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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合作博弈的企业转制及其对制度和增长理论的含义陈钊 陆铭* 陈钊：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上海，200433；电话：021-65643054；E-mail: chen_。陆铭，复旦大学经济学系和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上海，200433；电话和传真：021-65642064；E-mail: 。本文是作者参加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70272017)和复旦大学文科科研“金苗”计划的研究成果之一。作者感谢第二届“新制度经济学年会”（2002年9月，杭州）以及复旦大学研讨会的参加者提出的修改意见。当然，文责自负。摘要：本文以一个合作博弈模型解释了中国乡镇企业转制的一些经验观察，认为管理
2、者的人力资本积累和转制的成本是影响企业是否转制的关键因素，而企业转制时资产转让的价格则取决于包括双方谈判能力、税率、转制成本等在内的一系列外生因素。在这个模型中，我们可以同时看到制度的内生性、耐久性和路径依赖性。我们还将发现，人力资本积累是导致制度变迁的重要因素，而制度的变迁则能够改变人力资本积累的路径，两者在影响经济增长时是相互作用的。关键词：乡镇企业 企业转制 合作博弈 制度变迁JEL分类号：C71、L33、P41Cooperative Enterprise Restructuring and Its Implication for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
3、ge and Economic GrowthChen Zhao and Lu Ming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empirical observations of the restructuring of Chinese township-and-village enterprises in a cooperative game framework. In the model the accumulation of managers human capital and the costs of restructuring are key factor
4、s determining if TVEs are restructured, while the price of assets when restructuring depends on the bargaining power of players, tax rate and costs of restructuring. This model of enterprise restructuring shows the endogenous nature, persistence and path dependence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We will a
5、lso see that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is a key factor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while institutional change also affects the path of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teract in economic growth.Key Words: Township-and-Village Enterprises, Enterprise Res
6、tructuring, Cooperative Game, Institutional ChangeJEL Classification: C71, L33, P41合作博弈的企业转制及其对制度和增长理论的含义一、引言在企业转制和重构(restructuring)这一问题上，中国形成了一些特有的经验，这些经验对于理解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过程以及不同制度背景下企业性质的差异是非常宝贵的，因而也一直成为经济学理论和实证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话题(最近的一项研究如Sonobe and Otsuka, 2003)。中国乡镇企业的转制和重构没有伴随着大规模的对企业富余人员的解雇，相反，一般的转制方案都要求对企业
7、的职工全接收，而企业转制中的核心问题也是影响有关各方利益分配的问题是企业资产的转让价格。【注释】 在一些国有企业转制的方案中也呈现出这些特点，但是，由于存在一些差异，我们并没有将本文的模型直接用于理解国有企业转制，这一问题我们将在结语中进行简要的讨论。这显然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公有企业转制和私有化过程。在Shleifer and Vishny (1994)的研究中，企业的转制和重构集中在了解雇富余员工这一问题上，在国有企业私有化之前，由于企业能够得到政府的补贴，所以企业里存在着大量的富余职工，但私有化之后，企业(尤其是那些盈利的企业)不能再得到补贴了，所以企业将解雇富余职工，并导致企业重构。但是，
8、在中国这样社群主义的社会里，职工往往把自身的利益与一个小的社群联系在一起，在农村也没有相应的社会保障体制来减少企业转制对职工利益造成的损害，所以，如果企业重构直接导致职工的利益受损，就可能受到巨大的阻力。似乎与此有关，中国的企业转制实践往往表现出帕累托改进的性质，一些保障内部人(管理者和职工)利益的做法尽管可能导致一些低效率现象出现，但却有效地推动了改革。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在本文中采取了合作博弈的纳什议价理论(Nash bargaining theory)来分析企业转制，从而很好地描述了企业转制的帕累托改进性质，以及各主体对于转制收益的分配。在企业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中对合作博弈理论的运用可
9、以追溯到青木昌彦的一系列工作(Aoki, 1984; 1988; 2001)。 早期的乡镇企业理论也曾将乡镇企业看作产权模糊状态下的合作组织(Weitzman and Xu, 1994)。Haskel and Sanchis (1995)提供了一个合作博弈的私有化理论，但是这个框架里的博弈双方是企业和职工，并不适于分析中国企业转制的经验，在后文中我们将指出，在中国的企业转制过程中职工是一个相对弱势的群体，他们对于企业转制并未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相比之下，我们模型的框架更加接近于Shleifer and Vishny (1994)，在他们的模型中，政府官员对企业重构产生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本
10、文所要达到的目的而言，纳什议价方法是简洁而够用的。尽管使用Rubinstein (1982)战略性议价的框架可以将纳什议价方法中外生的议价能力内生化，但是这个内生化主要处理的是博弈参与者的时间偏好和风险偏好，这些因素对于理解中国企业转制过程并无太大实际意义，相反，在本文中所讨论的一些与历史和市场状况有关的影响管理者议价能力的因素却很难内生化。此外，战略性议价方法需要对于博弈的规则、行动和信息结构作出复杂的描述，往往使模型显得过于复杂。更为重要的是，宾莫尔等人(Binmore, Rubinstein and Wolinsky, 1986)和奥斯伯恩等人(Osborne and Rubinstei
11、n, 1990)证明，如果假设博弈的参与者的贴现率和作出回应的延迟时间不同的话，当提议和回应之间的时间间隔趋向于零时，鲁宾斯坦模型的解就趋向于纳什议价模型的一般解，对此读者可以参见陆铭(2002)的介绍。此外，纳什议价方法能够更好地揭示企业转制的帕累托改进特征，这对于理解中国企业的转制过程是非常重要的，而战略性议价方法所获得的解却并不一定具有这样的性质。感谢陈志俊和柯荣住在“新制度经济学年会”上与作者就此问题展开的讨论，以上讨论仅基于作者对于两类议价方法的理解。青木昌彦先生提醒我们，在他的书中(Aoki, 1988)也有类似的讨论可以为我们使用纳什合作博弈方法提供支持。在一些中国乡镇企业转制的
12、经验观察的基础上，本文将建立一个政府、企业管理者和职工合作博弈的乡镇企业转制模型，研究了企业转制的条件和转制剩余的分配。在本文之前，张维迎和栗树和等人认为企业(主要指国有企业)的民营化与地方政府的竞争有关(张维迎、栗树和，1998；Li, et al., 2000)，而支兆华(2001)则将转制的原因归结为市场化进程降低了政府投入对于企业生产的作用，于是政府转而将其可控制的资源投向私有企业。这些已有的研究并没有很好地解释为什么企业有可能不被转制。相比之下，本文侧重于理解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企业将被转制(或者不被转制)，以及转制过程中集体资产的价格决定。张军、冯曲(2000)已经提供了一个技术性的分
13、析框架，解决了企业转制时的资产定价问题，但是，他们未能给出企业转制时资产价格的唯一解，也难以借助比较静态分析研究一些外生因素是怎样影响资产转让价格的。这些问题都在本文的分析中得到了解决。同时，本文的模型还解释了企业转制过程中的一些经验观察，并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企业转制中的“内部人控制”等问题。在中国乡镇企业转制的案例中，由于存在外生的制度变迁的成本，只有当管理者的人力资本积累使得制度变迁的收益超过临界状态时，制度的变迁才会发生，这就为理解制度在一定时间里的耐久性和稳定性以及技术进步对制度变迁的作用提供了一个新的案例。反过来，当企业转制以后，管理者的努力水平将得到提高，如果管理者人力资本积累的极限
14、与努力水平正相关的话，那就意味着制度变迁改变了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路径。因此，中国的企业转制案例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的相互影响。本文的结构是这样组织的：第二节将简要地总结中国乡镇企业转制的一些经验观察以作为模型的基础；第三到五节是合作博弈的企业转制模型及其比较静态分析；在第六节中，我们将讨论中国乡镇企业转制对于制度和增长理论的含义；最后一节总结本文的结论及其政策含义。二、中国乡镇企业转制的一些经验观察中国的乡镇企业转制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一件非常重要的经济事件，在已有的文献中，围绕着企业转制的对象、方式和效果形成了一些基于调查研究的经验观察。首先，
15、从大范围的调查来看，企业是否转制与企业在转制前的绩效和企业的规模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尽管从总体上来看，转制前不景气的(即所谓“小、微、亏”或“小、亏、差”的)比较多，但比较不同地区的企业转制实践的话，似乎这一规律就不明显了。有的地方认为好企业可以卖个好价钱，差企业需要赶快脱手，而中等企业关系复杂比较难转制；另一些地方却认为转制的多是中等企业，因为糟糕的企业没人要，好的企业没有转制的必要。 也有人认为，地方政府可能不愿意出卖那些好的企业(王红领，2000)。企业的规模似乎也不是转制与否的标准，尽管可以观察到一些大型企业没有以出售的方式转制，但这并不是因为不许卖，而是无人买得起(秦晖，1997；19
16、98)。其次，乡镇企业的转制方式以经理人收购为主。也有一些学者从负面来看待这种形式的企业转制，称之为“内部人控制”的企业转制(姜长云，2000)。事实上，在乡镇企业转制的过程中，曾经也有一度以股份合作制作为企业转制的重要方式，股份合作制的乡镇企业虽然改进了原来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的效率，但是，其自身的组织效率并不理想(金祥荣、柯荣住、赖文洪，1998)。经过实践后，总的趋势是乡镇企业中集体股所占的比重下降，或者被完全取消(韩俊、谭秋成，1997)。“增量扩股”的转制方式也曾经被采用过，但后来逐渐地被“存量转换”(实际上就是部分或全部地出售企业)所取代(秦晖，1998)。而在“存量转换”的转制过程中，经营者持大股的方式具有相当大的普遍性(秦晖，1998；谭秋成，1999；邹宜民等，1999；范从来等，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