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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国统一市场形成于19世纪初兼论明清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明后期和清前期，江浙布、丝手已到相当规模，数量多，规模较大，产品衣被天下，导致棉花、棉布、生丝、丝织品成为在全国范围内流通的大宗商品。加上粮食、茶叶、食盐，七大宗商品的远程运销值，到19世纪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3%，江浙是多数大宗商品（茶叶除外）贸易的中心，辐射向全国。即在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以江浙为中心的全国统一市场在19世纪初已经形成。与之相适应，航运业特别是上海沙船业，及业（钱庄和票号）也兴旺发达起来。全国市场/手工业/商品明朝后期和清朝前期，经济的逐渐发展，导致在19世纪初形成全国统一市场。这个市场是以江浙布、丝手工业为支
2、柱的，具有大宗商品大范围流通的特征。为适应这个市场发展的需要，航运业和金融业也较以前有明显改观。本文就此进行讨论。一、江浙布、丝手工业的发展和产品运销明后期和清前期，在全国范围内常年大量流通的商品中，起领头作用的是棉花和棉布。明朝时出现了“北土广树艺而昧于织，南土精织纫而寡于艺，故棉则方舟而鬻于南，布则方舟而鬻诸北”（注：元明事类钞第24卷，引王象晋：木棉谱。）的盛况。由此可见，棉纺织品取代麻纺织品，促成以布、丝手工业为支柱的全国统一市场逐步形成。棉花的种植，于宋朝时在福建、广东逐渐普及。南宋后期和元朝，棉花向北推广，“种艺制作之法，骎骎北来，江淮、川蜀既获其利”（注：王祯：农书，第21卷，附
3、木棉序，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507页。）。到明朝时，气候水土最适宜棉花生长的华北平原已广泛种植这种经济作物了。棉纺织与麻纺织相比，生产出同样数量的衣、被，消耗的劳动工时要少，但工艺却讲究得多，粗工与细活的差异极大。江南一带自元代起就广泛植棉，并由黄道婆等改进了生产技术，世代沿袭，因而工艺较精，处于国内领先地位。那里纺出的棉纱，细润光滑而又坚韧，节省原料，物美价廉，易于占领和开拓市场。随着市场的扩大，当地出产的棉花不敷纺织需要，就从华北输入大量原料，遂使江南一带成为棉业的加工输出区，即输入原料，加工为成品，再输往全国各地。在这过程中，棉布逐渐取代麻布，成为全国“布衣”阶层的主要衣被。至于华北
4、地区，广大市场被江南棉布占领，当地农民自制的粗糙棉布，自己穿、盖尚可，若充作商品到市场上销售，颇感竞争乏力。华北农民欲获得货币，相当重要的一个手段就是出售市场最为需要的棉花。通过棉花与棉布的对流（即原料与手工业制成品的对流，价值1两银子的棉花织成布后在市场值银4.5两，但江南棉布业的生产原料只有部分来自华北，产品运销华北成品的比例更低），维持了华北民间的购买力，繁荣了华北和江南两个区域的经济（华北还靠各省拨解京饷维持中央政府和各级官员的购买力）。于是，明后期和清前期，苏南棉纺织手工业享有“衣被天下”（注：布利，许仲元：三异笔谈，第1集，第3卷，第67页。）的称谓。许多布商“遣宾客，北走齐燕，南
5、贩闽广”（注：康熙：县区志，第13卷：人物篇，货殖条。），“近自杭、歙、清、济，远至蓟、辽、山、陕”（注：万历：嘉定县志第6卷：田赋考中，物产。），布匹在行销“秦、晋、京边诸路”的同时，还“走湖广、江西、两广诸路”（注：叶梦珠：阅世编，见上海掌故丛书第7卷：食货五。）。也就是说，江南商人占据着大宗商品的幅员广阔的全市场。据估计，鸦片战争前全国棉布的商品量为2,555,000匹，值银94,553,000两，为茶叶的整整3倍（茶叶的商品量为2,605,000担，值银31,861,000两）。（注：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2页
6、。）其中，棉布的长距离运销值为1350万两以上（注：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9页。），基本上是苏、松产品。此外，近程和在当地销售的苏、松棉布也不少。清前期棉布成为仅次于粮食的全国第二大宗商品，与宋朝时耕牛为次于米、茶的第三大宗远程运销商品相比，有着本质的不同，显示出手工业方面的巨大差异。规模效应的结果，使得苏、松的布匹在占领全国市场的同时，还大量出口。英国商人从广州输出的土布，1817年为1,088,000余元，1821年为1,317,000余元。（注：H.B.Morse: Chronicles of the Eest
7、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1635-1834（H.B.摩尔斯：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1926年版，第2卷，第201页。）美国商人从广州运出的中国土布，1808年为376万多匹，1819年为313万多匹。（注：SLMorrison:The Maritime History of Massachusetts(SL莫里斯：马萨诸塞州航海史），第71页。）这些土布绝大部分是被称作“南京布”的江南产品。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英国大机器生产的纱、布占领世界市场为止。当时，棉纱、棉布的生产仍由城乡家庭手工业来完成。这是因为，在机器大工业出现之前，企业实施规模生产难以控制棉纱
8、、棉布的质量。布商字号为了把握市场、保证信誉、追求利润，放弃最初的加工程序，向农民和城市个体手工业者收购质量合格的棉布初成品，再设法精加工以满足市场消费者的需要。一般来讲，只有农民自产棉花纺织成的布才直接出售，城乡纺织者与布商的主要交易形式是，以棉布易米钱及棉花，1匹布换1斗米及3斤花。各布庄“五更篝灯，收布千匹，每匹可赢五十文，计一晨得五十金”（注：布利，许仲元：三异笔谈，第1集，第3卷，第67页。），即一年赢利上万两白银。棉布初成品还需进一步加工，先染色，再压平、踹光，使布质紧薄亮丽，于布匹上加盖布庄字号的印章后，才能行销各地。苏南棉布整染工场数量相当大，仅苏州城里就有踹布商340多人，办
9、手工工场即踹坊450余家，共雇工匠19000多名，平均每家踹坊雇工匠40多名：“细查苏州阊门一带，充包头者共有三百四十余，设立踹坊四百五十余处，每坊容匠各数十人不等，查其踹石已有一万九千余块，人数称是”（注：雍正朱批谕旨第42册，第77页，雍正八年七月二十五日浙江总督管巡抚事在任守制臣李卫谨奏。）。这些工场主大多是小商人，要从布号那里领踹布匹。也有一些富商，他们不仅开设布庄字号，还兼营染、踹。“这些布庄字号从收布、整染加工到批发运销各地，经营业务一条龙，都是些富商巨贾。”（注：段本洛、张圻福：苏州手工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65页。）最大的苏州的程益美字号，就是兼营染坊和踹坊的布
10、商字号，“计一年销布百万匹”，“增息二十万贯”，“布更遍行天下”。（注：布利，许仲元：三异笔谈，第1集，第3卷，第67页。）苏州城棉布业的工场数量和布商实力，集中体现了苏南地区手工业的发展盛况。衣被天下的商品生产需要，使为数众多的劳动力投身于棉纺织业，在妇女之外，该业的男工也不少，苏、松各属“男妇纺织为生者十居五六”（注：林则徐集奏稿（上）第149页：江苏阴雨连绵田稻歉收情形片道光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这是因为，虽然妇女在纺纱上有着不可替代的绝对优势，但轧花、弹花还是男人的工效更高，踹布也需男性，此外织布、染布也可以由男工操作，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体力更为强壮的男人从事棉纺织业是情理中的事。
11、如果说苏南农民家庭仍保持男人种植棉花，女人纺纱织布，那么在工场和作坊里，就不可避免地广泛雇用男性机匠、踹匠，对从城乡收购来的棉纱进行再加工。这就是说，耕、织分离（北耕南织，特别是在苏南的城市和乡镇，不得不以买来的棉花作原料），纺、织分离（城乡家庭女红与市、镇染整场、坊分头进行），已经开始。在棉纺织业的带动下，工商业繁荣的苏南浙北的丝织业也获得显著发展。丝绸成为重要商品的时间非常久远，发端年代无从考证。人们普遍知道的是，从汉朝时起，就已成为主要的出口外销商品通过丝绸之路供应当时的全部文明世界。但丝绸是昂贵的商品，难以普及消费，广大庶民布衣置有片丝是件不容易的事，所以生产和销售欲上规模洵非易事。北
12、宋以前，桑蚕和丝绸在华北和关中最为发达，川楚，江浙各有千秋，但民间始终处于分散经营的状态下（非商品生产的官营机构例外）。后来，北方长期遭受战乱破坏，桑倒丝凋。然而，川楚丝业仍不亚于江浙。到明清之际，苏、松棉纺织业大发展，江浙出现了许多谙熟工商业务的殷实明干的富商巨贾，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必然要向可以触类旁通的丝加工业渗透。于是，苏、常、杭、嘉、湖的桑蚕业和丝加工业获得较快发展，压倒川楚，成为全国丝业的中心。苏杭丝织品“转而之燕、之齐、之秦晋、之楚蜀滇黔闽粤，衣被几遍及天下”（注：乾隆三十七年吴阊钱江会馆碑记，载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19页。）。加工需求之外多余的生丝而然地成为江浙出口商品的最大宗。
13、有人估计，鸦片战争前，全国生丝商品量为71,000担，值银12,023,000两（其中225万余两出口到国外）；丝织品商品量为49,000担，值银1455万两。（注：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2页。）这些数字虽远不及全国棉布商品值，甚至还不如全国棉布的长距离运销值，但也已是当时全国特大宗的商品之一。在这种市场条件下，江浙的丝业加工阵容自然相当庞大。由于丝织业在企业内实施规模生产远较个体单干来得合算，因此苏、湖等地兼营纱缎和机业的铺户、账房非常多。仅苏州城的一角长州县（吴县、长洲、元和等三县同城苏州引者按），就有这种铺户61
14、家。（注：雍正十二年长洲县奉宪永禁机匠叫歇碑拓片，转引自段本洛、张圻福：苏州手工业史第38页。）“将经丝交给机匠工织，行本甚巨，获利甚微”，（注：道光二年元和县严禁机匠借端生事倡众停工碑，载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25页。）是铺户、账房自行设机督织的动因。什么情况下采用规模生产，什么条件下以包买商组织分散生产，都视经营需要，利润决定商人的活动手法。因此，把包买制作为一个手工业生产阶段，把工场制作为手工业生产的较高阶段，是一种教条式的错误理解。清初曾对手工丝织企业的规模大小作过限制，康熙年间清政府规定，“机户不得逾百张，张纳税当五十金”（注：汪世铎等：光绪续纂江宁府志，第15卷，拾补。）。后为适
15、应发展的需要，江宁织造曹寅奏准取消限制，“自此有力者畅所欲为，至道光间，遂有开五六百张机者”（注：同治上元江宁两县志，第7卷，食货。），这样的一家大型手工工场要雇工人上千名，每年纳机税达2.5-3万两银子。当然，也有不少资金颇多丝商，只会鉴别丝绸的质量，而掌握不好生产技术，督导生产有一定困难，不得不从事本钜利微的包买活动，由此使得雇工不多的丝织小机户仍大量存在。个别小机户把握住机遇，经过努力奋斗，有可能发展成大丝商。就以上所能见及的棉纺织业和丝织业之生产规模、运销态势及手工企业之状况，表明苏南浙北一带的社会经济已经进入工场手工业阶段。二、大宗商品在全国范围的流通江浙手的，不仅导致棉花、棉布、生
16、丝、丝织品等大宗商品在全国范围内大流通，还使粮食作为第一大宗商品，向商品发达的区域运销。江浙广泛种棉植桑，稻田不足，宋时“苏湖熟，天下足”（注：吴泳：鹤林集，第39卷；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乙集。）的局面一去不复返，明清时期缺粮严重，民食不得不仰给于长江中上游的皖、赣以及湘、蜀诸省，导致商品粮的大规模、大范围流通。这种粮食大流通，有别于隋、唐、北宋、元各时期：那时粮食的流动，主要是向中央政府上缴田赋，长距离运销的商品粮，系采购于富庶地方的余粮，贩运到贫穷的地方；而明清时期，粮食运销的方向调转过来，由南方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和东北向商品经济发达的江浙闽粤运销。因此这是进步，是商品经济发展和经济作物推广的结果。商品粮的远程运销量也越来越大。明后期，向江浙、闽粤等商品经济发达地区长距离运销的商品粮，已达1000万石。（注：资本主义的萌芽，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