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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被迫长征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与中央红军长征 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红军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是中国革命斗争史上团结战斗、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但是，红军长征是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情况下，被迫举行的战略转移。当然，第五次反“围剿”并不是必然要失败的，而是由于在军事指挥上战略战术的错误而造成的必然结果。实行冒险进攻1933年5月，蒋介石置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于不顾，顽固地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继续调集部队进攻红军。9月25日，蒋介石采取“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和“堡垒主义”新战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进行第五次“围剿”。这次“围剿”，他调集了50万兵力，首先进攻中
2、央革命根据地的战略要地黎川。黎川，位于闽赣边界地区，东连光泽、邵武，南达建宁、泰宁，西通南丰、南城，北出金溪、资溪，战略地位重要，由闽赣军区部队防守。然而，当时闽赣军区的部队几乎全部被调去配合红一方面军东方军作战，而防守黎川的兵力只有一个70人的教导队和一些地方游击队，力量十分薄弱。在国民党军进攻开始前，闽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曾向中革军委建议，红一方面军主力应及早集结于黎川东北的光泽、资溪一带，从翼侧打击进攻黎川之国民党军，而不应该死守黎川。毛泽东也认为，应该放弃黎川，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把国民党军诱到建宁、泰宁地区，集中红军主力，依托根据地和人民群众的有利条件，在运动中加以各个歼灭。
3、但是，“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却全盘否定了毛泽东为红军提出和制定的一整套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命令红军实行冒险进攻，要求红军死守黎川，不能丧失根据地的一寸土地。由于这时的红一方面军东方军仍在围攻福建的将乐、顺昌，中央军正在江西永丰、乐安地区作战，一时难以赶到黎川。9月28日，黎川被国民党军占领。国民党军占领黎川后，加速构筑工事，巩固黎川与资溪桥、硝石之间的联络，以全力完成其由吉水到黎川的“全线封锁”。1933年12月，第五次反“围剿”进行中的周恩来和红一方面军的部分领导人在福建建宁合影。（左起：叶剑英、杨尚昆、彭德怀、刘伯坚、张纯清、李克农、周恩来、滕代远、袁国平）恰在此时，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于
4、9月下旬从上海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博古虽是中共临时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但他不懂军事，就把红军的决策权、指挥权完全交给了李德。李德作风独断专行，蛮横粗暴，在博古的积极支持下，凌驾于中国共产党之上，成为“太上皇”。他所制订和下达的具体作战计划，甚至越过红军总部，直接指挥前方部队作战。后来，曾经担任过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李德的独断专行取代了军委的集体领导。”“由李德一人躲在房子里凭着地图指挥战斗。”红军的许多失利“本来都是李德的主观主义瞎指挥造成的，可是他却动不动就训斥处分别人，不断发脾气骂人，根本听不得反对意见”。“当时中央的错误领导和李德本人的专横作风，使他成了一个地道的太上皇。
5、”在这种情况下，身为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的艰难处境是可想而知的。他虽还在前线，但对重大军事行动的指挥权力已被剥夺，只能提出建议，而这些建议又往往不被采纳。这时，博古、李德等人震惊于黎川一城之失，为了恢复“赤色黎川”，命令红军进攻国民党军的堡垒阵地硝石。硝石，位于黎川、南城之间，扼黎南大道，地位重要。早在9月29日，国民党军将领陈诚即命第24师由南城进至硝石，筑垒固守。至10月上旬，国民党军第24师在硝石已构成了第一、第二线阵地，形成坚固的支撑点。红一方面军东方军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于10月9日开始，连续攻击硝石5日不克。10月13日，国民党军第9、第11、第14、第94师，由南城进抵硝石；第90
6、、第67师等部进驻新丰街；第8纵队一部兵力由黎川向硝石开进。东方军已处于国民党军“包围的威胁之下”，中革军委被迫放弃进攻硝石的计划，命令东方军“从现在的地域南移至新桥、东山、金坑的地域”。东方军“开脚一步就丧失了主动权”。但是，“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仍然无视国民党军在硝石、资溪桥地区集结重兵的实际情况，仍然命令红一方面军深入国民党军堡垒地域间隙中去消灭敌军，并提出：“如果原则上拒绝进攻这种堡垒，那就是拒绝战斗。”据此，红一方面军从9月下旬至11月中旬，为恢复“赤色黎川”，御国民党军于根据地之外，连续寻战近两个月，先后进行了硝石、资溪桥、浒湾、八角亭、云盖山、大雄关等多次战斗，不但未能恢复黎川，
7、阻止国民党军的进攻，反使部队遭受很大损失，完全陷于被动的境地。实践证明：在兵力、火力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进攻面前，红军应该按照毛泽东一贯倡导的思想，依托根据地和人民群众的有利条件，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实行战略退却，以保存军力，准备反攻。“若不退后一步，则必危及军力的保存”。拒绝与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合作1933年11月20日，正当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陷入被动之时，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反对蒋介石的势力，在福州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与蒋介石统治集团决裂，掉转枪口向蒋介石开火。这是国民党营垒中的一次分裂，在历次反“围剿”斗争中是
8、没有的，对红军的反“围剿”作战十分有利。毛泽东敏锐地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立即向中共临时中央建议：以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后来，毛泽东曾风趣地说，他这个建议就是和国民党军“换防”，国民党军要到中央革命根据地来，红军就让给他，红军到江浙一带去打游击，重新开辟新的根据地。当然，国民党军是不会同意的，必定回防其根本重地，红军就由战略防御变成战略进攻，国
9、民党军则变成战略防御了，不但国民党军的碉堡主义将失去其作用，而且红军还可以发挥特长，在运动中大量歼灭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打破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必定能够恢复。毛泽东的这一建议是极有见地的。它不仅能够有力地支援第十九路军，解福建政府之围，推动全国抗日反蒋形势的发展，而且可以调动国民党军主力回援其根本重地，进而打破其第五次“围剿”。红军错失和十九路军合作良机。图为十九路军将领在福州召开人民临时代表大会的合影。这一点，就连国民党军的有识之士也是认识到了的。他们认为毛泽东的主张“是在闽变发生之时，全般情势已有重大变化，为了利用此种情势，改变原来的作战方针，由战略守势，改为战略进攻，其
10、进攻目标，指向国军必救之地。如匪果真照此行动，诱使国军调离江西的可能性，不能说全无”。如果红军与第十九路军合作，“战力至少可增一倍，在无碉堡地区采取运动战，作战线指向苏、浙要地，可能吸引国军调离江西，而减轻对赣南围剿的压力”。但是，博古、李德等人拒绝采纳毛泽东的这一正确建议。他们既怕红军转向国民党统治区而丢失中央革命根据地，不敢举行本来有利的向国民党军后方的进攻，又忽视了日本军国主义入侵已经引起中国各阶级政治态度的变化和国民党营垒的分裂，仍然坚持其中间派别是所谓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的信条，继续采取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左”倾政策，不愿与第十九路军建立真正的合作。他们“根本不了解在政治上军事
11、上同时利用十九路军事变是粉碎五次围剿的重要关键之一”。这样，红军不仅丧失了粉碎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的良机，而且日趋陷入不利的境地。实行消极防御1934年1月下旬，蒋介石镇压了福建事变后，重新调整军事部署，以入闽“讨伐”第十九路军的主力为基础，编为“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东路军，委任蒋鼎文为总司令，卫立煌为前线总指挥，下辖第2、第5路军和总预备队，共16个师另1个旅、2个团。顾祝同仍任北路军总司令，陈诚为前线总指挥兼第3路军总指挥，下辖第1、第3、第6、第20、第26路军和总预备队，共25个师另2个旅、1个支队和3个团。蒋介石调整部署之后，命令东、北两路军重新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起进攻。1月25
12、日，陈诚秉承蒋介石的命令，率领北路军第3路军主力，在飞机和大炮掩护下，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起新的攻击。红色中华关于广昌失守的报道。在国民党军新的进攻面前，博古、李德等人被气势汹汹的国民党军吓倒，由军事冒险主义改为军事保守主义，不但要求中央红军（1934年2月由红一方面军改称）在重要城镇、大居民点、交通要道、隘口等地构筑碉堡，处处设防，以阵地防御战结合“短促突击”顶住敌人，而且经常轻率地命令红军以主力对敌军的堡垒阵地发动进攻，致使中央红军不断遭到严重的损失。特别是广昌保卫战，红军虽然毙伤俘国民党军共2626人，而自身却伤亡5093人，约占参战总人数的五分之一。其中红军团伤亡2705人，约占全军团总
13、人数的四分之一。这是红军历史上最典型的阵地战、消耗战。它给红军尔后的作战带来了极为有害的影响。对于广昌保卫战的失败和部队的重大伤亡，红军广大指战员强烈不满。红3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在广昌保卫战一结束，即同政治委员杨尚昆见博古、李德，当面批评李德的瞎指挥。他说：“你们的作战指挥从开始就是错误的”，“在敌碉堡密布下，进行短促突击，十次就有十次失败，几乎没有一次是得到成功的”。“这次广昌战斗你们看到了！这种主观主义，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彭德怀还气愤地痛斥李德是“崽卖爷田心不痛”。在后方的毛泽东也对广昌保卫战提出尖锐的批评。他说，广昌战役对红军来说，是个灾难，毫无战绩。曾经支持“左”倾错误主张的张闻天也
14、公开批评广昌保卫战：“同敌人死拼，遭受不应有的损失，是不对的”，并开始逐步认识到“左”倾教条主义的严重危害。被迫决定实行战略转移1934年5月，中央革命根据地经过近10个月的反“围剿”作战，西起龙冈，中经广昌，东迄建宁、泰宁、归化、永安、连城，南至筠门岭，均被国民党军占领，红军受到很大损失，根据地遭到严重破坏，部队供应和人民群众的生活十分困难，红军如果“继续在内线作战，取得决定的胜利已经极少可能以至最后完全没有可能”，应该毫不迟疑地转变战略方针，实行战略上的退却，以保存有生力量，“在广大无堡垒地区，寻求有利时机，转入反攻，粉碎围剿，创造新苏区，以保卫老苏区”。当时，博古、李德等人对此问题也有所
15、考虑，准备实行战略转移，并成立了博古、李德和周恩来“三人团”，负责处理一切，同时把这一设想报告了共产国际。但是，共产国际的态度十分暧昧。6月25日，他们复电虽然表示：“为了保存活的力量”，同意转移。但也批评博古、李德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情况估计太悲观。他们指出：“动员新的武装力量，这在中区并未枯竭，红军各部队的抵抗力及后方环境等，亦未足使我们惊慌失措。”因此，博古、李德等人未能果敢地作出战略转移的决定，而是继续命令中央红军主力在根据地内实行“六路分兵”，“全线抵御”，与优势的国民党军拼消耗，企图阻止国民党军的推进。并派红7军团和红6军团分别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和湘赣革命根据地转移到闽浙皖赣边区和湘中
16、地区，开展斗争，创建新区，吸引国民党军北上和西进，以减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压力，配合中央红军主力粉碎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企图“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中区来求得战役上大的胜利”，完全忽视了有生力量的保存，结果为国民党军所制，使红军陷入更加被动的境地。实践再次证明：在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的情况下，单纯阵地防御结合“短促突击”的战术，是不能阻止国民党军的推进的，它“仅对于敌人有利，而对于现时工农红军是极端不利的”。图为长征前的红军队伍。这时，派出的红7军团和红6军团，由于兵力小，均未达到调动国民党军、减轻中央革命根据地压力的目的；根据地进一步缩小，人力、物力已经匮乏，红军在内线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已经根本没有可能。特别是到了9月上旬，红军在驿前以北的阵地沦陷后，国民党军“从各方面伸入到苏区大门内来，求我决战，实现其占领兴国、石城、汀州、会昌，与总攻瑞京的计划”。博古、李德等人被迫放弃在根据地内部抵御国民党军的计划，决定于10月底或11月初实行战略转移，准备到湘西去同红2军团和红6军团会合，“先放下行李，尔后实行战略反攻”，以粉碎国民党军的第五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