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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良心不是最可靠的 筹划:本刊编辑部 经营者贫穷是国企脱困的雷区? 朱锛基总理开始把国有公司的领导们也列在了下岗人员之列.199年3月,她在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斩钉截铁地说：搞好国有公司,核心是在领导班子建设，对领导班子的考核.达不到原则的,限期整顿;对因经营管珲不善而严重亏损的公司的一把手，一午黄牌警两年予以撤换;对贪污受贿、腐败堕落 据记录,19年国家共对.1万个国有公司的156万名领导进行了调节,有近4万名领导被罢职,规模之大,史无前例： 在出事的公司领导中，成为998年新闻人物的是云南玉溪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董事长、总裁褚时健，她的案件深深触动了朱总理。由
2、高档法院承当审的案件在国内仅有三例,第一例是陈希同案,第二例是“世纪大盗”张干强案,第三例就是褚时健贪污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这位在间塑造了中国第一品牌“红塔山”并创下80亿利税的公司家,身败名裂于贪污腐败。1999年1月9日上午,云南省高档人民法院对褚时健进行了一审公开宣判,褚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褚时健这一类的悲剧被称为国有公司经营看的“59岁现象”。由于国企经营者鼓励机制滞后,经营者的物质价值得不到应有的承认，在行将退休的时候心理失衡,贪污受贿，腐败堕落。 1999年,国务院将向国家重点企全面派驻稽察特派员，以铁腕整治公司，为国企脱困的目的铺平道路；同步，维护国企经营者权益
3、的呼声也在全国高涨,不少国企经营者觉得:经营者由于物质待遇上的贫乏而导致的懈怠悲观现象,是阻碍国企改革的重要因素。看待国企改革中肩负重任的经营者,在精神鼓励之外，与否需要用金钱来为她们“保驾护航”呢?褚时健,引起公司家权益之争 褚时健最后的奉献,是她的锒铛入狱引起厂一场有关公司家价值的全国性大讨论。 在褚时健辩护人马军律师长达16万字的辩护词中,尤为突出强调的就是褚时健对云南乃至全国民族工业所做出的特殊奉献。马军说:晚节不保的悲剧不仅仅是褚时健一种人的悲剧,她是一种把小庙建设富了，还为大庙做出巨大奉献的方丈；同步她只但是是看着灯油多了，几种人想分点回家炒菜而被发现的方丈。 在褚时健出任厂长的中
4、,“玉溪卷烟”为国家发明了800亿元的利税,而她所有的收入仅为万元，其比例为1万分之,即相称于”玉溪卷烟”每发明1亿元利税.她的收入才为lOO元左右,如果算上“红塔山”352亿的品牌价值,她的收入比例将降至649元。马军说：一种为国家发明了0亿元利税的公司的领导人,的合法收入还赶不上一种影星拍一种广告的收入,一年的收入不如一种歌星走一次穴的收入，这如何体现国有公司经营者的价值? 马军觉得是客观现实的不公导致了褚时健心理的失衡:“褚时健是那种十分能抓老鼠而在特殊状况下偷吃了鱼的猫，和那种不抓老鼠专偷吃鱼的猫,以及那种不抓老鼠电不吃鱼的描是完全不样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在很能抓老鼠的描没偷吃鱼时给她某
5、些鱼吃呢?” 褚时健现象已成为公司界的一种普遍问题。近些年来在同一种坑甲跌倒的出名公司家为数不少。中信国际研究所高档研究员刘纪鹏感慨道：“中国有8的国有公司搞得不好,而在搞得好的20%公司中,却有相称多的公司家结局不好。我不仅要问：这究竟是公司家个人问题,还是制度性因素?我们如何才干保证公司家不犯这样的错误,我觉得产权是第一要解决的问题。” 公司家为什么值钱?道理很简朴，在市场经济中,公司家是使土地、劳动力和资本这三大生产要素有机结合而发明财富的第四人要素。公司家的创新精神和冒险精神，不仅造就了公司的利润和公司的发展，也优化了社会资源的配备，推动了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公司家价值有其特殊的一
6、面。美国有一种流行观念：社会上最优秀的人才是公司家，二流的人才是大学专家，三流的人才是总统和政客。8年代美国经济处在低潮期,一位经济学家曾言:如果有50个真正的公司家,就可以振兴美国的经济： 在既有体制里，公司经营者境遇成为萌生“9岁现象”的温床,北京公司研究所所长贺阳觉得：严格地讲,体制内的厂长、经理以至董事长、总裁与其说是公司家，不如说是另一种形式的行政官员。上级部门在观念上一般是把她们作为一定行政级别干部来看待，在工作安排上,一般是按照相应的行政级别来“就位”的；看待经营者的规定和考核，采用的是同党政干部大同小异的原则；在对业绩突人员的鼓励上,最大的鼓励往往体现为“加官晋级”。在这种体制
7、下，体制内公司经营者个人的目的、动机和行为方式同体制外的公司大相径庭，并不是奇怪的事情。由于作为“公司家”,其价值和人力资本得不到承认和实现，她们缺少一种千方百计追求利润的内在驱动力，这是单靠道德力量所不能解决的。 有学者称：“我们有天下最便宜的公司家工资最低，我们同步又有天下最昂贵的公司制度大量亏损。”这两者之间，难道没有某种必然联系吗? 海信集团董事长周厚健接待过一位美国大公司家,她对周厚健说:“当我据说中国公司家收入这样低时,我真为中国紧张。”周厚健觉得：“海信最大的劣势就在于集团公司是国有独资。海信的经营理念不是干三年五年、十年八年，而是树百年海信，创百年品牌，但是在现存体制下，经营者
8、只对她拿的那份工资负责，经营者有3年或年的任期，她只对任期内的行为负责,因此公司仍存在着长期行为少短期行为多、过度追求短期利益而放弃长期发展的现象。对于一种承包者，也许从长远眼光看兼并一种亏损公司对公司发展有利，但势必会影响到公司当年的经营业绩，她本人的收入就会减少,因此她就不乐意。” 据说上海、武汉等少数地方正在实验“期股”的鼓励措施，让经营者拥有公司股份而使她们真正成为公司的主人,周厚健拍手称快，觉得这是一种好兆头:“要承认公司家的劳动在公司资本形成中的作用,应当让她们拥有某些股份。不能总是让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为国家和社会发明了巨额财富的公司经营者吃亏,更不能让穷庙富方丈和59岁现象再继续下
9、去了。”依托良心吃饭 国有公司经营者的收入偏低已经是不争的事实，那些把个人利益搁在一 边而一心要成就一番事业的经营者，则往往被当作具有悲壮色彩的英雄人物。 在美国宝洁、德国汉高、英国利华等洋如何品牌占据重要市场的中国合成洗涤产业，王梦飞领导的南风集团于1996年开始生产“奇强”洗衣粉,两年之后便占据了全国16%的市场份额,成为国内最大的洗衣粉生产公司。王梦飞内使南风集团资产翻了10倍,18年销售额近17亿元,然而她的月收入只是元。 王梦飞坦言，这种收入并不能体现她的价值,但是由于她生活在这个特殊的年代,她只能拿与奉献不相称的收入,她乐意做“牺牲的一代”。 一年能卖掉10万辆摩托车的中国轻骑集团
10、董事长张家岭一年的收入为4万元,去年实现销售额达2亿的海信集团总裁周厚健的收入为39万元，洛阳春都集团董事长高凤来的月薪只有100多元，重庆长安汽车公司常务副董事长江从寿的月薪更少,只有90多元。 从今年月9日此前发布的9家上市公司1998年年报来看，其中有5家注明了重要管理人员的薪水,年薪3万元如下的占4627%，年薪3至5万的占29，年薪至10万元的占119%,年薪10万元以上的占1.11%。其中年薪最低的是1.2万元，平均年薪为.98万元。 “在国企经营者价值取向没有一种市场化的原则和制度没有保障的时候,目前人们都是凭着良心在做事，”湖北省化纤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双桂说,“虽然实行了年薪
11、制,并且某些地方设立了重奖,但是人们拿在手里，却慌在心里,仿佛这钱拿得不明不白。” 赵双桂说她前面有一任董事长,在承包合同期满时,按当时的业绩应当获得0万元奖励，可是当时她不敢拿,这笔钱始终到目前都没人提起。 浙江富润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赵林中觉得,公司家拿得多一点，许多职工就想不通，因素很简朴：人们都是一日三班倒,常常我们比她干得还累,凭什么她拿那么多?筹划经济下求“平”不怕“贫”的思想积淀太深，她们往往不会从公司家的特殊价值去考虑。 “人走茶凉”,这句俗语是中国公司家离退休后生活的真实写照。曾为国企改革身先士卒的马胜利说:荣誉只是过眼烟云,身退后谁还会惦记你，我在厂长位上为国家打了10来年的
12、工,退休后厂里每月只给135元的生活费,这叫人怎么活？ 如今，荣事达集团总经理陈荣珍也开始发愁:“我都快0岁了,一退下来就什么都不是了，住房的煤气费、电费都成问题。我不想犯：9岁错误，只想凭自己良心站好最后一斑岗，但也但愿国家可以解决我的后顾之忧。在市场竞争中,人们一面谴责不道德现象，一面却没有得力手段加以制止，对凭真本领公平竞争的职业公司家又没有良好的鼓励机制。 双汇集团总裁万隆也有同感,她觉得公司家是一种“商品”，应当按质论价，否则就有也许公司搞不好，入也留不住。 河南宇通客车总裁路法尧觉得：国有公司经营者的待遇问题事实上游离于市场经济之外，与民营公司相比，国有公司对人才的吸引力正大幅下降,这是令人深忧的。 良心毕竟不是最可靠的,针对某些公司家对物质待遇随遇而安的心理,海信集团总裁周厚健称:有些事情不能等,应当有人站出来发言,如果人们都不说话,问题就解决不了，社会就无法进步。“公司产权和经营者权益问题不仅仅是站在我个人和诲信角度来讲的,这事实上是国企改革中一种无法绕过的问题，早改要比晚改好，早改的成本要小得多。” 这是许多国有公司经营者的心里话。口 (照相：来文海 萧 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