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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信用与农地金融管理关联问题 。农地金融制度是信用制度的一种形式，信用制度与农地金融制度相互关系是金融管理系统最根底的制度层面上的一种重要关系，然而，它却是国内外学术界长期以来误解最深的一种关系。本文在对信用制度与农地金融制度相互关系研究的学术进展进行评述的根底上指出，国内外学术界对这一理论问题的误解，不仅在金融理论上产生了巨大的混乱，而且对我国当前的金融改革造成严重的危害。 关键词：金融管理系统；信用制度；农地金融制度；相互关系 从管理系统论的观点看，任何一个管理系统都可以区分为三个相互联系的局部或层次：第一层次是制度层面局部，第二层次是组织层面局部，第三层次是狭义的管理或管理的技术层面局部。
2、制度层面局部是管理系统的根底，组织是制度的载体，管理是组织的灵魂。如果一个管理系统在最根底的制度层面存在缺陷，那么在组织层面和管理的技术层面上的任何努力都是徒劳的。然而，在对金融管理系统进行研究过程中，我们遇到的正是这种性质的问题。 长期以来，一方面金融管理学将其研究范围圈定在金融管理系统的管理技术层面和组织层面以内，因而在一些涉及制度层面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面前束手无策；另一方面，与之相关的社会学、法学和经济学对金融管理系统制度层面的研究又受各自学科研究视野的局限而带有很大的片面性，难以支持金融管理系统的管理决策。金融管理系统制度层面研究本来是一个多学科交叉地带，现在却变成了多学科交叉面上的
3、真空地带。从管理系统论的角度考察金融管理系统，我们发现：农地金融制度是信用制度的一种形式，信用制度与农地金融制度的相互关系是金融管理系统最根底的制度层面上的一种重要关系，然而，它却是国内外学术界长期以来误解最深的一种关系。 从历史上看，在现代资本主义的摇篮英国，自1215年的“自由大宪章运动以后，作为现代信用制度形式之一的农地金融制度已经形成，至十六、十七世纪，英国的农地金融制度已经相当成熟，而这时从商人的“生意经中产生的经济学才刚刚诞生。幼稚的经济学对农地金融制度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初步认识到陷入深深误解的过程。 重商主义时期，在农地金融制度保护下的农业资本主义经营与城市工商业在金融市场上的
4、竞争已经展开，但重商主义者对农地金融制度的认识还没有失去理智。在农地金融制度的代言人费尔默与银行信用制度的代言人洛克的争论中，费尔默用当代制度经济学的时髦用语“习俗为维持现状、也是为维护当时的农业资本主义和农地金融制度辩护，而洛克那么用“天赋人权和“供求法那么为商业资金主义、也是为新兴的银行信用制度辩护。在这场争论中，虽然洛克与后于他一百多年的李嘉图一样都是功利主义者和资金主义者，而且他俩对农业资本主义经营的制度条件都同样无知，但洛克至少还没有狭隘到李嘉图那样的地步，把土地资本排除在资本范畴之外。在洛克看来，土地和货币一样都是资本，其价格是由供求法那么决定的，土地资本的价格是地租，货币资本的价
5、格是利率。在洛克那里，他用地租的正当性为高利率的正当性辩护，他没有像李嘉图那样把地租看成“非劳动所得。不仅如此，洛克甚至从土地改良投资的角度认识圈地运动，他说：“凭自己的劳动把土地据为己有的人，并不减少而是增加人类的共同财富：因为有助于维持人类生活的粮食，一亩圈围的耕地的土地所生产的，比一亩同样肥沃的公有荒地所生产的，要多十倍（这是谨慎的说法）。因此，一个圈地的人，从十亩所获得的生活便利品，比他从一百亩荒地所能得到的要多得多，那么实际上就可以说他对人类奉献了九十亩；因为他的劳动现在以十亩所产的粮食供给他，其产量接近公有荒地一百亩的产出。我在这里把经过加工的土地估计得很低，把它的出产只说成是十与
6、一之比，实际上更接近一百与一之比。继洛克之后，理查德X8226;坎蒂隆在商业性质概论一书中描绘了一幅建立在土地所有权根底之上的城乡关系图式，并从银行家的角度对农地金融业务与商业银行业务做了明确区分。坎蒂隆对农地金融业务与商业银行业务的区分事实上为我们揭示了两种关系：一种是农地金融制度与资本主义农业经营的关系，另一种是银行信用制度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关系。在前一种关系中是固定资本投资的职能别离出来成为独立的金融业务，而在后一种关系中是流动资本周转的职能别离出来成为独立的金融业务。我们知道，早期的银行家是从大商人中分化出来的，“从贸易转换到金融的强有力因素是对更小风险、更少麻烦、更高地位的追求。经营
7、货币要比经营商品平安和容易得多。同样地，农地金融制度与资本主义农业经营的分化也是风险机制作用的结果，但它与工商业中所发生的那种分化的方向正好相反。也可能正是由于这一点，在受商人意识支配的经济学中，农地金融制度是难于理解的。 在坎蒂隆之后，农地金融制度与农业资本主义经营的区分被抛弃了，重农学派集中力量研究农业资本主义经营，亚当X8226;斯密那么发挥了坎蒂隆关于土地所有权和城乡关系的思想。19世纪的屠能把城乡关系的思想模型化，变成了孤立国模型，用数量经济方法研究孤立国中的农业资本主义经营。不管是魁奈的经济表还是屠能的孤立国模型，都是严格确实定性静态模型，都不涉及长期固定资本投资的增长以及与之相伴
8、随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所以他们的模型都不能区分税收与地租，重农学派主张地租全部由国家征收，屠能模型也假定地租由国家征收。与重农学派和屠能相比，亚当X8226;斯密的研究没有那么标准，因而也防止了呆板，在亚当X8226;斯密的意识中有一个模糊的动态思想，所以他能明确地区分地租与税收，竭力强调英国数百年不变且极为轻微的地租税对农业资本主义经营的重要性。他还明确区分了农地地租与城市地皮租，认为农地地租既是土地改良的结果，又是土地改良的鼓励，在大多数情况下往往不能补偿土地改良投资，而城市地皮租的上涨在一定程度上是国王善政的结果。所以，如果要征收地租税，最好是加在城市地皮租上，不能加在农地地租上。 从李嘉
9、图开始，由于西方列强无一例外地投身于工业化、城市化的狂潮之中，农村农业与城市工商业在金融市场上围绕金融资源争夺的斗争白热化，经济学家关于农地金融制度的认识也就丧失了理智。用李嘉图的话说：“地主的利益和消费者与制造家的利益总是对立的。所有的人除了地主，将由于谷物涨价而受到损害。地主和公众之间的交易不像贸易上的交易那样，卖方和买方可以说是同样获得利益，而是损失完全在一方面，利益完全在另一方面。李嘉图虽然处处打着斯密的旗号，但却第一次站到了斯密的反面。不知是曾为英国资本主义的开展立下汗马功绩而被历史学家尊称为“新贵族的英国地主走向了反动，还是李嘉图是反动的。如果说李嘉图从工业与农业争夺长期投资的需要
10、出发，要铲除农地金融制度的经济根底地租的话，那么，他的学生约翰X8226;穆勒那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连农业企业化经营的起码根底利润也要铲除掉，主张把农民变成历史学家所说的“无利润的商人（businessmenwithoutprofit）。 当历史上利益纷争的尘埃落定，我们用现代经济学的眼光重新审视信用制度与农地金融制度相互关系的历史时，我们发现，农地金融制度，当它在世界近代史上发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作用的时候，经济学还没有出生，人们还不知道信用制度为何物；当经济学出生以后，正以好奇的目光试图认识它的时候，世界上更精彩的事情吸引了（经济学）这位血气方刚的少年的注意力，使他与农地金融制度擦肩而过
11、。一晃数百年，时至今日，我们甚至连一个关于农地金融制度的正确观念都没有，更不用说系统性的研究了（这种说法并非危言耸听。因为，在拉瓦锡明确地确认氧元素的性质从而把氧元素与其他元素区分开来以前，不能说人们关于氧元素有正确的观念；同样地，在明确地确认农地金融制度的性质从而把农地金融制度作为一种独立的信用制度形式与其他信用制度形式区分开来以前，不能说人们关于农地金融制度有正确的观念）。从费尔默到斯密，虽然经济学家关注的是本国如何“富国强兵，但至少在国内经济关系的处理上还能看到城乡协调开展理论的影子，还能隐隐约约听得到农地金融制度的声音，但从李嘉图开始问题的性质就变了，在国内变成了城市如何掠夺农村的问题
12、，在国际上，整个欧洲成了全世界的中心城市，问题变成了欧洲的城市人如何掠夺他们眼里的农村人即他们所说的“野蛮人的问题。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农村金融问题在经济学家的眼里消失了，农地金融制度的经济根底地租成了必须铲除的反动的东西。这时，在英国我们看到的是被疯狂的舆论尽情地漫骂和围攻、成为人们嘲笑对象的农业利益代言人可怜而可敬的乡绅韦斯敦的形象，在德国和法国我们看到的是空前的社会动乱，在美国我们听到的是“绿背纸币党人的声音，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布莱恩（williaml.bryan）那著名的关于“金十字架（crossofgold）的演讲：“烧毁你们的城市，离开我们的农场，你们的城市会奇迹般地再长出来；
13、但摧毁了我们的农场，那么这个国家每一个城市的大街上都会长满荒草。在印度我们看到的是普拉西起义以及英国的镇压，在中国我们看到的是太平天国起义和义和拳起义以及八国联军的入侵。直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冷战时期，在兴旺国家出于冷战需要对少数开展中国家的援助中，开展中国家的金融问题尤其是农村金融问题才引起当时的所谓“开展经济学家的注意，戈德史密斯为经合组织提出了“金融相关率的概念，用以比较兴旺国家与开展中国家的金融开展，麦金龙提出了“金融抑制论，格利和肖提出了“金融深化论，用以解释开展中国家金融方面的落后状况，这些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站在兴旺国家（即城市）的立场上对开展中国家（即农村）的极为外表的观察。
14、 在现代经济学中，对于自李嘉图开始经济学的畸形开展，信用制度研究与农地金融制度研究相互脱节造成的严重后果有所警觉的有两位经济学家。一位是已故的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另一位是活泼在当今美国经济学界的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熊彼特在其1954年出版的经济分析史一书中写道，在货币经济向信用经济演化过程中，金融市场的兴起，资本主义国家的银行系统以及中央银行的职能和政策发生的重大变化，都被人们注意到了，而且有人描述和讨论了他们。但是，“从科学分析的观点看，这些文献是原料，而不是成品。而因为货币和信用方面的科学分析家未能尽到自己的职责，也就是说，未能加工这些原料，未能依据这些原料来构造其分析结构，所以我们几乎
15、虽然不是完全可以这样来描述这种情况的特征，即银行和金融文献在货币和信用文献中是一隔离车厢，正如后者在一般经济学文献中是一隔离车厢那样。在这种隔离车厢的情形下，出现了一种很特殊的书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w.巴杰特的伦巴第街：金融市场的写照（1873年）和哈特利X8226;威瑟斯的货币的意义（第二版，192023年），它们不仅是为一般读者写的，而且也是为经济学家写的，目的是使人们了解银行业或金融业的实际情况及问题。“这些书籍所获得的成功，比任何其它事情都更为清楚地说明，尽管人们力图在那些研究领域之间建立联系，但它们实际上已别离得很远了。 信用制度与农地金融制度相互关系研究既涉及各种信用制度形式之
16、间的关系，又涉及城乡关系。如果说熊彼特关注的是本来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不同的信用制度形式在经济理论中被人为地切割，放置在互不相干的“隔离车厢中，那么克鲁格曼感到不安和不满的那么是主流经济学对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城乡互动关系的视而不见。克鲁格曼在1995年出版的开展、地理学与经济理论一书中认为，十九世纪冯X8226;屠能的孤立国一书曾触及这一问题，到了二十世纪又有两门学科即开展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也都触及到这一问题，但时至日，这一问题仍然是“经济学的一个盲点。他认为，屠能模型虽然历来受到经济地理学家的重视，但这一模型却是一个片面的模型，“冯X8226;屠能模型着墨不多的正是空间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它把你希望了解的事中心城市的存在放进了假定。事实上模型的重心在于理解使经济活动远离中心的力量，或称之为离心力。对于使经济活动集中，创造中心的向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