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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太平广记研究综述太平广记是宋代李昉等人奉敕于太平兴国年间编定的一部类书。全书共五百卷，按主题不同分为九十二大类，其下又分一百五十多小类。它杂采众书，以野史传记和笔记小说为主，内容涉及神仙、道术、报应、梦、鬼、妖怪等，成为研究古代文言小说的宝贵资料。自20世纪30年年代开始，学界对太平广记的研究一直在深入，本文试图从文献、文学和文化三个角度对太平广记的相关研究作一简要概括，探讨其研究重点的变化趋势，以供学人参考。一、太平广记的文献研究太平广记的文献研究主要涉及到太平广记的版本、引书、编纂情况、文献价值和文本传播等几方面。（一）太平广记的版本研究今人最早对太平广记的版本源流进行研究的是邓嗣禹和岑仲
2、勉，他们对太平广记的明谈恺刻本和许自昌刊本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比对。邓嗣禹篇目及引书引得（燕京大学图书馆引得编纂处印，1934）和岑仲勉跋历史语言研究所所藏明末谈刻及道光三让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集刊第十二册，1948年）很重视谈刻本和许刊本的版本价值，他们为后来的版本研究工作开了先河，有着“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之功。建国后，汪绍楹对太平广记进行了点校，根据卷二六一至卷二六五、卷二六九和卷二七等几卷缺佚情况不同以及卷二五六、卷二七有无谈恺的识语，把现存的谈刻本分为“初印本”、“后印本”、“最后印本”三种版本，为太平广记版本研究开拓了新的局面，但汪先生未对其作详细考证说明。1988年，程毅中的几种
3、版本（社会科学战线1988年第3期）对谈刻本的三种版本进行了极为详细的文献考证工作，相对应提出“甲本”、“乙本”、“丙本”的概念，并且对汪先生的所确定的刊印顺序提出了质疑，需要进一步的深入研究。20世纪70年代，台湾严一萍曾利用汪绍楹点校本、孙潜校宋本（台湾大学藏）以及类说、说郛等书进行校雠，撰成太平广记校勘记（艺文印书馆，1970）。此书主要是对太平广记不同版本的一些异文、佚文等情况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考证。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张国风先后发表了诸本总目录异同（北京图书馆馆刊1994年第1期）、试论的版本演变（文献1994年第4期）、陈校本的价值（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4年第5期）文渊阁四库本底
4、本考索（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3期）、陈缠校宋本异文辑选（北京图书馆馆刊1995年第3期）、韩国所藏的文献价值（文学遗产2002年第4期）等一系列研究论文。这些研究成果都收录到了版本考述（中华书局，2000）一书中。进入新世纪，由张秉楠执笔撰写的校勘札记（文史第五十二辑，2000）对关于版本研究也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张华娟研究（山东大学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从成书背景、编纂始末、版本流传、分类问题和引书辑佚等几方面进行了研究。其在版本研究方面主要是对前人的研究“做了一番综合、梳理的工作”，因此自己的研究心得较少。盛莉仙类小说类目及其编纂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附录二历代已知
5、版本一览表对太平广记已知版本的整体风貌做了描述。总之，太平广记的版本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对谈刻本的版本及刊印顺序进行研究；对各种版本的演变情况进行探讨；对校宋本的宋本原貌及真实性进行分析。（二）太平广记的引书研究太平广记是一部规模宏大的类书，其引书问题非常复杂。明代谈恺刻本太平广记前所列的引用书目实为三百四十一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称其引书为三百四十五种。邓嗣禹在篇目及引书引得（燕京大学图书馆引得编纂处印，1934）中以谈本引用书目与太平广记正文实际引书进行统计分析得出太平广记引书有四百七十五种，“其中存者约百分之四十七，不存而史志未着录者亦百种有奇。”郭伯恭宋四大书考（台湾商务印书馆，1
6、940）亦持邓氏观点。台湾叶庆炳有关太平广记的几个问题（古典小说评论晚鸣轩文学论文集之二，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5）又对邓嗣禹的遗漏和失误作了一些补充和修正。台湾卢锦堂引书考（台湾政治大学1981博士学位论文）受邓氏启发并吸收其研究成果，对太平广记引书分二大类四小项进行分析，得出最后结论：“引书之见于历代书志而引用书目复有其名者，凡二百五十五种；引书之见于历代书志无其名者，凡四十八种；引书之未见于历代书志而引用书目有其名者，凡五十八种；引书之未见于历代书志而引用书目亦无其名者，凡五十八种。”校勘札记（文史第五十二辑，2000）列举了太平广记引书中七种讹误情况，并通过“对中华书局汪校本太平广记
7、各条引文所注出处逐一审核，去掉误名、异名，加上应补充的十一种引书以及因同名书不分而需补充的四种同名书，则全部引书当为四百零六种。”张国风太平广记版本考述（中华书局，2000）对太平广记引书作了详细的考证，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认为鉴于太平广记引书的复杂性，要对其引书作一个精确的统计数字是根本无法实现的。最为重要的是张先生考证出谈本太平广记中未注明出处篇目在其它版本和相关书目中的出处情况，对谈本太平广记引书进行了正名和存疑的文献考证工作，查录了永乐大典中标明出自太平广记的条目，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参考价值。张华娟研究（山东大学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以太平广记引书引得为主体，辅以太平广记引用
8、书目、一九八二年中华书局太平广记索引，进行了统计分析，得出最后的统计结果是：“原书目三百四十三种书，去掉有问题的书之后余三百一十九种书，加上太平广记引得增补的一百二十九种、一九八二年太平广记索引增补的四十五种、及笔者增补的十九种书，总共是五百一十二种书，其中包括前面原书目部分列出的十六篇单篇文章，还有后面增补书目中的二十三篇单篇传记或传奇。去掉这三十九篇单篇，则余四百七十三种引用书。”除了对太平广记引书整体情况进行研究外，叶庆炳还对太平广记的经部引书和史部引书作过精确、详细的考证。对于太平广记引用书目，邓嗣禹篇目及引书引得的序文和郭伯恭宋四大书考都认为是别人所加；张国风则确定“十之八九为谈恺所
9、加”。此外，谈刻本太平广记中未注明出处的篇目、永乐大典中表明出自太平广记的条目，张国风版本考述（中华书局，2000）都一一作了查考。（三）太平广记的编纂情况太平广记的编纂研究主要包括编纂的时间、成因和体例等方面。太平广记的成书时间是在太平兴国三年还是八年是一个争论的话题。前者是据李昉太平广记表，后者是据王应麟玉海卷五四。校勘札记（文史第五十二辑，2000）通过考察太平广记表中“撰人官衔与宋史本传所载兴国三年任职相合，而与八年任职不合”，断定太平广记成书于太平兴国三年。张国风版本考述（中华书局，2000）也考证了太平广记的成书时间当为太平兴国三年八月，且其起始编纂时间为太平兴国二年三月。此外，张
10、华娟研究（山东大学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盛莉仙类小说类目及其编纂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也都赞同太平广记的成书时间为太平兴国三年八月。太平广记编纂的原因，不少人都是从政治角度出发，认为其编纂的目的是为了安抚前朝遗老，使之“老于文字之间”而不思叛逆之心。如邓嗣禹篇目及引书引得（燕京大学图书馆引得编纂处印，1934）、郭伯恭纂修考（岳麓书社，2010）、胡道静中国古代的类书（中华书局，2005）等都认同这一观点。赵维国论纂修的文化因素（河南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则从文献整理、宋太宗的文化修养、唐代小说的发展等三方面论述了太平广记成书的文化因素。牛景丽的成书缘起（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11、2004年第5期）在借鉴赵文的基础上，从政治、文化、小说自身发展三方面来探讨其成书的原因。张华娟研究（山东大学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则从“宋初偃武修文政策、诸降国图书汇拢及笼人才和人主嗜好等”社会背景和“宋代文化特点、宋文士喜好及稗史增多、文史分离”的文化背景出发探讨了太平广记成书背景。太平广记的类目分类和编排是编纂中一个重要问题，刘叶秋类书简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认为太平广记类目分类“不免分合未当，零乱、重复”，如“神仙”类外，又有“女仙”，还另分“神”一类，“即不够妥当”。韩国郑宣景的神仙的时空太平广记)神仙故事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则认为：“女仙类主要汇聚女性神仙
12、，而神类主要以具有地方特色的祖堂神、祠堂神为主，其内容上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其类目分类还是较为恰当的。张国风版本考述（中华书局，2000）、张华娟研究（山东大学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则指出，太平广记的类目是按内容主题来分类的，这种分类是在继承前代书籍，尤其是前代子部书籍和小说集子的分类基础上创新而来的。张华娟、盛莉等还总结了太平广记类目编排的特点，认为太平广记分类具有宗教色彩、暗含哲学思想、有人本文化知性气息、显示了史学传统与小说性等特点。盛莉论类目的动物分类思想（人文论谭2014年第0期）从“以所在领域空间为划分标准”“类必立长、灵必有序”“小说审美视野”三个方面探讨了太平广记类目的动物分
13、类思想。（四）太平广记的文献价值研究太平广记是一部文言小说类书，保存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因此其文献价值一直受到研究者的重视。陆湘怀论的文学文献价值（抚州师专学报1996年第4期）论述了太平广记在文学作品的辑佚、校勘、本事探源等方面的文献价值，不仅具有整理古小说方面的价值，还具有整理诗歌的价值；同时太平广记又为通俗小说和戏曲等通俗文学作品提供了大量的题材本源，因此在本事探源方面也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韩国诸海星浅谈太平广记)的小说史料价值（第二届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薛克翘的贡献（南亚研究1999年第2期）均持相同的观点。晁芳芳方士类文献述考（广州大学2017年硕士
14、学位论文）对太平广记中的方士类文献的类型、引书情况以及内容特点及价值进行了分析考证，体现了辑佚、保存古籍的重要价值太平广记的文学文献价值研究还体现在对太平广记选本的辑录上。早在明代，冯梦龙就辑有太平广记钞（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当代王汝寿则辑有太平广记选(齐鲁书社，1987)、太平广记选（续）(齐鲁书社，1982)，周振甫主编白话太平广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也有围绕某种选题类型来辑录太平广记的，如中龙的神话（旅游出版社，1987）、传奇（台湾林郁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5），前者是从题材主题来辑选的，后者则是从小说体裁来辑选的。李季平、王洪军社会史料初探（齐鲁学刊1996年第5期）指出了太平广记对于保存宋前小说和研治魏晋隋唐社会历史方面的文献价值，之后出版了社会史料集萃（齐鲁书社，1999），从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生活风俗和历史人物四个方面集录了太平广记中的史料文献。魏明安从艺术史料上窥探（兰州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肯定了太平广记的音乐史料价值，“广记卷二四、二五所录，基本上是唐代的音乐史料。从人物来讲，它涉及帝王、宰辅、封疆大吏到落魄书生、歌女、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