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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阳明心学兴盛原因探析作者：陈寒鸣 转贴自：心学联合论坛内容摘要一种新的思想潮流的产生与发展，有多种原因。阳明心学自亦不能例外。其兴 盛于中晚明，既合乎儒家思想传统自身发展之轨迹，又是当时社会危机的反映，同时也适应 了处于危艰政治生存环境中士人群体的心态。关键词明代中后叶；阳明心学；儒家学术；社会危机；士人心态明代中后叶，阳明心学兴起，并成为整个中晚明影响十分广泛而又深刻的社会思潮。 这无疑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阳明心学所以兴起并蔚然成潮，固然是儒家学说思想逻辑发展的结果，但更有深刻 的社会原因。先就前者言之，南宋朱熹以“天理”论为核心构建了一个十分精致的理学思想 体系。他讲求“格物致知”、
2、泛观博览，虽有益于知识累积，却亦难免过重读书考索之弊， 诚如章学诚所说：“朱子求一贯于多学而识、寓约礼于博文，其事繁而密，其功实而难。”（1） 与之并时的陆九渊已斥其“支离”。陆氏为学主张“尊德性”、“发明本心”、“先立乎其大”， 直指人心，以求顿悟，对纠正朱学之弊自有裨益，故由宋而至元，“和会朱陆”乃成潜生暗 长的思潮。元明之际学者多受之影响，故而洪武学术颇显生动活泼气象。但永乐独尊程朱， 诏颁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将朱学著为功令，遂使读书求仕之人不得不 拜倒在朱熹脚下：“世之治举业者，以四书为先务，视六经为可缓，以言诗，非朱子 之传义弗敢道也；以言礼，非朱子之家礼弗敢行也。推而言之
3、，尚书、春秋非 朱子所授，则朱子所与也。言不合朱子，率鸣鼓而攻。”（2）迨至明代中叶，凡有不合于朱 学之言者尽遭申斥。如据明世宗实录卷九十九记，太仆寺亟陈云章进奏所著书传疏 六秩、大学疑一秩、中庸疑一秩、夜思录一秩，嘉靖帝览之怒曰：“大学、中 庸经传，先儒俱有言论。我祖宗已表章颁示天下，迩时造邪说者又有旨禁约。云章辄敢剽 窃谬言，淆乱经传，何狂诞若此！所进书传疏，礼部姑收看；大学、中庸疑，夜 思录，即毁之。有踵此者，罪毋赦。”朱学既成为神圣不可改易的官学，学者也就只能奉程朱为极致，谨守朱学矩镬，极尽推崇而不敢稍有逾越，如薛瑄谓：“四书集注、章句、或问，皆朱子萃群贤之言议， 而折衷以义理之权衡，
4、至广至大，至精至密，发挥先圣贤之心，殆无余蕴，学者但当依朱子， 精思熟读，循序渐进。”（3）在朱学独尊的情况下，认为道理已被朱熹说尽实是一种流行观 念。这种独断观念表明朱学已丧失了进一步发展更新的张力，故而欲求儒学发展便需另辟新 路。陈献章（14281500年）早年锐意科举，后绝意仕宦而迫求学术，并将“作圣”当作为学的根本目的。他针对朱学的“穷理”，针对汉、唐以来的训诂、辞章、科举之文而提出 圣学在于“人心”，“圣朝仿古设学立师以教天下，师者传此也，学者学此也”（4）。他又慨 叹世之学者蒙昧而不知觉悟，“眼前朋友可以论学者几人，其失在于不自觉耳”（5），遂提倡 “贵疑”：“前辈谓学贵知疑。小疑
5、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疑者，觉悟之几也。一番觉悟，一 番长进。”（6）他所称引的这位“前辈”正是陆九渊，陆氏曾告诚弟子“为学贵知疑，疑则 有进”（7），“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8）。陈献章一反崇朱的时论，认为濂、洛的学脉 是“主静”、“主一”，继承这个学统的是陆九渊而非朱熹：“周子太极图说圣人定之以 中正仁义而主静。问者曰：圣可学欤？曰：可。孰为要？曰：一为要，一者无欲也。二程 之得于周子也，朱子不言有象山也。此予之狂言也。”（9）自谓“狂言”，这是陈献章在朱学 独尊的情况下使用的遁辞，其实正表明其思想已背离朱学领域而进入陆学藩篱。与陈献章大体同时的朱学家程敏政亦在朱学极盛时代，感觉到了时弊
6、，深忧“近世 学者类未探朱子之学及其所学肯綮所在，口诵手录，铝研训释，只徒曰我学朱子云尔”（10）。 他与那些拘守门户的朱学学者不同，能以超越心态看待朱、陆两家之学，提出朱、陆“早异 晚同”论，指出：宇宙之间，道一而已。道之大原出于天，其在人则为性而具于心。心岂有二哉？惟 其蔽于形气之私，而后有性而非其性者，故圣门之教在于复性。复性之本则不过收其放心焉 耳。颜之四勿，曾之三省，与子思之尊德性、道问学，孟子之先立乎大者而小者不能夺，其 言凿乎如出一口，诚以心不在焉，则无以为穷理之地，而望其尽性以至于命哉！中古以来， 去圣益远。老、佛兴，而以忘言绝物为高；训诂行，而以讲析偏缀为工；词章胜，而以哗世
7、 取宠为得：由是心学晦而不明，几焉不行。虽以董、韩大儒尚敞于此，而亦何觊其他哉？子 周子生于千载之下，始阐心性之微旨，推体用之极功，上续孟氏之正传，而程子实亲承之， 其言曰“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欲人将已放之心约之，使反复入身来，自能寻向上去，下学而 上达也”。此言之切要，意之诚恳，所望何学者何如？而卒未有嗣其统者。于是朱、陆两先 生出于络学销蚀之后，并以其说讲授于江之东西，天下之士靡然从之。然两先生之说不得不 异于早年，而卒同于晚岁。学者犹未之有考焉，至谓朱子偏于道问学、陆子偏于尊德性，盖 终身不能相一也。鸣呼，是岂善言德行者哉？夫朱子之道问学，固以尊德性为本，岂若后之 讲析偏缀者毕力于陈言？陆
8、子之尊德性，固以道问学为辅，岂若后之忘言绝物者悉心于块坐 连城？惧夫心性之学将复晦且几于世，而学者狂于道之不一也，考见其故，详著于篇（。11）程敏政从“道一”即“道”统于“一”的观点出发，认为洛学销蚀之后，继起的朱、 陆之学虽“异于早年”，然而毕竟“卒同于晚岁”，其所同者，即为历圣相传，且由周、程相 续之“道”，亦即朱、陆皆为“道统”的继承者。因此，他不同意将“道问学”与“尊德性” 分为两途，认为这会妨碍道学的发展。他在淳安县儒学重修记中说：朱、陆之辨，学者持之至今。其流至于尊德性、道问学为两途，或沦于空虚， 或溺于训诂，卒无以得真是之归。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12）在送汪承之序中讲得更加具体
9、明白：中世以来，学者动以象山藉口，置尊德性不论，而汲汲于道问学，亦不知台之所谓 问学之道者何也？或事之文艺而流于杂，或专训诂而入于陋，曰我之道问学。如此孰知紫阳 文公之所谓道哉？（13）这里，程敏政批评那些目光短泼的朱学学者盲目排斥陆学，不知自身支离芜杂之失。 在他看来，“尊德性、道问学，只是一事”，二者不可偏废，而应交养互发。他说：“所谓尊 德性者，知吾身之所得皆出于天，则无毫发食息之不谨，若中庸之戒惧、玉藻、 九容是也；所谓道问学者，知天下无一事而非分内，则无一事而非学则，如大学之 格致、论语之博约是也。大抵尊德性、道问学只是一事，如尊德性者，制外 养中，而道问学则求其由中应外之节：即大学
10、所谓求其极者，实非两种也。”（14）陈献章、程敏政从不同角度顺承了宋元以来和会朱、陆的思潮，体现出背朱入陆即 摒弃朱学过重读书考索之弊而转向“求心”的学说思想发展之路向。王阳明就是沿着这路向 进一步开展而提出其心学思想的。阳明曾坦言其受程敏政道一编影响而编朱子晚年定 论以张扬其心学思想（15）。他一生虽未齿及陈献章，但与白沙大弟子湛甘泉友善，且对 湛氏之学深为契合，故而陈、湛之学对其影响甚明。总之，阳明心学在明代中后叶的兴起， 乃是儒学逻辑发展的结果。再从明代中后期的社会生活方面来看，弘治、正德以后，随着经济的恢复、商业的 繁荣，江南一带新兴市镇不断涌现，社会生活开始崇尚奢侈，价值观、人生理念
11、、生活趣味、 生活方式都在不知不觉地发生变化，影响及于士风，就是个性张扬与名利观念滋长。嘉靖四 年（1525 年），吏部尚书廖纪上疏称：正德以来，士多虚誉而希美官，假恬退而图捷径，或因官非地，或因职业不举，或 因事权掣肘，或因地方多故，辄假托养病致仕。甚有出位妄言，弃官而去者。其意皆籍此避 祸掩过，为异日拔擢之计，而往往率遂其所欲。以故人怠于修职，巧于取名，相效成风，士 习大坏。（16）嘉靖十一年（1532 年），郭维藩进言论士风道：今者士风渐漓，一切好更张以取声誉，以夸张为变通，安静为迂腐，严怠为才干，宽厚为无能，好恶任情，不以为耻。如此，则俗薄而政龐，非细故也。（17）嘉靖十八年（1539
12、 年），右都御史王廷相应诏自陈，说：臣观今日士风臣节而知灾异之所由来矣。大率廉靖之节仅见，贪污之风大行。一得任事之权，即为营私之计，贿路大开，私门货积。但通关节，罔不如意。湿薪可以点火，白 昼可以通神。夫岂清平之世所宜有乎！昔在先朝，盖有贿者矣，然犹百金称多。而今则累千 钜万以为常；盖有贪者矣，然犹宵行畏人，而今则张胆明目而无忌。士风之坏，一至于此。 真可痛也！大臣贪浊而日在高位，则小臣仿效，将无不惟利是图矣。京官贪浊而安处无息 则外官鼓动亦无不惟利是图矣。大小效尤，内外征利。由今之道，无变其俗，将民穷盗起 而邦之厉阶由此起矣。（18）可见其时，繁荣掩盖着腐败，而腐败从社会诱发而入于廷臣，上行
13、下效，宦风士习 大坏。处于官学地位的程朱理学因僵化而对此种状况无能为力，王阳明遂以良知之学代之而 兴。他说：“今诚得豪杰同志之士扶持匡翼，共明良知之学于天下，使天下之人皆知自致其 良知，以相安养，去其自私自利之蔽，一洗谗妒胜忿之习，以济了大同。则仆之狂病固然脱 然以愈，而终免于丧心之患矣，岂不快哉！”（19）明言其倡致良知的目的，最终目的是为了 存天理、去人欲。阳明弟子多对其师之学出现的这原因有所理解，故亦多追求存理去欲，如 王畿主张下苦功节制欲望以防止纵欲：“嗜欲深痼，割情极难。此已一句道尽。若非极下苦 功，令本心时时作得主宰，未有不以纵欲为自然者。”（20）欧阳德亦提倡“纤欲不留”：“人
14、心纯粹至善，本无许多偏邪回曲。学者必纤欲不留，得其本心，种种荣辱得丧、欣戚喜惧、 世俗情态无能干扰，此心直是其介如。”（21）总之，为改变世风士习，阳明心学以回归自性 良知，重新修持道德以臻于止善为最终目的。阳明对其学兴盛的这一社会原因屡有言及，如 谓：“仆诚赖天之灵，偶有见于良知之学，以为必由此而后天下可得而治。是以每念斯民之 陷溺，则为之戚然痛心，忘其身之不屑，而思以此救之，亦不自知其量者。”（22）“ 后世大 患，全是士夫以虚文相诳，略不知有诚心实意。流积成风，虽有忠信之质，亦且迷溺其间， 不自知觉。是故以之为子，则非孝；以之为臣，则非忠。流毒扇祸，生民之乱，尚未知所抵 极。今欲救之，惟
15、有反朴还淳是对症之剂。故吾侪今目用功，务在鞭辟近里，删削繁文始得。 然鞭辟近里、删削繁文亦非草率可能，必须讲明致良知之学。”（23）“ 近世士大夫之相与， 类多繁文弥诳而实意衰薄，外和中妒，徇私败公，是以风俗日恶而世道愈降。仆已无所 可用于世，顾其心痛圣学之不明，是以人心陷溺至此。思守先圣之遗训，与海内之同志者讲 求切靡之，庶亦少资于后学，不徒生圣明之朝。”（24）由此可见，王阳明是为拯救当时“天下波颓风靡”，“何异于病革临绝”（25）的社 会危机而提出其心学思想体系的。在他看来，“今之学者以仁义为不可学，性命之为无益”（26），这乃是现实社会中“纪纲凌夷”、伦理观念和道德准则贬值在观念形态的
16、体现，而现 实社会生活中政治与道德的危机又皆根源于“良知之学不明”，“功利之说日浸以盛，不复知 有明德亲民之实”（27）。“良知之学”暗而不明与“功利之说”兴而日盛，二者互为因果， 致使“祸乱相寻于无穷”“28”。因此，阳明言“心之本体即是天理”，试图把伦理道德由外 在强制性的规范转化成为人们内在的自觉要求；揭“致良知”之教，希求以“良知”净化道 德律，并赋予道德律以实践性；倡“知行合一”说，以期端正人心，整饬风习，使士习民风 归于圣学正途。最后，处于危艰的政治生存环境之中的士人对自处之道的寻求，表明阳明提出其心 学思想以及这心学思想一经提出便在士人群体中引起强烈共鸣，亦自有其文化心态方面的深 刻原因。明代中叶，王权专制，阉宦干政，朝纲紊乱，政治昏暗。处于这样一种生态环境之 中的正直儒士，不仅难以有所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