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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先秦时期赋税制度变革与土地国有制的形成 本文将扼要叙述中国古代的农业制度，怎样从上古三代的村社共同体经济，转变为后来的小农经济，以及与之相关的土地产权制度的变化过程。很显然，在这一过程中，国家的财政需求起了最关键的作用。我们过去在研究社会经济制度变化的原因时，总是把生产力的发展和变化看作是根本的、直接的原因。其实，社会经济制度变化的原因可以是多方面的，而国家的作用往往比生产力本身更能造成社会经济制度的变化。一、社共同体经济与公田土地私制的关系中国早期社会的土地所有制，是村社共同体土地公有制。即便是在夏代，这种村社土地公有制，仍保持得相当完好。孟子滕文公在谈及夏代的土地税收制度时说：“夏后氏五十
2、而贡。”这就是说，在夏代，人民是以五十亩为一个单位，向他们的统治者纳“贡（税）”的；而且，此所谓“贡”，是出于五十亩之内，而不是出于五十亩之外。在夏代，还存在着一种“公田”。夏小正中，有“农及雪泽，初服于公田”的说法。那么，此所谓“公田”，与孟子所说的“五十”亩，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它们都属于村社共同体的公有地。那时，在村社共同体内部，早已实行了家庭份地制度。五十亩是村社分配给其成员的份地；性质仍属公有。而夏小正所说的“公田”，则是在实行家庭份地制度后，村社保留下来进行共同体公积劳动的公有土地。1大约到了商代，土地私有制开始形成。孟子滕文公在谈及商代的土地税收制度时说：“殷人七十而助。”并解
3、释道：“惟助为有公田。”很显然，“助”是出于七十亩之外的“公田”之上的。商代的公田与夏代的公田，性质不一样。商代的公田，是天子、诸候及其臣属们的私有土地。这些统治者，把村社共同体的部分土地据为己有，因名之“公田”；而由村社共同体成员无偿地为他们耕种，称之为“助”。以公田为形式的统治者土地私有制，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中，其“助”的耕作方式，采取了大面积的集体共耕制。诗经甫田曰：“卓彼甫田，岁取十千。”诗经噫嘻：“骏发而私（耜），终三十里。”诗经载芟：“千耦其耘，阻隰徂畛。”这些颂词雅句，展示的都是成千上百的村社共同体农夫们，在一望无边的大片公田上协同劳动的景象。这样一种集体劳动方式，在当时的社
4、会生产力条件下，是最实际的一种可以用来支撑公田土地私有制的生产方式。对于任何一个“公田”的所有者而言，只有采取这样的劳役剥削形式，他对于公田的私有，才具有经济价值。因为，只有采取这样的剥削形式，使一切工作都由村社共同体承担，土地私有者才无须负担直接组织和管理农业生产的费用，而只须差遣少数爪牙，如诗经国风和小雅里所提到的“田畯”之类，对村社农民的公田劳动进行监督检查。相反，如果使用奴隶从事农业生产，肯定是不经济的。那样的话，统治者除了需要垫付必要的生产成本之外，在不具备充足奴源的情况下，他们还必须垫付维持奴隶及其家庭长期生存的费用。而这些费用，足可以抵消他们可能得到的利益。而更为重要的是，如果要
5、实行农业奴隶制，统治者还必须拥有非常便于开发利用的水土资源。在仅仅依靠木石工具来从事农业生产的条件下，要想通过奴隶劳动获取经济利益，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然而，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从炎黄的部落联盟到唐尧、虞舜，乃至后来经由禹、启所建立起来的夏朝，在本质上都不过是一个不断扩展中的防御共同体；而这一防御共同体，向来是以联合为主，尽管其在形成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暴力；惟其目的在于发展联合，而不是掠夺奴隶和土地，这就决定了在通常情况下，中原地区的村社共同体组织，连同它们所占据的水土资源，一般不会因为被征服而改变；在“柔远能迩”、1 “各守尔典”、2以及“宅尔宅，畋尔田”3之类的的政治原则之下，隶
6、属于各部落的星罗棋布的村社共同体，业已占尽了最好的和较好的水土资源。中国历史上还有所谓大禹治水的传说。禹是治水的代表人物，附加在他身上的治水的神话，殊不可信；但是，尚书益稷谓禹“濬畎浍”，论语泰伯谓禹“尽力乎沟洫”，正反映出那个时代的人们用沟洫排涝，以保证农业生产能够正常进行的实际情况。而这一事业的承担者，正是那无数的村社共同体。是它们组织各自的成员，为开沟排水提供了大量的公积劳动。可以肯定地说，治水是必须由村社共同体来组织管理的一项重要生产活动。由此，也完全可以推论出村社共同体存在的历史合理性。必须说明的是，为维持村社共同体组织的存在，其本身还有许多其他的公积劳动需要。这些需要，在礼记礼运篇
7、中，被论述为“使老有所终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原始共产主义理想。总而言之，以公田为形式的统治者土地私有制，实际上是以村社共同体的存在为前提的。同时，只要村社共同体继续存在，公田土地私有制就不能不受到极大的限制。这是因为，村社共同体自身的存在，需要较高的费用。无论是组织和管理农业生产，还是村社共同体制度本身的存在，都必须以大量的公积劳动为前提。这种必要性，从根本上把当时的统治者土地私有制，即公田土地私有制，限定在严格的范围之内。从夏至商而周，无论是我们已经谈到的“五十而贡”、“七十而助”、“百亩而彻”，或所谓“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讲的都是什一税。4强调税率上的这种恒定性
8、，恰恰反映出村社共同体所必需的制度费用及其劳动生产率，对剥削程度所构成的限制；而公田土地私有制，则只能被允许在这个限制之内。最后必须说明的是，在村社内部小家庭普遍存在，并且实行家庭份地制度的情况下，笔者之所以仍然认为当时实行的仍是村社共同体经济，而不是小农经济，就是因为在村社内部，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在本质上，仍是以村社为单位的。定期的土地分配、沟洫、公田劳动、贸易和手工业生产，以及各种公益事业，实际 上都是由村社共同体权力支配的。这就足以表明，村社本身依旧是最基本的经济单位。在这种情况下，普遍存在的小家庭，似不足以成为一种独立的经济单位。 -1参见赵俪生中国土地制度史第1章，第3节。1尚书尧典
9、2尚书汤诰 3尚书多方 4孟子滕文公二、履亩而税与小农经济孟子滕文公在谈及周代的土地税收制度时说：“周人百亩而彻。”又说：“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这样的说法，大致反映从西周末年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土地税收制度的变化，而土地制度本身亦随之发生变化。凡此变化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国语周语上说的：“宣王即位，不藉千亩。”所谓“不藉千亩”，究竟是个什么意思呢？汉代郑玄说：“周制畿内用夏之贡法，税夫无公田。”1这一说法，跟孟子所谓“周人百亩而彻”，是颇吻合的。按照这个说法，周天子的“邦畿千里”之地，早就实行了履亩而税，那又何来周宣王的“不藉千亩”呢？然而，是否可以就此推论，说周宣王的不藉千亩，是将履亩
10、而税制度推行于诸侯国之中呢？这样的推断，显然不符合历史的实际。一般而言，在确定的分封制之下，天子并不拥有干涉诸侯国内部事务的权力。而时当“共和行政”刚刚结束，周宣王也并不具备这样的实力。据诗经大雅，周人早在公刘的时候，已有所谓“彻田为粮”。这个“彻田为粮”，与孟子所谓的“周人百亩而彻”，或郑玄所谓的“税夫无公田”，实际上都是履亩而税。问题在于，这一制度实施的范围，在周宣王之前到底有多大。尚书酒诰上说：“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据此可知，周代封在外服的是诸侯国，封在内服的是卿大夫食邑。2后者表明，就是在周天子的“邦畿千里”之地，仍有相当
11、一部分土地为受封的卿大夫所领有；周天子直接控制的地方，一是王城周围的京畿之地，一是京畿以外的那么，时当共和行政结束，初即位的周宣王，是否有能力迫使封在内服的卿大夫，遵从其不藉千亩的命令呢？答案当然也是否定的。进一步的问题是，周宣王“不藉千亩”，是否就是取消了公田“助”耕这一劳役剥削形式，而直接将畿内“履亩而税”之制，推行于其所直接控制的所有地区，或仅仅是取消了“助”的共耕阶段呢？实际上，从“不藉千亩”到“履亩而税”，不会是一蹴而就的。不藉千亩，无非是周天子在其直接控制的区域，将原来的公田共耕制，转变为公田分耕制。即将公田的助耕，分配于村社的各个小家庭。必须指出的是，虽然并无确凿的证据表明，公田
12、分耕是在“千亩”之上的分耕；然而，作为村社共同体组织，为了便于管理和某些习惯上的原因，最可能的就是采取这样的办法。但是，据国语周语关于宣王“伐姜氏之戎”，“丧南国之师，料民于太原”的记载可知，到了西周末年，周宣王已经开始“税人”了。“料民”就是清查户口，目的在于“税人”。据此推测，如果“千亩”尚存，税人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周宣王“料民”，事在公元前792年。那么，至少是在更早一些的时候，在周朝的千里王畿之内，“千亩”就已不存在了，公田与村社农民的份地已经合并。只能是有了这个前提，周宣王才需要“料民”。诗经大雅韩奕有云：“实亩实藉。” 是说周宣王恢复了韩侯世封，又为韩侯制定了履亩而税制度。据此，
13、可知这履亩而税的制度，当时也已是周天子自己的制度了。诗经齐风莆田：“无田莆田，维莠骄骄。无思远人，劳心忉忉。无田莆田，维莠桀桀。无思远人，劳心怛怛。”这首诗是说，齐国的公田里，野草长得很茂盛，因为种地的人都去服军役了。诗中，“骄骄”和“桀桀”，是形容野草疯长的样子。“远人”指的就是那些远在边疆服军役的人。显然，是大量军役的征发，导致齐国公田助耕制度不可能再继续下去。实际上，由于种地的人都被征去服军役，农民甚至也不能很好地耕种自家的份地。诗经唐风鸨羽：“肃肃鸨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苍天，曷其有所？”即此，则可以想见唐国公田上的荒芜景象。 公田制度的废除，实际上与统治者
14、大量征发军役有关。然而，如果公田共耕制尚未废除，村社共同体组织首先会保证公田上的农业生产得以正常进行。只有在公田的耕种分散于村社的各个小家庭之后，才可能发生上述公田荒芜的情况。据此，我们似可以推论，齐国公田荒芜的情况，应是在实行公田分耕之后。而我们知道，后来齐国由管仲主持变法的措施之一，是在全国实行“相地而衰征”。1 即按照田亩的不同等级征税。这表明，此前齐国的各级领主，必定已将公田与村社农民的份地合并，而普遍地实行了履亩而税。否则，管仲又何以能对全国的农田实行“相地而衰征”呢？履亩而税的实行，其最重要的结果，就是使原有的村社共同体土地的所有权发生微妙的变化，以至于村社共同体组织很难继续保持其
15、作为土地所有者的权威，从而有效地规范和调整村社农民对份地的使用权，并且失去了原来所拥有的组织和管理公田生产的权威。惟其如此，它原有的其他经济的和社会的职能也必然丧失。国语周语载虢文公对宣王“不籍千亩”的谏言：“不可。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供给于是乎在，和协辑睦于是乎兴，财用蕃殖于是乎始，敦庬纯固于是乎成。” 显然，在虢文公看来，把公田共耕改为公田分耕，一定会从根本上破坏当时的经济与社会。事实证明，这并不是危言耸听。长期以来存在于中国社会基层的村社共同体，正是从那时起，因为传统职能的消失而瓦解了。从此以后，中国农村的基层社会，很少有结合得很好的组织，而国家所直接面对的，通常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如散沙般的孤立的小农经济。-1周礼考工记匠人注 2 参见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5版，第74页1国语齐语三、土地制度的变迁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