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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余秋雨苏东坡突围简评一一日，有个朋友与我聊起余秋雨，说余如何有文采，文章写得如何好，我不以为然。因为我刚读过西方朔先生评余秋雨所写的泰州望海楼新记一文。余文短短三四百字，不文不白，狗屁不通，实在令人不敢恭维。最可笑的是，余秋雨在文后缀一七言诗：“本为望海筑此楼，岂料远近皆望楼；风晨雨夕独登临，方知何处是泰州。”不仅词意卑琐，而且不讲格律，通篇平仄混乱，押韵竟连用两个“楼”字，连入韵为平不入韵为仄这一旧体诗最起码的规矩都不懂，真是给文化人丢脸！朋友说，这篇泰州望海楼新记可能是泰州有关部门慕名来求，大师推托不掉，于是敷衍成文，糊弄一下那些文盲罢了。他建议我认真读读余大师的苏东坡突围，说这一篇写得真
2、的很好，可算是余大师写的最好的文化散文。好奇之下，在网上一搜，果然找到了苏东坡突围。看了第一段，我便忍俊不禁。余秋雨在文章开头是这样写的：“住在这远离闹市的半山居所里，安静是有了，但寂寞也来了，有时还来得很凶猛，特别在深更半夜。只得独个儿在屋子里转着圈，拉下窗帘，隔开窗外壁立的悬崖和翻卷的海潮，眼睛时不时地瞟着床边那乳白色的 。”大师住进了“半山居所”，不是来休养，就是来写作，肯定不会在这里长住的。按说，作家是应该耐得住寂寞的，否则怎么能潜心读书、安心写作？何况又不是在这里长住。可是，大作家在“深更半夜”竟然耐不住“寂寞”了，竟然在屋子里转起了圈子，而且盼望有人深更半夜地来 这猴急状可真够痛苦
3、的，让人看了也痛苦。接下来，真是心想事成， 竟真的响了，是一位不相识的台湾女记者“说我的文化苦旅一书在台湾销售情况很好，因此要作越洋 采访。问了我许多问题，出身、经历、爱好，无一遗漏。”台湾与大陆任何一个省区的时差，总不会差上半天吧！这位与大作家“素昧平生”的台湾女记者在深更半夜将 打到余大师的隐居地，而且打的是座机，也真够神通广大的！难道台湾记者有深更半夜打 采访名人的工作习惯？读到这里，怎不令人啧啧称奇！如果余大师这样写：正当他在深更半夜寂寞得六神无主正在房中团团打转的时候，突然有人敲门，开门后，只见月光下站着一位貌若天仙妩媚可人的女子，仿佛是美丽多情的狐仙，又像是婀娜多姿的花魅。一问才知
4、，竟是不远万里前来采访的台湾女记者那岂不更有诗意？岂不更富有传奇色彩？岂不更有蒲松龄先生笔下的浪漫情致？女记者第一句话，就称赞余大师的“文化苦旅一书在台湾销售情况很好”，当然，我们不要以为女记者不是出版界人士就不知道图书的销售情况了，更不要理解成余大师借女记者之口来一番“王婆卖瓜”，记者在采访之前先“实事求是”地恭维一下余大师也在情理之中，对不对？不过接下来女记者的采访令读者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四十年前采访的第一个问题居然是问余大作家的“出身”。据说，在“史无前例”的时代，人走在街上随时都会被拦住问“家庭出身”；人们填各种表格，“出身”一栏是必填项目。甚至时到如今，有些表格上面还印着“出身”一栏
5、。余大师是“文革”写作班子“石一歌”的成员，是鼎鼎大名的“无产阶级笔杆子”，当然对“出身”二字有着很深的“阶级感情”，所以，身在台北的女记者竟也投其所好，采访时先问“出身”，读到这“出身”二字，又怎不令人发思古之幽情？女记者问得很细，居然“无一遗漏”，也不知怎么才算是“无一遗漏”？唉，仅余大师的第一段就评了这么多，有点避重就轻，还是让我们看看他笔下的苏东坡是如何“突围”的吧。二苏东坡突围写的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虽然苏东坡大名鼎鼎，但对“乌台诗案”，恐怕知之者不多。“乌台诗案”是北宋一起著名的文字狱，苏轼，号东坡居士，因其政敌们诬陷他写诗“谤讪朝政”，遂被宋神宗下令逮系御史台监狱。“乌台
6、”二字是什么意思呢？余大师在文中没提，笔者不妨在此解释一下：汉哀帝时，御史台衙门前的柏树上，常有很多乌鸦栖息，朝飞暮至，人们称之为“朝夕乌”。所以，当时人们就把御史台叫做“乌台”。到后来，乌台就成了御史台的代名词。故而，苏轼入御史台监狱受审之事便在历史上被称为“乌台诗案”。南宋的陆游、朋万九曾分别将这一事件的资料汇集起来编成一书，题为乌台诗案和东坡乌台诗案。在分析为什么那么多“文人”对苏东坡群起而攻之的原因时，余大师写道：“那么，批评苏东坡的言论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地聚合在一起呢？我想最简要的回答是他弟弟苏辙说的那句话：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他太出色、太响亮，能把四周的笔墨比得十分寒伧，能把同代的
7、文人比得有点狼狈，引起一部分人酸溜溜的嫉恨，然后你一拳我一脚地糟践，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总而言之，余大师认为，苏东坡入狱，是因为别人嫉妒他。联想到这些年来不断有文人学者撰文指出余大师文章中的文史错误，余大师不仅不认错，反而说这是别人在“嫉妒”他，那么，我们对余大师将“乌台诗案”的成因简单地归结为文人的“嫉妒”，也就可以理解了。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并不是不可以。但写历史类的文字，治史态度应该端正，列举事实应该客观，主观分析应该严谨。余大师写“乌台诗案”，言之凿凿地说明是一些“文人”因为嫉妒苏轼的才华才向其发难的，因为苏东坡“太出色、太响亮，能把四周的笔墨比得十分寒伧，能把同代的文人比得有
8、点狼狈，引起一部分人酸溜溜的嫉恨，然后你一拳我一脚地糟践”那么，“乌台诗案”的成因是否真的是因为文人的“嫉妒”呢？且看我根据史料慢慢道来。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次年拜相。在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积极推行新法。但是，在推行新法的过程中，并没有达到“因天下之为，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目的，搞得怨声载道，因此遭到了一些大臣的强烈反对。苏轼就是著名的反对者之一。苏轼在主持一次进士大考时，他出了这么一个问题让举子们论述：“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王安石闻讯，很不高兴。他认为，苏轼列举历史上
9、的一些独断专行的人，实是在讽刺自己受神宗宠信而专权擅政，遂指使御史谢景温上奏神宗，说苏轼以试题谤讪朝政。苏轼自知在中央已经呆不下去了，只好请求补外，到杭州做通判（相当于杭州市政府的副市长）。应该说，这是苏轼第一次遭罹文字之祸，也是“乌台诗案”的序曲。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由徐州知州改任湖州知州。苏轼在杭州、湖州任职期间，朝中“变法派”（亦称“新党”）与“保守派”（亦称“旧党”）之间的斗争日益激烈。由于宋神宗本人就属于“变法派”，所以朝中的“变法派”都是实权派，他们正苦思打败“旧党”的理由，以搬去变法路上的那些绊脚石。终于，他们决定通过指摘苏轼等人的文字之过为突破口，一举将“旧党”从朝中清
10、除。仿佛是经过精心策划和周密部署，变法派人物沈括首先发难，上疏神宗，说苏轼诗中“词有讪怼”，继而监察御史何大正（也是“变法派”）上疏，指责苏轼知湖州时写的谢表中的“愚不识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几句话是“谤讪讥骂”朝廷。最初，这二人对苏轼的构陷并未引起宋神宗的重视。何大正的同事、御史舒亶则仔细地研读了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的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写了一个更有份量的折子呈给神宗。在何御史、舒御史的上疏仍未引起宋神宗高度重视的情况下，御史台的主要领导御史中丞李定亲自出马了，他上疏说：“知湖州苏轼，本无学术，偶中异科。初腾沮毁之论，陛下犹置之不问。轼怙终不悔，狂悖之语日闻。轼读史传，
11、非不知事君有礼，讪上有诛，而敢肆其愤心，公为诋訾；而又应试举时，即已有厌弊更法之意。及陛下修明政事，怨不用己，遂一切毁之，以为非是。伤教乱俗，莫甚于此。伏望断自天衷，特行典宪。”看来，李定罗织罪名的水平就是与何御史、舒御史不一般，没有列举苏轼具体的罪状，而是从宏观上指出了苏轼的主要罪行和对社会的危害，摆出一副替国家前途着想的样子，实欲置苏轼于死地。李定固然是“新党”成员，但他对苏轼的攻击，还夹杂着与苏轼的个人恩怨。事情是这样的，李定在母亲死后“不持母服”（即说李定在其母死后不穿孝服守孝），士大夫们都以其“不孝”而认为此人“不可用”，但王安石因李定赞同变法而重用之，李定遂成为“变法派”的重要成员
12、。与李定的“不孝”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朱寿昌小时与母亲离散，做官后为示孝心，竟辞官遍游全国寻母，终于在同州与母亲相会。苏轼闻讯感慨不已，写诗给朱寿昌云：“感君离合我酸心，此事今无古或闻。”苏轼虽然没在诗中批评李定“不孝”，但李定心中有鬼，认为苏轼的诗明着赞扬朱寿昌，暗中是在讽刺自己“不孝”，竟深恨苏轼。之后，又有李宜之等人跳出来凑热闹，随和李定、何大正、舒亶指责苏轼“谤讪国政”。这么多人步调一致，估计可能是“变法派”为了打击“保守派”而设下的阴谋。六月，神宗皇帝见多人弹劾苏轼，便下诏令御史台立案审查，由李定负责审问。可见，李定之流陷害苏轼，并非是余秋雨所总结的因为他们嫉妒苏轼的“文才”。李定、何
13、大正、舒亶等人，并不因诗文著名，严格地讲，他们算不上是余秋雨所说的“文人”，他们只是朝中的官僚。嫉妒苏轼的文才，怎么也轮不到他们。因为在苏轼生活的时代，是个大家辈出的时代，如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黄庭坚、苏辙、柳永、秦观、曾巩就算扼杀一百个苏轼，在文坛根本不入流的李定之流也成不了当代文豪，他们有什么资格嫉妒大文学家苏轼呢？余大师为了证明他的论点正确，还特意引用了苏东坡的弟弟苏辙的话：“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苏辙此言，出自宋人刘安世的元城先生语录：“子由（苏辙字子由）曰：今东坡亦无罪，独以名太高，与朝廷争胜耳。”余秋雨不知是否看到了元城先生语录，竟莫名其妙地将“与朝廷争胜耳”省略了。东坡名高
14、不要紧，但他自恃名声反对朝廷的路线方针政策，比那些没有名气的反对派的影响更大，所以宋神宗和朝中的“变法派”们就难以容忍了。可见，苏辙此语的重心不在于东坡名高，而在于他“与朝廷争胜”。所以说，李定向苏轼发难固然有挟怨报复的成分，而“变法派”利用文字之过来打击政敌，才是苏轼入狱的根本原因。三其实，宋神宗也爱惜苏轼之才，并不想严惩苏轼，但他又实在舍不得放弃这个可以将“保守派”一举赶出中央的机会。元丰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公元1080年1月25日），宋神宗下诏，贬苏轼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县一带）团练副使，相当于黄州军分区的副司令。这是一个闲职，应该算是对苏轼的宽大处理了。更重要的是，反对变法的司马光、苏辙
15、、黄庭坚、王巩、王诜、李清臣、张安道、范镇、陈襄、曾巩、钱藻、孙觉、李常、刘攽、刘挚等二十九人，因为与苏轼有诗文往来，也受到了“牵连”，或被贬官，或受斥责。这二十九人，全被指为反对变法的“旧党”。后来，这些反对变法的人被称为“元祐党人”，崇宁三年，对宋神宗颇为崇拜的宋徽宗下令在朝廷的端礼门竖起一块“元祐党人碑”，将司马光、苏轼、秦观、王珪等615人的名字刻入石碑，道是“永为万世子孙之戒”。可见，“乌台诗案”只是“新党”打击“旧党”的一个借口，与文人间的嫉妒实在扯不上干系。余大师在文章中只字不提朝中两派的斗争这一前提，如果不是对这一段历史的无知，便是对历史的故意歪曲。作为文人的余大师不认真研究史料，满脑子是“文人相轻”，以其人之心度他人之腹，得出错误结论也就不足为奇了。余大师认为，苏轼被宋神宗释放后，来到了黄州，终于突破了小人们的“包围圈”，所以此文题为“苏东坡突围”。他写道：“这一切，使苏东坡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脱胎换骨，也使他的艺术才情获得了一次蒸馏和升华，他，真正地成熟了与古往今来许多大家一样，成熟于一场灾难之后，成熟于灭寂后的再生，成熟于穷乡僻壤，成熟于几乎没有人在他身边的时刻。幸好，他还不年老，他在黄州期间，是四十四岁至四十八岁，对一个男人来说，正是最重要的年月，今后还大有可为。中国历史上，许多人觉悟在过于苍老的暮年，换言之，成熟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