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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于公平的国有企业利润分配问题将国企分红纳入公共财政预算，将国企分红惠及全民，这是全世界都在做的事，中国已经步入实施阶段。国企分红问题是近几年来国内外舆论热议的一个重要问题，国企要向政府缴红利已经明确并进入实施阶段，由此国企只上缴税收不上缴红利的时代将成为历史。但是，国有企业利润分配中仍有许多问题需要澄清。全民分红方式得到国际关注将国企分红纳入公共财政预算，使国企分红惠及全民，几乎是一个“国际惯例”，也是各国政府关注的大事。法国、德国、英国等国家的国企红利均通过财政预算体系上交国库，而在美国，不少州则对公有资产的收益进行直接分红，从1982年起坚持每年给每个公民分红，美国阿拉斯加州政府利用该州
2、的石油资源收入。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在关注阿拉斯加州全民分红的实践，拉美、以色列和美国的其他一些州都出现了要求建立“阿拉斯加式”全民分红的政治主张和运动。欧洲推动全民分红的运动更为高涨，在布莱尔首相的推动下，英国已经向全民分红的方向迈出了第一步，即给每个新生儿童一笔钱，存入该儿童的“教育账户”。世界银行认为，国有企业的红利和私有化收入应该上缴给财政部，纳入正规的预算程序，并用于公共支出。但是，不同国家对国有企业的分红政策差别很大，分红方式不同，如新西兰根据国有企业的资本结构、未来投资计划和盈利前景等因素来制定分红计划；新加坡国有企业分红主要考虑现金流（即折旧前盈利）在瑞典和挪威，国有企
3、业不定期地以特别红利（一次性）的形式将资本金归还给国家，目的是减少国有企业的资本（股本）以取得更高的资本（股本）回报率。具体分红水平也各不相同，一般为盈利的1/3至2/3。中国国企分红如何借鉴国际做法中国能不能借鉴阿拉斯加的做法？我国的中央国企大多属于自然垄断的基础产业部门，如中石油、中石化，这种稳赚不赔的垄断收益更应该造福全民，向全民分红，而不应该仅仅为部门或少数人独占。在世界其它各国所谓的“国有企业”中，其中大部分都以公益性为经营目标、而非追逐利润。它们实际上是代表政府来承担特定的社会职能。如美国的FannieMae公司，几乎是世界上最大的国有企业，它的经营目标是“让更多的美国人拥有自己的
4、住房”。其主要职责是为全民提供福利性的服务，保护弱势群体的经济利益，维护社会稳定。在中国，国有企业仍占经济主体地位，垄断的国企行业职工待遇高于其他行业造成的收入不均，及非公有制企业所遭受的不平等待遇等体制因素，影响着中国经济的“生态”，其“挤出效应”对中国宏观经济造成的影响不能漠视。鉴于中国特色的国有企业的发展现状，国企如何向国家分红，并无可直接借鉴的现成模式，只有对国有企业分红制度进行创新。有些国有企业担心分红可能会降低他们的资本积累。然而任何单独一家国有企业都既需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也需要看到国企分红的积极影响。例如：有利于抑制投资过热。国有企业向国家分红政策的缺失，使得其保留所有的税后
5、利润并用于再投资。近几年国有企业利润的飞速增长促使了这些企业的投资率过高。由于过度留存利润也带来诸多的弊端，盲目投资、过度扩张的事例屡见不鲜。三九集团事件的发生就是一个反面案例。促使国有企业转向外部融资，提高投资质量。企业资产规模的扩张与国有企业上缴红利的矛盾，必然使得国有企业的内部融资积累减少，促使国有企业转向外部融资。外部融资是来自公司外部的现金流，包括外部权益融资和如银行贷款、企业债券等的债务融资。这种融资方式，必然受到银行与资本所有者的严格监督，从而可以提高投资质量。厘清了国有企业的产权问题。对国企产权不清晰的一个广泛流行的说法是“全民所有，全民都不关心”。但是，当“全民分红”直接分到
6、每个公民时，这个说法就不再成立了。因为直接对个人的分红可以加强公众对公有资产的关心度，进而推动成立相关机构，审查各级政府的国有资产预算。可以说，全民分红是公有制的本质要求，是公民权利的经济表现。有利于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体制。在目前的利润分配机制下，垄断性国企享有垄断利润，资源性行业企业享有资源收益，职工享受“垄断福利”，收入待遇水涨船高；相反，竞争性国企的面临改制、技术落后被淘汰的局面，经营环境日益恶化，职工收入每况愈下形成巨大反差。对国企特别是垄断性国企的利润进行再分配和社会调节，有利于不同性质企业公平竞争，有利于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竞争体制。提高国企效率，推动国企不断提高其盈利能力
7、。分红表面减少了国企的利润，但会让国企变得更有效率。因为国企可以浪费的资金少了，这就尽可能减少了浪费的行为。其次，分红以后国企盈利的真实状况的信息变得更准确了，就能更多地看到哪部分利润来自自身经营，然后准确地把这部分利润分离出来。防范国企利润分红中出现新的寻租行为各级政府一方面是国企利益的分享者，另一方面又手握市场调控大权。从某种意义上讲，事实上国企利润分红将各级政府推向了市场经济的前台，如果不确定规则，一些地方政府将异化成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两员现象”。这种“两员”的双重身份隐患众多：难免一些国企不去努力探索市场经营竞争之道，反以红利作为讨要政策的筹码。国企红利极易异化成地方政府一块新
8、的政绩“高地”。在政绩诱惑之下，一些地方政府出现倾向性，做出一些有利于国企发展而牺牲其他阶层利益的“偏食”决策。在缺乏资金的时候，一些政府脑袋发热，“权力”入股，通过行政杠杆调节市场，最终实现为政府“增收”的目的。所有这些，极有可能为国企尤其是垄断行业套上一层厚厚的“政策盔甲”，更不利于其自由地参与市场竞争。如何构建基于公平的国企分红收益分配制度2006年中央企业利润已经高达7200亿元人民币。如何合理分配这笔资金，能否让大众收益成为全社会关心的问题。充实社保基金。“国有资产为民谋利”的本色决定了国有企业分红支出的一个重要方向即是充实社保基金。我国社保覆盖面过小、城乡差异悬殊，社保基金严重不足
9、，社会保障制度严重滞后等急需解决。首先，不断加剧的人口老龄化现象将会使情况变得更为严峻。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按照目前的制度模式与人口结构演变趋势，2001-2075年间，中国基本养老保险的收支缺口将高达9.15万亿元人民币。其次，中国在城乡二元制经济结构下社会保障极端缺乏。除了提高人力资本价值，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将对当前财富分配的失衡起到一定矫正作用，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民众生活质量。用于公共事业。资金缺口巨大的义务教育领域，其中应重点投入农村的义务教育；公共医疗卫生领域，重点是给予弱势群体支持；新农村建设等。根据世行报告，“如果国有企业50%的利润纳入财政预算，就能使对教育和医疗卫生的支出增加85%”。世行建议中国国企上缴国家利润分红用于公共支出。国企的所有者是全国人民，国企分红理应纳入公共财政收入转化为社会福利。国企分红用于公共事业，乃是国企分红的终极目的，有利于推动公共事业的发展，减少民众因政府公共投入不足导致的被动支出。有利于构建一个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市场。从这个角度来看，国企分红用于民生，是利国、利民、利企业的“三赢选择”。（作者单位：赵凤彬，山东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韩丽，山东经济学院信息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