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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运河对中外文化交流的贡献整理人：崔润洁一、京杭大运河的作用：1.京杭大运河的开挖,不仅成为北部和南部的政治,经济之间的联系文化,也成为了通信枢纽的亚洲内陆“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2.京杭大运河始凿于公元前五世纪春秋末期，后经隋（七世纪）、元（十三世纪）两次大规模扩展。1949年以前只有其中一小段勉强维持季节通航，现江苏北段的400多公里河道千吨级驳船可畅驶长江、淮河。1981年4月，我国新开辟的古运河无锡至扬州、无锡至杭州的旅游线路，引起了国外旅游者的极大兴趣。3.当代“马可波罗杭州博士”的15天运河体验之旅自5月20日正式开始。在这15天的旅程中，李牧将以京杭大运河为主线，串联“茶、
2、印学、武术、丝绸、中医药”五个主题。通过精心组织的主题体验项目和线路，李牧将充分领略大运河之美，并且用他独特的视野向国际推荐大运河。“当年马可波罗用他的经历向西方诠释了一个中国，如今我做的事情其实和他一样。”李牧告诉记者，对于大多数西方人来说，中国是一个神秘的国家，大运河更加神秘，而站在外国人的角度、运用新媒体的影响来推广当地的自然人文，这是一种很先进、前沿的方法。“我要通过我的视角，让更多的西方人了解运河，了解中国。”“除了当代马可波罗重走运河路，我们还筹划运河沿线城市共同成立运河旅游推广联盟，用沿线城市之力共同推荐大运河旅游资源。”何亦星告诉记者，北京、杭州、苏州、扬州等运河沿线城市都是旅
3、游资源很丰富、旅游做得很好的城市，但只有大家合力，才能真正将大运河的文化蕴涵、真正的魅力展现出来。“目前沿途城市如北京、天津、杭州、苏州等都很有意向，将来大运河申遗成功后，有望推出一系列运河旅游线路，打造出一些针对性强的中长线旅游产品来，让更多的中外游客领略大运河之美，体验古运河深藏的文化蕴涵。”二、经运河到中国的外国人1.1417年（明永乐15年），菲律宾苏禄群岛上的东王巴都葛叭哈剌，率领340多人来我国进行访问。他们由福建泉州登陆，后到达杭州，又沿京杭大运河乘船历时两个半月来到北京。归国途中东王不幸染上重伤寒，在山东德州不治而亡。噩耗很快传到北京，永乐帝即派人前往德州，慰问其亲属，为东王举
4、行葬礼，并将其葬在德州。从此，在中国的土地上，就有了这座外国国王的陵墓。2.世界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是第一个向欧洲介绍东方古国的人，经他介绍，西方国家的“黄金梦”有了着落。继他之后，有更多外国人途经“大运河”访问中国古城。3.明朝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曾在运河漂流，而他更感兴趣的是运河漕运，他详细记载了关于运河的所见所闻：“中国人喜欢用砖而不用石，供皇宫所用的砖可能是由大船从一千五百英里之外运来的。仅是为此就使用了很多船只，日夜不断运行”4.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大英帝国以给乾隆皇帝祝寿为名义派遣庞大代表团出使中国，这是华夏帝国和大英帝国的第一次正式接触。在首领的率领下，英国人在北京
5、通州登船，开始了为期33天的运河南下之旅。5.在美国传教士费佩德的记忆里，杭州在1908年还是一个被城墙包围的运河古城，每天日落之时，城门就要被关上，直到第二天早晨重新开启。三、外国人视野中的明清京杭大运河明清时期的京杭大运河是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不仅促进了南北物资的交流和沿线城镇聚落的兴起，也便利了人员的往来，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些外国使节、传教士、旅行者等多取道于此。运河沿线的水利工程、城镇乡村和风土民情，给外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们的作品中多有体现，他们的观察与描述无疑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明清京杭大运河的认识。1.15世纪末期由朝鲜人崔溥写成的漂海录，是明代第一个行经运河全
6、程的朝鲜人的逐日记录，生动形象地展示了当时大运河的交通情形和沿岸风貌，富有史料和学术价值。朝鲜成宗十九年、明朝弘治元年（1488年）正月三十日，朝鲜济州等三邑推刷敬差官崔溥闻父丧，遂登船奔丧，不幸遭遇风浪，漂流海上14天，历尽艰险，二月十七日在中国宁波府属地获救登岸。在中国官员的押送下，从宁波沿着运河北上。一路上过驿过闸，历时44天，成为明代时行经运河全程的第一个朝鲜人。明中后期的运河沿岸城镇是当时中国商品经济和社会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运河的经济文化往来也是最为繁忙兴盛的。崔溥一行经过运河，留下了对运河经济文化交流和运河沿岸城镇面貌的系统而又完整的描述，这些描述为崔溥漂海录以前乃至以后相当长时
7、期的同类记载所不备，因而弥足珍贵，颇具价值。崔溥记杭州：“东南一都会。接屋连廊，连衽成帷，市积金银，人拥锦绣，蛮樯海舶，栉立街衢，酒帘歌楼，咫尺相望，四时有不谢之花，八节有常绿之景，真所谓别作天地也。”这是关于杭州最早的总体描述。记苏州吴江县城：“屋伟壮丽，下铺础砌”，是极为难得的资料。崔溥所记镇江城北江边的西津渡，丰富了西津渡的具体内容。崔溥所记高邮州州城，是非常难得的反映高邮面貌的一条记载。所记华北最大的商品转输中心临清：“楼台之密，货财之富，船舶之集，虽不及苏杭，亦甲于山东，名于天下矣。”不独及时地记录下明中期临清之兴盛，南来北往商贩之活跃，兼且对临清作出了符合实际发展程度的定位，在城市
8、史特别是明代运河城市史研究中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2.策彦周良（15011579），号怡斋，更号谦斋，日本京都天龙寺妙智院高僧。他博学多才，通晓汉文，于明嘉靖十八年（1539年）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先后两次作为日本遣明使副使与正使奉派入明。他在中国逗留5年余，多次沿着运河北上与南下。策彦周良把两次来华的经历，写成记事性的诗文集初渡集、再渡集，入明记，成为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文献。日记中提到的“和上”即和尚。“廪给”是明朝官方拨给外国使臣的口粮和其他日用品。“扬州府广陵驿”，就是扬州城南的驿站。值得注意的是，日记所载扬州知府刘宗仁对日本使臣一行的热情款待，是中日友好关系史的历史见证。刘宗仁知
9、府不但亲自到驿站看望使臣，而且赠送给他们“美酿佳肴”，日本人则回赠扇子、纸张等物。第二天，知府再次来到驿站，送给日本使者一部张文潜集。张文潜，北宋诗人，名耒，字文潜，诗学白居易、张籍，平易舒坦，不尚雕琢，为苏轼门下“四学士”之一。日记描述的广陵驿、邵伯驿、盂城驿、安平驿等情况，有助于今天了解当年运河沿岸的驿站。日记对于邵伯和宝应两地，有着较多的笔墨。邵伯的甘棠，宝应的街市，给策彦周良留下了深刻印象。有趣的是记载宝应城里有“混堂”，这是当时扬州沐浴业发达的证据。明嘉靖年间日僧策彦周良两次渡海入明朝贡的经历，证见了明朝廷对日勘合贸易的某些政策，以及浙东沿海倭患和海禁情状。对此，人们可以从中了解当时
10、舟山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环境状况之一二。明嘉靖年间，日本高僧策彦周良两次渡海入明朝贡。这是自明成祖永乐二年缔结明日贸易 条约史称“永乐条约”起，由日本政府正式派出的最后二次遣明使。 明代，中日通商，既有官方贸易，也有民间贸易，然其主体则为通称朝贡贸易亦称勘合贸易的官方贸易。日本第一次正式入贡，始于明洪武四年。明朝第一次对日发勘合符，则是永乐二年。自明洪武七年暂罢宁波市舶司以防倭，至明嘉靖末年之间的海禁期，民间贸易悉被禁止，走私贸易更是一概取缔。明嘉靖年间，倭盗蜂起，亦盗亦商之海上走私贸易隆兴，而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大内氏与大名细 川氏竞相入贡，以致嘉靖二年发生“宁波争贡事件”，迫使明廷一度关闭
11、宁波市舶司，“自此不通贡十有七年”。嘉靖六年后，明廷适时调整对日贸易关系，重新修订贸易要约，作出四项限定：十年一贡，人毋过 三百，舟毋过三艘，禁止带用兵器。即便如此，明世宗仍曰：“夷姓多谲，不可轻信，所在巡按御史督同之司官严译审。果系效顺如例起遵，仍严禁所在居民无私交通以滋祸乱，余如所拟。”策彦周良便是在这种背景和条件限制下，受命出使中国的。作为日本幕府的遣明使，周良泛海入明，对于进一步沟通、融洽两国外交关系，活跃贸易往来，加强文化交流，增进两国人民互相了解，有着积极的意义。两次朝贡成功，除两国政府特定的政治、经济利益取向所致，尚与周良本人特有的道德、文化教养与外交才干密切相关。 策彦周良，号
12、怡斋，更号谦斋，日本京都嵯峨天龙寺塔头妙智院第三世和尚。周良自幼剃度，具足戒，师从心翁宋代临安无准大师七世孙，得心翁真授，佛学高深，持戒甚严，世人称其深 得佛戒定慧之旨，故能“严律以制其心，禅定以启其悟，庄严以生其信，既而广经典以明其教，帙然有伦，灿然不紊”。周良亦精通儒学，能诗善文，堪称日本五山文学后期之代表。明嘉靖状元、翰林院侍读学士! 国史馆总裁、慈溪人姚来唯东称：“读其文，有斑马之余风也；诵其诗，有二唐之遗响也”。“班马”指汉代班 固、司马迁，“二唐”即唐朝韩愈、柳宗元。周良两次入明，颇获明世宗赏识，先后被授御诗三首，其中一首云：“氏姓声名俱不轻，曰谦曰策尽其诚；前来锡仗今杯渡，戒律再
13、三如水清”。 策彦周良以遣明使资格两次入明朝贡。第一次于嘉靖十八年(三月初， 周良为副使，正使为博多新篁院湖心硕鼎。事实上，正使之实务俱委之周良。迨初渡功成，返还京都，周良名声大扬，“山中阖众，无长无少，迎郊候门，欢跃累日，贺宾上客，如无虚日。”当时，天龙寺、园觉寺请以首席任，俱拒之。后因盛情难却，终挂衔名誉住持、法会主宰。基于周良初渡成功之声望及其通商外交经验，再渡入明朝贡的使命，遂又落肩於周良。第二次于嘉靖二十六年)，(二月初，周良为正使，偕副使钧云入明。初渡，遣明船三艘，)由大内氏单独派遣；再渡，贡舶四艘，伴随人员人，名为大内氏与细川氏合派，实由 大内氏派遣。这是由于日本“应仁之乱”后，
14、室町幕府国王权威衰弱，特别是明嘉靖二年!“宁波争贡事件”发生后，大内氏垄断了对中国朝贡贸易的主导权，故而日本最后两次遣明船实俱由大内氏派遣。 遣明船所载货物分为三类，一为贡物，二为使臣进献之物，三为幕府、蕃侯、寺社以及从行商人附搭之物。三类货物，以刀、剑、硫黄、金扇、苏木、铜为大宗，刀剑与铜为主要货物。周良初渡所带倭刀日人名之太刀，二万四千八百六十二把， 铜二十九万八千五百斤。进贡物中，尚有御马四匹，御涂金装彩屏风四双，御码瑙大小二十块，御扇百本等。贡品，“例不给价”，但须由明廷厚赐回礼，以示旌表之意。进献之物，“照数价”，一般由明政府收购。附搭品，其数大宗，是朝贡形式下日中通商的主要贸易品，
15、在舶货中占据 主体，其货大部由官府收购，“俱给价，不堪者令自贸易”。所谓“令自贸易”的物品，是进献品、附搭品由官方收购后的剩余货物。剩余货品允许日使、日商在市舶司所在地和京师会同馆“与民交易”，但这种交易须在官方严格控制下进行。洪武初，市舶提举司设于太仓黄渡，不久废去。后又复设于宁波、泉州、广州。对日贸易，概以宁波为专通日本的贸易港。故日本遣明船赴明，必先至宁波登岸。在宁波，验查勘合表文无误后，日方须将货物报官，经盘验货物，领取巡海道司信票，填写合同后，方许在官牙主持下同市民交易。无票者，以通番论罪。在京都，凡“各外夷人朝贡到馆，五日一次放出，余日不许擅自出入”，“各处夷人朝贡领赏之后，许于会
16、同馆开市三日或五日各铺行人等将物入馆，两平交易”，并由明政论派官吏严 行监督和行人专主贸易。明廷还严禁“夷商”潜入人家交易，否则“私货入官”。更严禁违禁货物如军器。交易：“凡会同馆内外四邻军民人等代替夷人收买违禁物者问罪，枷号一月，发起卫充军”。按明之法规， 兵器不得私自买卖，必须由政府收买，余者遣回。同时也不允许将大明国的兵器卖与日人。否则，“私将应禁军器卖予夷人图利者：各斩，为首者仍枭首示众”。周良在初渡集中记道：“上国严法，禁止兵器”；“贡物盘验之顷，凡以铁造做者，或冶氏之具，或梓匠之具，及剃刀、小刀，共拟兵器，而收于库里市舶司东库。”先前，“其兵器候至舟山”，回归时，“遣吴通事并三船人员领原收兵器”。明政府所以屡限兵器进贡数、禁兵器“与民交易”，其立足点是为国防安全和国内治安计。尽管明政府对朝贡贸易严加限制，规定“十年一贡”，“贡毋过三船，人毋过三百，刀枪毋过三千”，且 限时限地限货，但日本仍一如既往，乐此不疲，何故日本对朝贡贸易看重的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