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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病扛，大病等”农村该不该怀念赤脚医生时代- 合作医疗之家 - 国内首家新农合自由交流 .“小病扛，大病等”农村该不该怀念赤脚医生时代 据报道，不久前的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制度直接关系我国几亿农民的健康和利益，是医疗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统筹城乡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到2008年在全国农村基本建立新型合作医疗制度。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由政府组织、引导、 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等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 医疗互助共济制度。国家将加大中央和地方财政支持力度，明年将试点的县 （市、区）由目前占全国的 21%扩大到 40%左右，中央
2、对参加合作医疗农民的补助 标准在原有每人每年 10 元的基础上再增加 10 元，并将中西部地区农业人口占 多数的市辖区和东部地区部分参加试点的困难县 （市） ，纳入中央财政补助范 围。地方财政要相应增加补助，不提高农民的缴费标准。 改革以来，广大 农民不得不面临水平不高却基本满足基础医疗服务的县、乡、村三级医疗网 “网底”破掉的现实，一些农村患者只能通过媒体以“苦新闻”形式向社会求 救，“小病扛，大病等”的严峻现实相当普遍。 当“赤脚医生”一词淡出 人们生活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思考“村医”作为阻挡疾病的“第一道防线”， 有着怎样的功效。 偏远山区婴儿出生死亡率超标 中国卫生部发出的 通报表明，2
3、003年全国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29.9%。，其中城市为14.8%。， 农村为33.4%。；全国婴儿死亡率为25.5%。，其中城市为11.3%。，农村为 28.7%，而在贵州省边远的黄岗村，死亡率最高的2001年达到 60.53%，2003年为 40.63%。今年六月，南风窗杂志发表了记者黎光寿的一份调查报告，报告指出， 2001年，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黄岗村的婴儿 死亡率高达 60.53%，而该比率在发达国家平均为 5%，中国 2001年为 16.95%。也就是说，黎平县的婴儿死亡率是发达国家平均值的120多倍，是我国平均值的 36 倍左右。 黄岗村所在的双江乡计生站 2004年
4、 3 月 28日上 报给黎平县政府有关部门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 2000年，黄岗村共有初生婴儿 32人，死亡 18人，初生婴儿死亡率高达 56.25%。2001年，初生婴儿 38人， 死亡 23人，死亡率高达 60.53%。2002年，初生婴儿 23人，死亡 12人，死亡 率达 52.17%，当年出生的孩子的缺陷率高达 43.48%。2003年，初生婴儿 32 人，死亡 13人，死亡率达 40.63%。5月11日，中国卫生部发出的通报表明， 2003年全国 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 29.9% ，其中城市为 14.8%，农村为 33.4% ；全国婴儿死亡率为 25.5% ，其中城市为 11.3%，
5、农村为 28.7%。黄 岗村的这些指标全都远远高于全国水平。关于为何此地婴儿有如此之高的死亡率，官方和民间都有自己的说法，但是，今年 1 月 28 日刚刚失去了 1 岁幼 子的村民吴肯对记者说：“肯定地说，村里的医疗条件不好，不会对症下药是 一个问题，我爷爷和妈妈死去之前，也是生病，结果也是请医生来，一打针就 死了。他们用的药有的过期了，也还在用，我跟医生买过奶粉，就是过期 的。” 没钱可贴村医纷纷流失 村医每月补贴才 50元。实行合医不合 药以后，开始向村民收药费，治疗费不收。但合医不合药以后，来的人不少， 钱却收不上来，只有卫生员自己贴。例如，黄岗村民贫困面比较大，来看病赊 欠的较多，结果
6、很多正常的药费收不上来。 3年下来吴国先已经倒贴了 3000多元。吴国先告诉记者， 2005 年不再做赤脚医生了，他已经没有钱可以贴了。 黎平县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没有足够支撑全县的工商企业，县财政支援能力 有限。县财政除了给予每个村一个卫生员每月 50 元的补贴外，对村级卫生事业 没有直接投入，黄岗村卫生室的投入主要靠帮扶单位县妇幼保健院的支持和村 民自筹。 和很多西部的农村一样，黄岗村的医疗卫生状况已经陷入困境。 双江乡医院院长彭胜华告诉南风窗记者，现在农村医疗卫生方面存在很多 难以解决的困难。首先就是人才培养困难，“我们这个地方经济很困难，现在 卫校每年招生，有 3 年制的，也有 5 年
7、制的，平均一年都要一万多元，我们农 村人没有钱读。你看到的两个赤脚医生吴国先和吴显芝，还是有了爱德基金会 的资助才去读的。” 卫生员报酬微薄，彭胜华说：“国家给我们每个卫生 员每个月补助 50 元，我们双江乡一共有 17个村，但是却只给了我们 14 个名 额，每月补助总额为 700 元，每个村都有一个卫生员，结果 17 个人一分下来， 每个人每个月只合 40 元。他们靠看病维持不了生存，出诊费也收不上来，进药 的利润空间也只有 14%到 15%，加上村里很穷，大村平均一个月也只能够卖 2000 元的药，小村只有几百元。” 吴国先开始做赤脚医生的时候，黄岗 村还在执行合作医疗，看病虽然家里没有什
8、么收入，但至少不会倒贴钱。但村 两委的行政支撑在 2000 年走到了尽头：合作医疗实行改革，将过去的“合医合 药”模式改为“合医不合药”，也就是说，上级财政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赤 脚医生不收治疗费用，但村民看病需要自己掏钱买药，相应地，村民每年上交 村委会的合作医疗费用被取消。 实行合医不合药以后，开始向村民收药 费，治疗费不收。但合医不合药以后，来的人不少，钱却收不上来，只有他们 自己贴。更为严重的是，黄岗村村民贫困面比较大，来看病赊欠的较多，结果 很多正常的药费收不上来。三年下来吴国先已经倒贴了 3000 多元。吴国先告诉 记者， 2005年不再做赤脚医生了，他已经没有钱可以贴了。据记者了
9、解，原来 的四个赤脚医生中，有两个已经放弃了医生这个职业，到广东打工去了。 2005 年，当吴国先放弃做赤脚医生之后，黄岗村就只有吴显芝一人给村民看病了。 广西马山县地方卫生局的官员对爱德基金会的人说 , 本来村里还有赤脚医 生,1994 年至 1995年, 有本事的城里医生是“孔雀东南飞” ,有本事的村医就 “麻雀东南飞” , 稍微能看点病的赤脚医生都跑到广东去了 , 每月能挣 1000 多 元。 黎平县计划生育局局长吴应琦告诉记者，像黄岗村这样贫困的村，要 用市场化的方法解决农村医疗的问题，已经是一条走不通的路。“老百姓没有 钱，医生看病治病，做得越多就越没有钱，这是一个死胡同。” 村医项
10、目 一度火爆 贵州 90%以上的村落都没有经过培训的乡村医生；而在甘肃，由 于非常贫困，文化程度低一点的人，考不上卫校，而考上卫校的人也没钱上； 而国家又派不出卫校毕业生到村一级医疗院服务这些造成了当地缺医少药 的状况。 资助吴国先和吴显芝的爱德基金会是一个民间组织，曾荣获国务 院颁发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单位”奖牌，基金会秘书长邱仲辉先生是江苏省 政协委员。 11月 9 日是爱德基金会成立 20周年的纪念日。现任基金会副秘书 长的李恩临女士介绍，村医项目是 1989 年爱德基金会的主管部门向中央统战部 提出的。当时的背景是青海省孕产妇的死亡率很高，一个孕产妇难产，要在马 背上骑上三天三夜，才能
11、到达一个乡卫生院，而那里又没有专门培训过的妇产 科大夫，因此，难产的孕妇即使经过几天马背上的奔波到了这里，也只能还是 “听天由命”，自己和孩子的生命还是没有保障。爱德基金会很快开办了第一期“青海省妇产科医生培训班”，把那些需要培训的医生，安排到南京进行培训。李恩临在给学员报销路费时发现，这些学员的车票，从出家门开始到 最后到达南京的日子，时间跨度竟达一个多月；他们从村到乡、县，要经过步 行、骑马、乘拖拉机、搭长途车等，一般到达省会时，已经过了大半个月；再 乘火车或飞机到达南京时，都经过个把月了 在南京培训一年后，这些人全 部成为县城医院的骨干和妇科主任。 爱德很快就发现，乡镇卫生院普遍缺 乏接
12、受过正规培训的医生，于是便开始一个省一个省地搞调查，平均三四天跑 一个省，最后共选出了中西部 6 个省做试点。他们了解到：贵州 90%以上的村 落都没有经过培训的乡村医生；而在甘肃，由于非常贫困，文化程度低一点的 人，考不上卫校，而考上卫校的人也没钱上；而国家又派不出卫校毕业生到村 一级医疗院服务这些造成了当地缺医少药的状况。于是爱德基金会开始设计，为这 6 个省每个省每期培训 100 个乡村医生，采取与当地卫校合作的 方式；由卫校为他们这些学员提供食宿、教师和教室；由省卫生厅提供政策支 持（一年制颁发结业证书和到其本村行医的许可证明，俗称“地方粮票”）； 由爱德基金会提供全部学费；第一期共培
13、训了 600 名乡村医生。到第二期报名 时，村里乡里知道的人，全背着书包来报名，并强烈要求扩大名额，最后根据 需要他们增加到每省每期 200 名，此后年年递增。据统计，从 1989 年到 2004 年，共有约近 2.5 万名来自甘肃、宁夏、青海、贵州、内蒙古、广西、海南的 学员，参加了爱德基金会的村医项目培训，学成后回到村中做了一名村医。 然而，李恩临没想到，西部几省“爱德村医项目”未实施几年，国家有关政策 就发生了变化，一度火爆的村医项目面临严峻考验。统计水分、政策变化卡住村医项目 1990年，公开的统计数字，西南某省 98%以上的村子都没有 经过正规培训的乡村医生；但仅仅过了约 10 年，
14、该省官方的统计数字则倒过来 称：90%以上的村子都有了乡村医生，“而这和我们在下面掌握的实际情况相距 很远。”李恩临强调。不久前，李恩临看到了某省卫生厅的调查报告：说该省目前村村有卫生站、村村有村医“我很纳闷，这么多年来那里从没有 过国家的专门村医的培训，而我们了解的情况是，从数字上看，90%以上的村子有村医培训的需求。到底是否还需不需要村医培训呢？甘肃省认为，在他们 省，至少还有 100个至 200个村的需求。”两相对照： 1990年，公开的统计数字，西南某省 98%以上的村子都没有经过正规培训的乡村医生；但仅仅过了约 10 年，该省官方的统计数字则倒过来称： 90%以上的村子都有了乡 村医
15、生，“而这和我们在下面掌握的实际情况相距很远”，李恩临强调，其实 真实的统计数字非常重要，因为爱德的资金来源大部分是国际组织的善款，许 多不合实际的官方统计数字对他们争取资金支持非常不利，“当我们再为村医 项目争取国际资金支持时，人家拿出我们一些省份医疗主管部门的官方统计数 字来证实在当地根本不需要村医培训了；因为各村都已有了合格的村医。” 李恩临认为造成这种不实统计数字的原因，是国家对实现乡村基本的医疗卫生 条件曾做出过承诺，有关方面也有相应的硬指标考察数字，因此一些分管医疗 的官员，就不愿自己辖区的数字达不到要求。政策的一大变化就是中专卫校逐步要取消；当医生一定要大专以上学历。对此，李恩临
16、说，其实这个标 准，近期在西部根本达不到。其实在 90 年代中期就有人提出，卫生部门有动向，对农村医生的要求与标准会提高，要达到中专水平。爱德基金会当时 主管村医项目的副秘书长顾先生说，中专就需要三年的专业培训，而爱德的村 医培训只有一年，且没有中专文凭。其实，三年固然好，但医学院一般第一年 多讲医学基础理论，对村医根本不适用，而专门为农村医生如何培训一直没有统一教材。他们便把卫生部委托沈阳医科大学的教材浓缩，以农村地方病常见 病为讲课重点，尽量用变通的方法纳入教材里，并且把村医培训从一年扩展到 一年半。这是参加省卫生厅医政处负责人会议人员的集体反映：不能单纯追求 学历教育。大家说，高指标当然好 ,但当达不到时 ,该怎么办?谁知，后来，有关方面对此工作要求越来越严 , 现在面临的尴尬处境是要么你就住楼房 , 否则,你就不能存在 ,反正,不许住茅草房。但下面老百姓想的却是“有总比没有 好”。 他们在湖南做的调查显示，贫困地区一年人均收入才六七百元，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