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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律师权利保护需要法院介入杨涛广州两名律师因为办理刑事案件时一直未能会见到当事人，将公安机关告上法院。法院认为，按照法律规定，律师有权会见嫌疑人，有关机构也应给予配合，在律师要求会见犯罪嫌疑人过程中，律师与公安机关是平等主体，不属于管理与被管理的行政关系，因此本案不属于行政案件。因此，一审裁定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南方都市报?6月25日)要将律师在办理刑事案件时公安机关未能安排及时会见到当事人作为行政诉讼案件，从现行的法律规定看来，确实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在刑事诉讼中，公安机关的行为不是行政行为，而应当是司法行为，但司法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两名律师的正当权利，恐怕不能通过行政诉讼的途径
2、来解决。那么，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合法权利如何得以保护呢?笔者注意到，判决该案的法官认为，本案中两名律师难以实现会见权，应该向检察机关反映，到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不适当。然而，我们要问的是，向检察机关反映能有效维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合法权利吗?从现有的法律规定来看，尽管法律规定了检察机关有权对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的行为进行法律监督，但是除了对涉嫌职务犯罪的行为进行立案侦查以外，其他的监督措施是软性的，一般只能提出检察建议，是否纠正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公安机关自身的自觉。更为重要的是检察机关作为控方，基于打击犯罪的使命和追求诉讼胜利的内在冲动，能在多大程度上维护作为对手的律师的权利，值得让人疑心。但是，
3、笔者也不主张公安机关未能安排及时会见到当事人等在刑事诉讼中的行为在法律中规定为行政诉讼案件，列为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因为，行政诉讼毕竟只是事后的监督，相对于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权利保护的迫切性来说， 是远远不够的。也许诉讼下来，律师赢了，但律师及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受到的侵害却难以弥补，律师提起诉讼目的因此根本就无法实现。理想的制度设计应当是让中立的法官及时介入刑事审判前的有关程序中，负责受理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从刑事案件的立案后到判决生效前整个阶段中对于犯罪嫌疑人及律师的权利的侵害。只要律师有证据证明其权利受到侵害向法院提出保护的请求，法院经过简易程序的审理，即可作出裁定强制公
4、安机关、检察机关停止侵害行为或履行其法定的义务。在刑事审判前由中立的法官及时介入刑事诉讼，以保护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权利，制约国家公权力的滥用，在西方法治国家早已是传统，并成为他们法治制度建设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与此形成鲜明比照的是，我们国家的法官在刑事诉讼审判前的程序无权介入，在保护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权利和制约国家公权力的滥用上无所作为，这不能不说是我们刑事诉讼乃至于法治建设中的一大缺陷。我们期待着此案的审理能给让立法者清醒认识到法官及时介入审前程序的重要性，及时让法律完善起来。减刑与假释公开听证审理杨涛最高人民法院昨日表示，为保证减刑、假释案件的透明与公正，今后，对减刑、假释案件将一
5、律实行公示制度和有条件的公开听证制度。此外，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决定，从今年6月至明年3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减刑、假释工作的专项大检查。最高法院负责人介绍说，这次大检查的重点是2001年以来各高级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办理减刑、假释案件的情况。(?新京报?6月27日)减刑与假释是指对判处一定刑罚的罪犯，根据其服刑期间的具体表现，依法减少其应服刑期限或附条件予以提前释放的一种制度。减刑与假释影响到罪犯自身与社会的重大利益，所以，如果说对罪犯判处刑罚是第一次审判，那么对罪犯的减刑与假释可以称之为第二次审判。因而。对罪犯的减刑与假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用之得当，那么有利于罪犯的教改造，用之不当，那么加剧
6、罪犯抗拒改造的心理，也会引起群众对司法公正产生疑心。然而，依据现有的法律和司法实践的实际操作，人民法院对于罪犯的减刑与假释裁定的程序，并非是一个能表达公开、公正、公平的完整意义上诉讼程序。这主要表达在：一是书面审理，人民法院对于减刑与假释都是不开庭的书面审核裁定，法官对事实证据的认定依靠书面材料，缺乏庭审的直观印象;二是只依据监狱的一方的证据与材料，缺乏听取当事人及相关利害关系人意见的程序;三是减刑与假释裁定整个过程不公开，缺乏透明度，不能形成有效的监督;四是受减刑与假释裁定影响的当事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缺乏救济途径，无法有效地对裁定提出异议。因此，尽管法律规定人民检察院可以对减刑与假释进行监督
7、，但因为减刑与假释本身程序的缺陷，这种监督效果非常有限。司法实践中，减刑与假释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少的问题，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民群众对于司法公正的信心。最高人民法院在不违背现有法律的强行性规定下，积极探索，对减刑、假释案件要求一律实行公示制度和有条件的公开听证制度，这是一种对司法进行改革的有益探索，笔者认为值得称道。首先是公开审理的做法，表达了司法民主与公开，便于检察机关和社会公众的监督，防止“暗箱操作的嫌疑，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信心;其次是开庭审理、听取监狱方面的建议、证据和接受减刑的罪犯及同监区罪犯的多方面的意见的做法，有利于防止偏听偏信，能使当事人信服，也有利于最大程度上接近正义;
8、最后，公开、开庭和听取多方意见的审理，使罪犯们接受法律公正的洗礼，有利于他们日后的教育改造。但是，减刑与假释实行听证审理在目前而言，毕竟还只是法院的探索，要实现制度化，还有赖于法律的迅速跟进。同时，现有的对减刑与假释实行听证审理与完整意义上诉讼程序化还有相当的距离。笔者认为，还需要做到：一是将法院主动听取当事人意见改变为他们有权在法庭上陈述，将表达意见固定为诉讼权利;二是当事人不服减刑与假释的裁定应该具有上诉权;三是要吸收有关案件的被害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参与减刑与假释的诉讼程序，并享有相应的诉讼权利。此次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减刑、假释案件将一律实行公示制度和有条件的公开听证制度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减
9、刑、假释工作的专项大检查。说明了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减刑、假释的特别关注，并努力要使减刑、假释程序表达公开、公正、公平，我们有理由相信减刑、假释案件实行听证审理将成为司法改革中又一靓点。让虚报浮夸不再有藏身之处杨涛近日，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十几个乡镇干部因虚报造林面积，受到免职等惩办。其中，两个乡镇党委书记、4个林业站长被免职。(?中国青年报?6月19日)为创造政绩或完成上级规定指标，一些地方官员不惜在统计上做文章，在工业产值、农民收入等林林总总工程的数字上大渗水分，虚报浮夸己成为官场的公开的秘密。可是，为什么上级领导仍引以为信呢?难道发现虚报浮夸真得那么难吗?看看阜新县的做法，我们发现其实发现
10、虚报浮夸并不难。阜新县开始春季植树造林时，刚到任的县委书记王宏伟经过近一个月的调研，发现他走过的乡镇植树造林的面积有问题，再加上下乡时有人反映一些乡镇中存在虚报造林面积的情况，使他产生了清查造林面积的想法。于是，该县县委决定以核查造林面积为突破口，力刹虚报浮夸风。该县对全县35个乡镇的植树造林面积进行实地测量，对5亩以上面积较大的地块采用了先进的GPS“卫星定位测量仪进行实测，测量的实际数字与各乡镇上报的造林面积存在不同程度的误差。原来，要发现下级官员的虚报浮夸难就难在上级领导有无深入调查研究。一些上级领导习惯于发指示、听汇报，不到基层走走，不到群众中看看，不擅于借助科技的力量进行复核，当然，
11、要发现虚报浮夸的现象很难。要发现下级官员的虚报浮夸也难在上级领导敢不敢痛下决心，与下级官员较真，与自己较真。一些上级领导习惯于好大喜功，对于下级官员的形势大好的空话很顺于耳，并且上级领导也要接受指标考核，他们上面也有领导，揭下级官员的短，事实上也使自己的指标也难以完成，也就是让自己难堪。因此，如此没有壮士断腕的气概，敢于与下级较真，与自己的政绩较真，要发现虚报浮夸的现象真的是很难。正因为有这么多发现虚报浮夸的难处，所以， 阜新县县委书记力刹虚报浮夸风的做法就颇具魄力，令人陡生敬意。但是，要遏制虚报浮夸的现象，仅仅依靠领导的自律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要寻求制度上的跟进。笔者认为，以下几点也许是有必要的：首先是要将制止虚报浮夸与政绩考核联系在一起，必要时要采取虚报浮夸一票否决制，让下级官员不敢搞浮夸;其次是上级要制定科学可行的考核标准，在制定标准时要让当地群众、下级官员共同参与进来，让下级官员不需要搞浮夸;再次，要建立平时催促检查制度，平时经常实地检查下级官员的工作，而不是等年终听汇报、看数字，让下级官员无法搞浮夸。我想，只有虚报浮夸的不再有藏身之处，我们的经济才能步入良性开展，群众的利益才能得到切实地维护，我们的社会才能真正文明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