。”清代段玉裁注云：“本春秋冬夏之称，引申之为凡岁月日刻之用。释诂曰：时，是也。此时之本义，言时则无有不是者也。之，声也，小篆从寺，寺亦之声也，汉隶亦有用者。”很显然，甲骨文中的是时的本字，“”是后起的形声字，在许慎的时代已取代了“”，然而作为古字
4、仍为人知晓，并以隶书的形式保存下来。许慎对该字的解释是对的，从日作，原本是一个会意字。是小草从土中冒出嫩芽，说文解字中解释得很清楚：“之，出也。象过，枝茎渐益大，有所之也，一者地也。”那么，“时”的解释便是：在和煦的阳光下，生命的种子绽出新芽。这正体现了古人对时间本质的认识，时间就是孕育和催生万物的基本力量。这是一种独特而耐人寻味的时间观，是理解汉民族有关时间的文化内涵的关键所在。四时是时间的具体体现。尔雅释诂将时解释为“是也”，是把“时”的假借用法当成了“时”的一个义项。这种假借用法在诗经、尚书中很普遍。段玉裁则走的更远，把这种假借用法当成了“时”的本文，并牵强地对此作出解释：“言时则无有不
5、是者也。”段玉裁对古文的解释也是错误的，把“之”当成声符，没有看到它所含的社会意义。 中国古人这种对时间的认识，根源于对大自然（尤其是植物）随时间的孕育、生长、繁盛和消亡这一现象的观察和体悟。这一认识随着农耕时代的到来进一步加深和巩固。对“春”、“秋”、“年”等词的分析也能印证这一点。这几个表示时间或季节的词，其本义都与植物或庄稼的生长、成熟有关。“年”本义是禾谷成熟的意思，说文曰：“年，谷熟也，从禾干声。”“年”字在卜辞中亦多见，本义即为“谷熟”，卜辞中的“受年”、“求年”，就是后世“祈谷”之祭。3春秋宣公十六年中有“大有年”，即是年谷物大丰收。古时一年庄稼成熟一次，于是庄稼成熟的周期便很自
6、然成了古人计时的一个单位“年”。“春”说文作“”，“推也。从草从日，草，春时生也，屯声。”根据甲骨卜辞材料，“屯”其实就是“春”的本字。这个结论的线索也是说文提供的。说文：“屯”，难也，象草木之初生屯然而难，从草贯一 “象草木之初生”便是屯的本义，难是后起的引伸义。卜辞中的“屯”写作就象草木初生，且常有“今屯”、“来屯”字样。“春”作、，很容易看出都是屯的后起字，加日，加草是为了使“屯”的表时间意味更明显。“秋”的本义是谷物成熟，说文云：“秋，禾谷熟也。”甲骨文“秋”作很显然是突出成熟的谷穗。尚书盘庚中“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就是“秋”的本义。殷人只分春秋两迹簿很显然是因为“春”与“秋”正
7、是播种和收获的时间，于农事极为关键。这种划分有很实际的意义。 农事中的“种”，是最讲时机的，先秦汉语中“时”就有播种的含义，这就是后来的“莳”字。直到现在，南方很多地方都不把插秧叫“莳田”或“莳禾”，莳者，不失时机地栽种也。二十四节气也是汉族特有的时间划分，它也是为农业生产而制定的。淮南子天文训说：“十五日为一节，乃生二十四时之变。”“节气”一词，指明了时间与气候的关系，二十四节气中，许多节气的名称，即透露这方面的信息：如小寒、大寒、雨水、谷雨、小满、小署、大署、处署、白露、霜降、小雪、大雪。还应指出，这里“气”有更深刻的内涵。气的本义是人之气息，古人从人死气息绝体悟到气是生命的本原，并将这种
8、观念推衍到万事万物。天之气形现为云，所以说文谓“气，云气也”。地之气形现为风，（今还可见“风气”连用。）礼记月令中就说过：“是月也，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萌动。”可见，“天气”，“气候”、“节气”这些词的构成，都是有深刻的内涵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汉民族的传统时间观，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把时间和农业生产紧密联系起来，把农事的进程作为时间的一种重要尺度，把时间和大自然的生息紧密联系在一起。 汉语中还有一组耐人寻味的词：月令、时令、节令，它们把时间与命令、政令联系在一起，这也是汉民族深植于农耕文化的时间体悟。吕氏春秋十二纪帮我们揭示了时与令的关系，因农事和时间的关系极为密切，农耕
9、社会的一切政令都要围绕着农时来颁行，“不违农时”成为中国古代政治的一条铁律。十二纪记载了每月相应的政令，如孟春之月，天子须在立春前三天斋戒。“立春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迎春于东郊”，“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王命布农事，命田舍东郊，皆修封疆，审端经术，善相丘陵阪险原，土地所宜，五谷所殖，以教道民，必躬亲之。田事既饬，先定准直，农乃不惑。”（吕氏春秋孟春纪）农业生产的极强的时间性和收成对气候的依赖性，使人们意识到，任何对季节时序的违背，都会带来极坏的结果。大自然的报应不爽，使古人们坚信，是上帝的意志左右着人类，自然力只不过是上帝意志的体现，在强大的自然力面前，屈服
10、和顺应才是明智的策略。这种认识发展为时间观上的“天人合一”，卜辞中常常可以见到“帝不令雨”等字样，便是“天人合一”时间观的反映。 时间观念上的“天人合一”随着阴阳五行学说的建立纳入了天地时令社会人事有机关联，包罗万象的理论体系，吕氏春秋十二纪首篇的描述便充分体现了阴阳五行时间观。不同的季节月份有相应的天象，天上的二十八宿对应着地上的分野，四时配以四方，十二月与十二律吕相配，时间和乐律呈现一种神秘的配应。又是“气”把“历”和“律”联系起来，礼记月令：“孟冬气至，则应钟之律令。”阴阳之气和金、木、水、火、土、五行把时间、味觉、嗅觉、腑脏、颜色、生命的节律统通联系在一起（时间和生命节律的内在联系也贯
11、穿在中医理论中），时序在这里起了一个主导作用。天子以时祭祀，在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之日，亲往迎接，表达对上天的礼敬，甚至每月初一还有一个“告朔”的祭礼仪式。可见“天时”在人们心目中的重要。后世“天时、地利、人和”之说只是这种观念的延续而已。 根据以上分析，汉民族传统时间观可概括为如下几点：一、汉民族的时间观是深植于农耕文化基础之上的。二、时间观念也体现出“天人合一”的倾向。三、把时间和生命过程的关系看得异常密切。认为万物的孕育，成长和消亡和万事的开端，进展和结局都与时间有密切的关系。这种观念走向极端，便有了事物的开端决定了事物全过程的观念。这种观念被马勒伯郎士（Maleblonche）称为偶
12、因论，4这种观念体现在民间便有了行事的择日，婚姻的和合生辰八字、婚丧嫁娶、造屋开店等时刻的选定。四、时间观上的循环论，这种循环论受到四时更替周而复始现象的启发，体现在社会历史观上便是“历史循环论”，所谓“一乱一治”，“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缺乏社会进步的概念。受农耕文化经验至上的影响，中国传统还有“一切向后看”的倾向，以美化了的古代社会为样板，言必称三代。 二 汉民族传统的时间感知和时间切分，主要是以日月星辰的运动为参照系的，这从对汉语中与时间有关的一些词的分析便可得知。较短的时间划分是不可能以大自然生物变化样态来确定的，只有象四季、一年这样的长时段才可依据生物样态来作大
13、致的划分。日月星晨的运行便成为时间区分的最便利的参照系。“日”就是以太阳的出现来划分的，“夕”是月亮的象形，夜晚当然是以月亮的出现为直观标志。“月”亦是月亮的象形，又月亮圆缺的周期为一个时间段，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了。“朔”、“望”皆从月，“旦”、“莫”、“晓”、“晦”、“晨”、“晚”、“昏”、“旬”皆从日，连“时”也从日，因为日是天空中最显著的标志，是观测时间的最佳参照系，“光阴”一词透露了古人刻日影以计时的事实。 如果说渔猎和畜牧社会有较粗疏的时间概念就足够的话，农耕社会便不能满足于时间的粗疏划分。日、月的运行可用来记日、记月，然季节的更替以回归年（即太阳年）为周期的，农事的安排便要以回归年为
14、标准，这时仅靠观测日月运行就不够了。对其他星辰的观察便很有必要了；所谓“审天者查列星而知四时”（吕氏春秋贵因）。为了确立季节以利耕作，汉民族先民积累了大量有关天象的知识，正如明末顾炎武所指出的：“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天，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戌卒之作也；龙尾伏辰，儿童之谣也。”5诗经中大量诗句就涉及天象。天文知识的普及，证明当时对天象与农时关系的重视。事实上，在距今之千年前，就设有“火正”官职，专司观测“大火”以预告季节。据尚书尧曲，尧时就有掌天文历法的官员羲氏与和氏，“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大量的天文知识的积累，便有了天区的三垣、二十八
15、宿、十二次的划分，便产生了较准确的历法。据当代学者庞朴考证，中国最早的历法是一种紧密固着于农业生产的、以大火（心宿二）为授时星象的自然历，他称之为“火历”。大火昏见便是春分，是一轮农事周期的开始，根据大火各时的不同方位，便可安排各时的不同劳作，到日近心宿，大火西伏时，一轮农事便告结束。6此后又有“岁星纪年法”，古人发现岁星（即木星）十二年运行约一周天，其轨道与黄道相近，因将周天十二等分，称十二次，木星每年行经一次，即以所在星次来记年，春秋、国语就有“岁在鹑火”，“岁在星纪”的纪录，足见当时已采用岁星纪年。 现代汉语中年龄还以“岁”为单位，即透露岁星纪年的遗迹，后来的太岁纪年，又留下“太岁头上动土”这样的俗语。 有意思的是，星辰的“辰”和时辰的“辰”是同一个字，与农事有关的“蓐”、“耨”、“辱”均从辰，甚至字本身也从辰，（金字写作，是个会意字），这之间的关系，郭沫若给我们揭示出来了，他在甲骨文字研究中说：“辰与蜃在古当系一字，蜃字从虫，例当后起。”“余以为辰实古之耕器，其作贝壳形者，盖蜃器也。附以提手，字盖象形，其更加以手形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