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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新审视现代民俗学的命运以中国二十世纪对于老式节日的批判为例 陈连山内容提纲：中国现代民俗学肇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也受制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科学至上主义”和“强制启蒙”是民俗学发展的禁锢，是戴在民俗学头顶的两道金箍。它既不符合西方典型启蒙主义思想，也违背现代社会道德。只有破除这两个禁锢,中国民俗学才有也许正常发展。核心词:五四新文化运动、民俗学史、老式节日、科学至上主义、强制启蒙二十世纪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变化起自清末开始的新文化运动，而以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最大。五四新文化运动全面学习西方文化是一种创举，最后为我们带来了现代化,并将泽被后世。在启蒙的大旗之下,民间文学、民间文化受到
2、注重,中国现代民俗学由此诞生。但是,五四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理解，对启蒙思想的理解存在严重偏差,既破坏了中国传承长远的文化老式(涉及老式节日)，也给现代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带来很大的困境，最后也导致现代知识分子自己的悲剧。在这种状况之下的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发展始终受到某种内在的思想限制,无法充足发展。学术界在回忆中国现代民俗学历史的时候，总是不惜热情地加以赞美。其实，中国现代民俗学从一开始就步履维艰。影响最大的两个学术刊物都十分短命。歌谣周刊1923开办，192年停刊，只维持了两年。民俗周刊1928创刊，13年停刊，好歹维持了五年。这个学科的前三十年里，专门的民俗学家只有钟敬文和娄子匡两个
3、人，当时也非一流学者。从事民俗学的出名学者大都是业余时间关注一下民俗学而已。周作人、闻一多是文学家；顾颉刚是历史学家,江绍原是宗教史学家,而董作宾是古文字学家。她们虽然都曾经一度关注并从事民俗学研究，可是后来都放弃了这个研究领域。14年后来,民俗学总体上被作为“资产阶级学术”遭受批判,只剩余一种作为政治宣传工具的民间文学研究。文革之后,民间文学研究也停止了。0年代恢复了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至今也三十年了,这个学科仍然十分弱小,在整个学术体系中影响很小。为什么会这样?是从业者素质太差吗?如果的确如此,那么为什么高素质者就不肯投身这一领域呢?那些曾经参与过民俗学的大师们为什么都一去不回了呢？这样
4、,问题就回到了民俗学研究作为一门学术自身。这个所谓的“与新文化运动一同降生”的来自西方学术的现代学问，为什么不能吸引真正的学术大师参与？它存在哪些先天或后天的缺陷？我觉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流是以启蒙为旗帜反对中国老式文化的，这样的思想倾向和一般民俗学的价值取向是存在矛盾的。本文把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知识分子看待民众与老式节日的态度作为考察对象,反思其启蒙思想中存在的偏差，并以此解释中国现代民俗学多舛的历史命运,为民俗学的将来发展扫除某些潜在的理论障碍。一、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民众以及民俗的错误结识中国现代民俗学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密不可分，为了弄清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命运，我不得不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
5、两大标语“科学”与“民主”谈起。五四新文化运动追求的核心价值是人类的自由平等。为了实现这个目的，运动领袖们采用了两个重要的宣传标语，那就是民主与科学,当时俗称“德先生和赛先生”。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但愿凭借来自西方的这两件武器,彻底批判中国旧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以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和新文化。一方面谈谈新文化运动对民主的理解，这是政治启蒙。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觉得,中国人民之因此不能得到自由平等,主线因素是中国老式社会的统治阶级实行封建专制。因此,她们倡导民主,反对专制。在这方面,新文化运动是注重民众，主张民众权利的。因此,民间文学、民俗受到她们的注重。刘半农和顾颉刚从民间文学中发现了反对秦始皇专制暴政
6、的孟姜女传说,并予以高度评价，必然引来学界热捧。当时学者们还发现，民间文学是赞美个性解放、婚姻自由的，大量的爱情歌谣可以做证。当时收集出版的歌谣作品集里爱情歌谣占据很大比例。由于发现了民间文学中有这些反老式的思想,五四知识分子一度高度注重民间文学，但愿从中发现新文化的基因。刘半农、周作人等人发起的歌谣学运动之因此可以产生巨大影响，是和歌谣中涉及的这些自由民主思想分不开的。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因此也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构成部分。可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政治启蒙是不彻底的。既然讲民主，民主的前提是人人自由平等。而五四知识分子仍然歧视民众，又惧怕民众,不肯把政治权利予以民众。周作人就觉得政治从主线上说是
7、贵族的,人类的真正主宰是思想家。她引用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的话:“事实上，无论我们如何地把它变妆，人类的政治总时常并且随处在主线上是贵族的。（我很想照语源译作贤治的。)任使如何运用政治的把戏总不能避免这个自然律。表面上无论如何,愚钝的多数结局是跟聪敏的少数人走，这是民族的得救，进步的秘密。高等的人指挥低等的,正如人类的智慧使她能制服动物。我并不是说社会的趋向是靠着那些名义上的总督、王、政治家、立法者。人类的真的主宰是发展知识的思想家,由于正如凭了她的高等的知识，并非高等的强力,人类主宰一切的动物同样,因此在人类中间,这也是那知识,指引管辖社会的所有的力。”周作人自己在文章结尾还是表白了自己的态度
8、，她说：“这或者是唯一的安慰与但愿吧。”显然,周作人心底里是瞧不起民众的。说白了，周作人内心布满了知识分子的优越感,主线没有把民众看作跟自己权利平等的人。那么,我们又怎么可以期待这样的知识分子可以真正尊重民众的文化发明、全力推动民俗学的发展呢？洪长泰在到民间去中发现周作人的民俗学与日本柳田国男的民俗学存在很大差别：“在柳田国男著作中的那种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本土情感，以及由这种情绪的引导，热情投身民俗研究运动的抱负,在周作人的著作中很少见到。周作人的民俗学研究缺少这种冲动。” 洪长泰：到民间去，董晓萍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71页。正是这种差别,导致柳田国男不仅开创、并且全面推动了日本民
9、俗学的正常发展；而周作人虽然开创了中国现代民俗学,但最后放弃了它。另一方面，谈谈科学启蒙。启蒙思想的核心是理性,五四知识分子理解的最高理性成果是西方自然科学，因此她们非常崇拜科学，以至于事事都要用科学的眼光审视一番，评价一番,成果发展为一种“科学至上主义”思想。她们看不起民众,重要的理由就是民众缺少科学知识,“迷信”。周作人在926年所写的文章乡村与道教思想里说，民俗学，大抵是以私人的迷信为重要研究对象。研究的成果就是“民众终是迷信的信徒,是不容易济度的。”(周借用的是西方学者勒南的话） 周作人民俗学论集，第202203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成立了一种“风俗改革
10、委员会”,大力扫除据说是违背科学的多种民间信奉活动。以至于容肇祖不得不于190年把民俗周刊停刊 参见洪长泰到民间去，董晓萍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265266页。可是，这种以自然科学为根据来判断信奉问题的做法合理吗?进化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思想内容。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常常使用英国的文化进化理论来研究和判断中国民众的生活、民俗和民间文学，一切都用所谓的“科学”眼光重新审视一下。符合她们的“科学理念”的就肯定，不符合其“科学理念”的,就用进化理论假设的人类文化发展阶段把它归到古老时代,视之为“原始遗留物”,事实上否认了它在现代社会存在的合理性。中国古代有一种商汤祷雨的传说。商汤打败
11、夏桀,创立商王朝，不料遇到连年大旱。社会舆论觉得是上天惩罚百姓造反。于是,商汤亲自堆了大堆干柴，沐浴更衣，上到柴堆上祈祷:“如果上天降罪，请惩罚我一人。饶恕百姓,给她们降雨。”然后,就点燃柴堆,自焚。成果，大雨倾盆而降，旱灾解除了。93年,郑振铎在汤祷篇分析了这个传说，觉得反映了原始社会的一种信奉，统治者要替代百姓承当上天的惩罚。商汤自焚,会引起降雨，固然是原始时代落后的迷信,毫无科学道理。于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无多次上演的皇帝或地方官在遭遇天灾时代民受罚的行为都成了原始信奉的遗留物。根据同样的道理,春节贴对联、守夜、放鞭炮,传说都是为了避免年兽侵害。用科学来审查,固然更是迷信。因此,1928年
12、国民党南京政府刚刚执政不久，就开始严禁放鞭炮,严禁过春节。1966年，文化大革命,新政府倡导“革命化春节”，不放假休息，继续工作。九十年代,新政府又严禁放鞭炮。按照中国老式习俗,清明节祭祀祖先,中元节祭祀祖先并给孤魂野鬼烧纸钱。但是，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们根据科学判断,鬼魂是不存在的。周作人19论祖先崇拜对中国人的祖先崇拜进行了全面批判。于是,清明节、中元节的重要民俗也是迷信。端午节，本来重要是为了避免瘟神作怪的节日。插艾蒿,是驱邪;划龙舟，表达驱逐瘟神。根据科学主义的思想，这些固然也被看作封建迷信了。既然老式节日不科学，就要进行改造,要移风易俗，端午节在劫难逃。幸运的是,端午节传说之一是纪念屈原
13、。于是,1941年，一批新诗人声称端午节本质上是纪念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当年的端午节，被当作“诗人节”举办了隆重庆祝活动,借此培养爱国主义感情。于是,通过现代诗人篡改的端午节总算保住了。可是,老百姓中理解屈原的实在太少。信奉的端午节变成爱国主义的端午节,这是移风易俗。表面看,固然较好，端午节的意义一下子得到了提高。可是,老百姓不懂，也无法接受知识分子们的改造。因此，移风易俗的成果是端午节基本消灭了。正是由于这样的以科学为原则的“理性主义”审查，把中国民众的老式生活、老式文化大都否认了。这种做法显然是错误的,由于科学自身并非万能，科学理性自身也不能僭越到宗教和审美领域(下文详论)。因此，我把这种
14、以科学作为评价文化的唯一原则的思潮叫做“科学至上主义”。正是由于“科学至上主义”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头脑中根深蒂固,因此,她们开创的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无可避免地陷入自我矛盾:从肯定民众是国家主人出发,开始创立中国民俗学,可是通过“科学至上主义”的审查与研究，结论却是民众“无可救药地落后迷信”(周作人语）。这样研究的成果，只能使民俗学成为批判中国民俗、中国民众的工具,而无法成为建设新文化的有效力量。当时的歌谣学运动、以及后来以中山大学为核心的民俗学运动，始终受到现代知识分子的质疑她们觉得民俗学有宣传落后迷信、背离启蒙之嫌疑 洪长泰到到民间去曾引用爱伯哈德博士的回忆：“这些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把民俗
15、学当成了危险领域，说民间文学家们在搞复活迷信意识的活动。”见该书第266页底注。为了挣脱这种社会压力，周作人几次表白民俗学研究这些老式、落后的文化事项，并不是肯定它,而是进行纯正科学的研究。可是这种所谓“纯正科学”的研究在指引思想上是对民俗进行科学审查,主线不也许真正理解民俗文化的合理性。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发明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同步给它戴了一种“科学启蒙”的金箍,导致现代民俗学的先天局限性。因此,歌谣学运动和民俗学运动维持时间并不长,不久地销声匿迹了。过去，学术界总结这段学术历史的时候，总是归因于日本侵略破坏了我们的和平以及学术研究的条件。其实,日本侵略至多只是一种外因，一种后天因素。我觉得,虽然
16、没有日本入侵，戴着“科学至上”和“启蒙主义”金箍的中国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研究也无法全面发展。五四知识分子对民间文学的文学研究，获得了某些成绩,对民间文学的价值也有肯定。而她们对民俗的研究，在肯定其历史价值的同步，大体上都与否认其在现代社会的价值的。因此,解放后来,代表劳动人民大众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就肯定了民间文学学科，而把民俗学定性为“资产阶级学术”加以批判。本来，我对五十年代对民俗学的批判感到不可思议。既然民间文学和民俗学都是周作人、胡适这些人开创的，本质一致，为什么肯定一种，批判一种?目前，我明白了。因素在于民间文学研究大体是在进行文学分析,没有使用过多的“科学至上主义”的审查,因而对于民间文学的价值多数是肯定的；而民俗学研究更多使用了“科学至上主义”的审查，多数民俗被归入迷信，因而作为民俗主体的民众的“革命性”被消解,这就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