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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色撩人：意在不意之间当这几个男女出发的时候，我并不知道他们将去往哪里。在我，这也算得上一次特殊的经验。他们是一些虚构的男女，我指的虚构不是“虚构艺术”的那个“虚构”，而是指，他们完全没有出处。以往我写作小说，多少有一点人物的原始面目，在这里，却是空穴来风。小说开始的场景，事实上也反映了我写作的处境，那就是一片混沌中，浮现出面具般的人脸，渐渐立体起来，有了生动性。那混沌是由幽光与暗影织成，就像人物的襁褓，随了他们长成而脱离，到了光天化日之下，走入各自的命运。开始，我只是考虑他们的性格，似乎受到一种吸引，极力要靠近超乎常态的能量，这能量突破了普遍性的外壳，呈现出峥嵘崎岖，失了平衡。但这只是在个体
2、，个体累积一定数量，彼此间就又形成另一个参差的秩序，达到更大范围的平衡，也叫做能量守恒吧。冲突越是尖锐，彼此越是契合紧密，在激烈的排斥中，勾连为整体，这也就是戏剧性。我为这些性格着迷，这是一种特别不安的性格，或者可以说是荷尔蒙现象，不能以常理计的热情，几乎带有自毁的倾向。这是以什么样的内涵充实起来的？是一个谜。我企图解开它，而事情的实质依然不变，还是缺乏现实的依据，从前提到逻辑，都在虚无之中。就是说，我先要设制谜，然后再解谜。这也是虚构的魅惑力所在，一切由你主宰，可冥冥中又受着制约。谁在制约你？自然的约律，你正企图要接近并且模拟的一个暗示。于是，我要为这些性格创造肉身，还要编辑前史，让精灵们降
3、生于世。如此这般，我不得不调动我的现实经验，所见所闻，但这显然不够用的，因我对他们抱有太大的期望。此时，我体验到现实与虚构的极大差异，其实这也是我们所以要去虚构的隐衷，就是现实远不够满足我们生活的欲望。就这样，我不得不想象从那一点有限的经验出发，摸索着前行。他们活动起来，眼见得栩栩如生，连我自己都要被骗过，以为真有其事。他们迫得我信赖，虚构在此时成了现实。而我依然持有着一种警觉，警觉到现实与虚构天人两隔。事情其实很分裂，就像一个我在看着另一个我。我一方面检验虚构是否合乎现实的规律，另一方面又防止虚构陷入现实的窠臼。随着他们越过活跃，这两难境地便越过深入。我不知道他们要往哪里去，只知道事情一定会
4、有终局，只要循着那条暗中的路径，大约也是因此，我总是将情节安排在夜晚拉开帷幕，即便是白昼，日色煌煌，亦是白日梦魇。这里的人物，大约是我写作中最不像人的人，是形形色色的魅，也是因为，我给予他们过高的任务，这人物是什么呢？杂树生花，流星错乱之后，终于尘埃落定，我方才回过神来。事实上，这场戏剧很简单，就是关于青春和爱情，这青春与年龄无关，爱情与男女无关，两下里都超出了，是肉体的生命盛不下的，只有将它归到自然力上。自然力是以总量计，就是永恒。这样，谜面和谜底就都有了。（王安忆/文，摘编自解放日报，2008年12月8日）史铁生：我的生命是一场冤案史铁生用残缺的身体，一直向人们讲述着最为健全而丰满的思想，
5、其作品中睿智的哲学之思及浓重的宗教意识照亮过众多读者迷惘的心灵。然而，他却表示，自己从未深入研究过哲学、宗教，对生命永远存在疑问是他唯一的写作目的。评论界对他小说中介入大量思索与哲理褒贬不一，有些人因此对史铁生写小说的能力产生怀疑，认为他的长篇小说并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对此，史铁生也充满了疑问。他设问道，这样的小说不是小说，那什么是小说？如果叙事是小说，那什么是叙事？如果悬念是叙事，那什么是悬念？ “生命的存在其实是最大的疑问，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说清楚，文学更是如此。它是现实之外的一块自由之地，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为何要规定形式呢？小说可以说出内心的猜疑、幻想和渴望，并和一部分人产生共鸣
6、，也就实现了小说的价值。”他说。“看小说最主要是看作家对生命的态度，而故事是看不完的。”史铁生举例说，比如他读王安忆的作品，无论什么情节，看到的永远是一个沧桑的人坐在岸上看那些在江中劳作着的人们，而且这个人一直保持着镇静和慈爱。残缺的身体与旺盛的写作形成的鲜明对比，让史铁生在大众眼中成为如何理解苦难的代言人。对于目前社会上流行的“苦难锻炼”的教育方式，史铁生很不以为然，他认为苦难并不需要制造，它早晚会来到，就像死亡是生命中最可靠的事一样。“我的经历是十八岁插队，二十岁瘫痪。”史铁生说，曾经有10年无法理解命运的安排，觉得自己的生命是一场冤案，要为这场“冤案”翻案他也曾想到过用自杀的方式抗议，但
7、后来悟出这是最无聊的方式，于是只有接受、服从苦难。然而接受之后，“翻案”还是必要的，关键是用何种方式翻案，必须拿出一种态度面对苦难，去思考，从苦难中得到启示。他表示，自己的作品中有大量与哲学、宗教有关的阐述并非出自刻意，是命运将他置于这个境地，无法深入生活，因此只有选择这种方式创作。（陈 佳/文，摘编自东方早报）读书君子我是上过大学的，说来可怜，进了大学门不久，就赶上了文革。此后，一天课都没上过，满了五年学制之后，就算毕业了。转眼就是花甲之年，如果说此生还聊可自慰的话，一是要感谢爹妈给的这个脑袋还不太蠢，再就是中学时期，用功读书了。我不是个早熟的孩子，甚至可说是晚熟的那种。十五六岁了，还没有什
8、么志向，之所以用功读书，只是觉得学生就应当好好读书。为了这个，为了那个，也仅说说而已，很少往脑子里搁。恰恰是这种纯粹的读书，其乐无穷，其益处也最大。现在，一读什么书，立马想到的是会得到什么知识，写什么东西用得上。这看似用功，究其心术，自个儿先就觉得贪鄙不堪。读书若也分个品格的高下，那时的读书是君子，现在的读书只能说是小人了。一个重的是“义”，一个重的是“利”，不可同日而语。中学读书，实际很苦。钟声一响，立马起床，若是冬季，天还黑着，迷迷糊糊地排好队，踢踢踏踏地朝操场跑去。四百米的跑道，跑上几圈之后，再冲刺跑回来。取上洗漱用具，往自流井那边跑去，匆匆刷了牙洗了脸，又跑到教室取课本。在校园里找一处
9、僻静地，靠一棵大树坐下，便放开嗓子念起来。先俄语，再语文。老师布置的，自然要背个滚瓜烂熟；没有布置的，念的次数多了也背得下来。早饭铃响了，将课本送回教室，取上碗筷往饭厅跑。临走前，还不忘在手心或手背，写上几个俄语单词，以便排队打饭时，一边等饭，一边嘟嘟囔囔地念。谁也不必害羞，同学们大都这样。上午下午，上课如一。晚自习自然是在教室里。下了晚自习到临睡前那半个小时，还要在路灯下看看书，或是躲在一个角落里，把白天背过的书再背一遍，这才回宿舍。倒头便睡，第二天起来又跟前一天一样。几十年过去了，当年中学课本上的许多古文，至今都还能背得下来，实在是那时不知念了几百遍所致。说是记在脑子里的，倒不如说是刻在脑
10、子里的。这点儿功课怎能满足了那如狼似虎的求知欲望。下午的自由活动时间、星期天、节假日，就是看课外书了。这种书，主要是去图书室借。学校有规定，一次只能借一本，一个星期只能借一次。去的次数多了，跟管图书的老师熟了，帮他做些事，就能进去挑书，也能多借几本。看书多，看得细，就得有字典。我自己有四角号码词典和同音字典，总觉得太浅了，还借了一部中华书局出的辞海，锁在课桌抽屉里自个儿用。有时没书可看，就一页一页地看辞海。再就是自己买了。家境好，爷爷、父亲都工作，每月给我的生活费，节省点可供两个人念书。节余的钱，除了偶尔上街买些零食外全买了书。什么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见了就买。最荒唐的是，还买过一本墨子研究论文
11、集。有的书看着挺好，买下一看就后悔了，比如就买过一本烽火春秋，以为是打仗的长篇小说，看了才知是陕西省烽火农 业合作社的社史。父亲在外省工作，什么青春之歌林海雪原也给买了寄回。高中毕业时，我的书竟有一大箱子。可惜这些书，文革开始后，几乎全让弟弟拉到废品站卖了。那时，我已到太原上学，回家一听，气得狠狠地踢了弟弟一脚。弟弟说，是爷爷叫卖的。他这么说，我也就没了脾气。当时爷爷被开除公职，戴上帽子回村劳动，今天抄家明天批斗，怕这些书惹事，连上家里原有的藏书，装了满满一平车，让不到十岁的弟弟拉去卖掉。只有墨子研究论文集等少数书，上大学时带到太原，算是保存下来，至今还在我书房的一个书柜的底层插着。时不时提醒自己，在人生旅途中，曾有过那样一段君子品格的读书时期。（韩石山/文，摘自河北日报，2009年2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