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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音乐与国民意识 近年来，学术界对近代中国音乐和国民意识的研究成果颇多。其中，但兴悟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再诠释与中国近代民族国家意识的生成（世界经济与政治年第期）、王力平的从孙中山民族革命实践的悲剧意识看近代民族凝聚力的思想误区（暨南学报年第期）是研究近代中国国民意识的力作，他们对中国民族特殊性的阐述是本文的一个触发点。常晓静的近代拯救意识与中国新音乐（南开学报年第期）、冯长春的两种新音乐观与两个新音乐运动中国近代新音乐传统的历史反思（上）（音乐研究年第期；下，年第期）、王续添的音乐与政治：音乐中的民族主义以抗战歌曲为中心的考察（抗日战争研究年第期）以及姬群的近代音乐救国大潮下的音乐审
2、美诉求（河南大学学报年第期）等，集中探讨了近代音乐与民族拯救意识等政治方面的深层关系，为笔者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思路。但是，学者们的研究多侧重于近代音乐的某一时期或某种现象，将近代音乐与国民意识进行综合研究的还为数不多。笔者试做探讨。 一国民意识：近代中国音乐发展的强劲动力音乐是一种抽象的意识，但“音乐之流动性手段使它成功地冲破了我们喜欢用以阻塞灵魂中各部分相互联系的障碍，并披露灵魂在一切现象中的一致本质”（转引自修海林、罗小平：音乐美学通论，上海音乐出版社年版，第页），这使得人们可以通过抽象的音乐来观察现象。关于乐政关系，上古中国就有“听风制乐”的观念。 有周以降，中国形成了完善的“礼乐文化”，
3、礼乐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尤其在儒家以礼乐治国的意识中，音乐是世道兴衰、国政治乱的镜子。正因为古代中国把音乐的社会作用直接与“治国”、“亡国”相联系，才有了近代中国思想界对音乐与国民意识关系的复杂的思考。 甲午战争之前，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音乐已经有了相当的接触，但还没有近代国民意识。日本西化而强盛，中国战败的刺激，使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音乐和近代国民意识逐渐有了深刻的认识。年梁启超指出：“今日不从事教育则已，苟从事教育，则唱歌一科，实为学校中万万不可阙者。”（张静蔚编选校点：中国近代音乐史料汇编（），人民音乐出版社年版，第页）年梁启超再次强调：“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
4、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同上，第页）可见梁启超十分看重音乐的社会作用和音乐与国民意识的关系。年，康有为在请开学校折中，请清廷仿照欧美“创国民学，令乡皆立小学。限举国之民，自七岁以上必入之。教以文史、算术、舆地、物理、歌乐”，指出“近者日本胜我，并非其将相兵士能胜我也。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实能胜我也”。（同上，第页）以后的几年时间里，思想界的不少知识分子在新民丛报、浙江潮、江苏、云南等杂志上先后发表多篇文章，论述音乐对于国民意识的作用。奋翮生认为，近代中国的衰落“原因在于郑声”，“自秦汉以至今日，皆郑声也，靡靡之音，哀怨之气，弥漫国内，乌得有刚毅沉雄之国民也哉”。“日本自维新以来，一切音
5、乐皆模法泰西，而唱歌则为学校功课之一。然即非军歌、军乐，亦莫不含有爱国尚武之意，听闻之余，自可奋发精神于不知不觉之中。”（同上，第页）匪石（陈世宜）也指出，中国古乐今乐“皆负绝大之缺点”，“其性质为寡人的而非众人的也”，“无进取之精神而流于卑靡也”，而“西乐之为用也，常能鼓吹国民进取之思想，而又造国民合同一致之志意”。（同上，第页）又有剑虹（李夑义）提出相同认识：“盖音乐者使人有合群之美德，有进取之勇气，有爱国之热诚者也。”（同上，第页）这些声音道出了音乐具有的重要功能调动人的积极心理，使人“合群”、“进取”、“爱国”，音乐能够培养国民意识。年，保三（侯鸿鉴）主张：“同班生徒，同唱一歌，调其律
6、，和其声，互相联合，声气一致，可引起儿童之共同心。”（同上，第页）这里更加明确地指出音乐可以起到培养“共同心”的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学堂乐歌对于学生国民意识养成的关系。 有了思想界对音乐的提倡，音乐界也活跃起来。世纪初，许多“乐歌集”的编撰者在其编撰缘由中阐明培养国民意识的想法。田北湖、邹华民在修身唱歌书初版（年）的编辑大意中指出：“编就修身范本之杂目，演为简浅短歌，随口成诵，入耳易感，岂惟学童长德之方，抑亦社会公益之助。就中如对国一门，于军国民观念，尤所关注，有强种保国之思者，此足当精神之教育。”（同上，第页）此话直言音乐的“强国保种”、“军国民”观念。汤化龙在教育唱歌集一书的叙言中则
7、讲：“浸淫输灌，养成能独立、能合群之国民，黑子弹丸，一跃而震全球之目。以吾国国力之弱，民气之痿，转捩之键，全恃小学陶镕鼓导，音乐一科，有不能刻缓之理。”（同上，第页）言辞以日本为例以证用音乐培养国民刻不容缓。 华航琛的共和国民唱歌集（年）编辑缘起谓：“音调虽仍其旧，而歌词务求其新，且词句浅显，俾髫龄儿童一矢口而便生共和之观念。”（同上，第页）言语深入具体，指出歌词浅显利于共和之观念的生成。汤介士在中小学音乐教科书（年）序中讲，“诚以音乐为感情教育之一，其于国民道德情性，感人最深而移人最速者也”（同上，第页），极言音乐对于国民意识的立竿见影之效，真实反映了当时国民意识的重要与缺乏。 综上所述，在
8、救亡的主题之下，近代中国的音乐在呼唤国民意识中有了内涵的深刻变化，也因此使得近代中国的音乐一开始便有了“国民性”色彩。随着历史的发展，近代中国音乐不断地与近代中国重大历史事件相结合，以此培养着中国特有的国民意识。 二学堂乐歌：近代中国国民音乐教育的起点学堂乐歌的兴起和迅速传播，并不是中国近代音乐文化发展中的偶然现象。年，张之洞在任山西巡抚时创办三江师范学堂，曾聘请日本教习在学堂开设音乐课。康有为在其请开学校折中，曾提出学习西方，在学校中为少年儿童教习“歌乐”。此时在近代中国思想界和教育界，对音乐在国民意识培养中作用的阐述，围绕的主题也大多是“学堂乐歌”。 学堂乐歌的兴起是近代救亡和培养国民意识
9、的一种反映。学堂乐歌具有鲜明的思想特点，它以救国、强兵、御侮等爱国思想为主题，以培养国民意识和开通风气为目的。乐歌创作者的审美意识与他们所处的时代、民族的群体意识密切相关。学堂乐歌多是齐唱、合唱和选用外国曲调，较之古代中国的传统音乐形式（如即兴的民歌、小曲、说唱、戏曲），更带有社会集结性的特点，有助于调动人们的积极心理，比较适合鼓动、宣传和教育民众，适合群体思想感情的抒发。因此，它很适宜表现救亡的要求，适宜激发国民的参与意识和奋斗精神。 学堂乐歌这一音乐品种之新，在于它的歌词适应了时代的要求。有学者已经进行了深入分析：晚清乐歌重歌词而轻曲调，歌词的重心并不在于华文丽藻，而在于激扬民族拯救所需的
10、雄武精神（常晓静：近代拯救意识与中国新音乐，南开学报年第期）。夏颂莱作词的何日醒、黄公度作词的军歌（又名出军歌、军歌九章）、辛汉作词的中国男儿、李叔同作词的哀祖国等乐歌，都是时代精神和国民意识自觉的反映。从学堂乐歌适应时代需求的演变过程来看，辛亥革命前的近十年间，学堂乐歌的编写和传播直接同宣扬“富国强兵”的爱国教育和所谓“军国民教育”相联系，爱国倾向明显；辛亥革命后的近十年间，为学堂乐歌缓慢而逐渐引起思想界和音乐界重视的时期；五四之后的年，是学堂乐歌在全国中小学获得普及的时期。（汪毓和：中国近代音乐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年版，第页）学堂乐歌从一开始就带有救亡与国民意识的根本特征。学堂乐歌是面向
11、社会大众的音乐教育，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通过唱歌激发国民的爱国情感，并使人们团结起来，为维护民族的独立、国家的主权、社会的昌盛、人民的富有而奋斗。正是这个出发点，使学堂乐歌具有了强烈的国民意识特征和生命力。首先，学堂乐歌具有现代性的特征和价值导向。在选用西方音乐曲调（选用日本曲调只是近代中国音乐西化的中介）这一点上，它响亮地吹奏起使新文化运动“民主”、“科学”思想深入人心、迅速发展的号角，中国音乐的近代化、民族化、大众化与它有着难以割裂的联系。其次，学堂乐歌的创作模式与中国传统音乐的创作模式相吻合。有学者为此指出，中国几千年的声乐作品几乎都是填词式的，学堂乐歌用外来曲调配中国歌词，突出的是歌词
12、内容（田耀农：从学堂乐歌到通俗歌曲兼论中国传统音乐的建架与发展，中国音乐学年第期）。最后，学堂乐歌的创作者极具救亡和国民意识。李叔同的学堂乐歌创作就是一种不失传统、“别求新声”的现代追求和创新，借助西方美学情调，推崇中国精神内核。他的歌词虽然仍有古代韵文的特征，但已打破旧韵文的传统格局，在形式上运用古代词牌长短句的特点发展了现代长短句歌词，隋堤柳是一代表。他用西方音乐形式与“本国语言”诉说民族文化意识，也展示了“学堂乐歌”现代性与民族性相融合的特征。 总起来看，近代中国出现的学堂乐歌，无论是选曲于国外，还是谱词于传统，都是近代中国知识界国民意识的体现，同时以培养国人国民意识为目的。有学者为此总
13、结道：学堂乐歌基于救亡的初衷，选择更适于激发国民意识的国外曲调，伴随“西学”的传播促成了中国古代音乐向近代化转折的开始。乐歌歌词的创作从来没有放弃过重词轻曲的传统，表现出国人孜孜以求于自己的民族归属，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求相互的调整、吸取、融化和更新（陈煜斓：渴求新知与崇尚传统李叔同“学堂乐歌”创作的文化取向及其意义，社会科学年第期）。 学堂乐歌不是中国现代音乐文学发展过程中一个自然无为的“过渡时期”，而是近代中国国民音乐教育的起点，是走向成熟、繁荣和顶峰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自觉主动的酝酿与准备时期。它开辟了日后更多的进步道路年代的国乐保存与改进运动和年代开始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与新音乐运动。（同上）
14、三新音乐运动：中国民族乐派的创建和救亡音乐的新发展在近代中国，“新音乐”的最初含义是指近代以来学习、借鉴西方音乐技术手法，同时融会中国传统音乐的某些因素而创作的不同于中国古代音乐或传统音乐的音乐样式冯长春：两种新音乐观与两个新音乐运动中国近代新音乐传统的历史反思（上），音乐研究年第期。有学者将近代中国出现的新音乐提高到历史中中国音乐发展的一个阶段或形态（刘再生：论中国音乐的历史形态，音乐研究年第期）。 据学术界研究，世纪年代开始，西方传教士开办的教会学校开设的音乐课，已经为近代中国加入了音乐的新元素。还有学者认为太平天国时期的宗教仪式音乐天朝赞美歌可能是脱胎于原赞美诗三一颂（汪毓和：中国近代音
15、乐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年版，第页）。如果确切的话，这是近代中国主动借用西方音乐元素的开始。这种宗教因素，在“新音乐”提出之后仍然颇具影响。如李叔同的无衣（年）原曲为美国赞美诗小小滴水歌，权果桓的长城（年）原曲为葡萄牙赞美诗齐来崇拜歌，华振的从军（年）原曲是英国宗教乐曲信徒精兵歌，甚至沈心工的春游（年）原曲也是教会音乐英国曲调流血之泉。（钱仁康：学堂乐歌考源前言，上海音乐出版社年版，第页）曾志忞首先在乐典教科书自序（年）中提出“新音乐”概念和“知音乐之为物，乃可言改革音乐，为中国造一新音乐”的观点（冯文慈：中外音乐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年版，第页）。囿于“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为教育宗旨的清政府，年才首次把音乐列为女子小学堂随意科和女子师范学堂必修科；两年后，又将乐歌列为小学堂和高小随意科（重订学堂章程，舒新城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