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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汝窑即汴京官窑”论悖于事实同李辉柄先生商榷（上）“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是国学大师胡适先生的一句名言， 也是学者在研究课题时经常采用的治学方法之一。然而，读 宋代官窑瓷器后让人感到，李辉柄先生对“汝窑即汴京官 窑”的假设，大胆方面过了头离了谱，而求证方面则显得十分 草率。因此，对宋代官窑瓷器所作的结论，让人觉得费解。 请看其文章最末部分的结语：宫中传世并保存至今的宋代“官 窑”瓷器，其窑口可分为北宋官窑与南宋官窑两类；北宋官窑 包括官汝窑、官钧窑；南宋官窑有修内司窑与郊坛窑，凡四 种。现在，北宋汝窑、钧窑及南宋郊坛窑遗址已经发现并进 行了发掘。所谓的“汴京官窑”既不见文献记载，其地域又不 具备
2、建窑烧瓷的自然条件，而实为乌有。修内司官窑的存在 应是历史事实，宫中收藏的“传世哥窑”瓷器实为修内司官窑 瓷器；龙泉大窑、溪口等处遗址的发掘，证明了文献中的“哥 窑”就是“龙泉哥窑”；“传世官窑”瓷器也就是郊坛官窑瓷器。 汝窑是北宋后期建立的第一个“官窑”。据笔衡的“本朝以 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的记载，证明 北宋后期宫中曾先命汝州烧制贡瓷，而后自置官窑烧造，即 所谓的官汝窑。不难看出，宋代五大名窑中的汝、官、哥， 其名称及所对应的窑口，在宋代官窑瓷器一书中，有了 新的落定：哥窑瓷，一部分划入修内司窑，一部分归入龙泉 哥窑；不幸的是“北宋官窑”，宋代文献上明明有“京师自置窑
3、 烧造”记载，却被李辉柄先生以“既不见文献记载，其地域又 不具备建窑烧瓷的自然条件，而实为乌有”，一笔勾销，取而 代之是距离京师有二、三百公里地的宝丰清凉寺汝窑。宋代官窑瓷器出版于1993年。有关李先生上述的两宋 官窑论断，学术界持怎样的看法？ 1995年由国家文物局主 编的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陶瓷卷，经耿宝昌、叶佩兰、 白云哲等57位专家集体审定的“官窑”名词解释为：宋代著名 瓷窑。有南北之分。据文献记载北宋宣和至政和年间，朝廷 在汴京自置瓷窑，专烧宫廷用瓷，称为北宋官窑。北宋灭亡， 高宗南渡后在杭州置窑于修内司，名为内窑，又称“修内司窑”。 后在郊坛下立新窑，名“郊坛下窑”。“修内司窑”在杭
4、州凤凰山 下，“郊坛下窑”在杭州乌龟山下。此两窑统称南宋官窑。汴 京（今河南开封）官窑及杭州修内司窑的窑址至今均未发现。 1998年由冯先铭等编纂的中国古陶瓷图典，在窑口“汴京 官窑”条目中称：官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有南北之分，北 宋后期所设官窑在东京汴梁，即今河南开封。宋顾文荐负 暄杂录有“宣政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的记载。以 后明、清文献多因袭此说。南宋官窑有修内司官窑与郊坛下 官窑。北宋汴京官窑，按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 的观点，窑址在今开封地下，目前未曾发掘，无法取证。但 从传世品来看，此窑是继汝窑之后为宫廷制御用瓷器的窑口， 器物形制与烧制工艺与汝窑有共同之处。官窑器形多
5、仿古， 釉色为粉青、月白色，釉质晶莹润泽，釉面开片纹，有文献 上所描述的紫口铁足特征，底部有支烧痕。另一观点认为北 宋官窑不存在，汝窑即北宋的官窑，这也有待于进一步证实。 本文注：据该图典后记介绍，“窑口”条目撰写者为冯小 琦、李辉柄、于文荣三人由此获悉，绝大多数专家对“北宋后 期所设官窑在东京汴梁，即今河南开封”的见解仍是明确的， 此观点依旧为陶瓷界所公认。尽管在中国古陶瓷图典中， 把另一“认为北宋官窑不存在，汝窑即北宋的官窑”的观点也 作了反映，尽管这“另一观点”事实上是少部分人的看法，甚 或是因李先生参与了此条目的撰写缘故。但科学探讨总要有 一个过程，对有争议的问题不回避，并摆出来，符合
6、学术讨 论的公平原则。倘若，李先生仅仅在其宋代官窑瓷器一书中立异，即使 论点难以成立，即使把学术上流行的“宋代官窑三分法”，再 作分解，变成“四分法”（如先生结语中的“凡四种”），别人一 般没必要说三道四。因为，书中反映的只是作者个人见解， 并不能代表学术界。从学术争鸣角度讲，这类书籍多多益善， 可开拓大家思路。何况学术领域里有不少成就，系来自质疑 中的发现。但是，如此“标新”的观点，要想代表集体研究成 果，并在起示范作用的陶瓷专著上成为公论，就应当用事实 让同行们认可。可是，在2000年出版的中国陶瓷全集第七卷上，李辉柄先生凭借主编地位，就把这“另一观点”, 演变成当今学术界的唯一观点，使神
7、圣的学术尊严，受到了 不应有侵害。一篇妄断臆说的“总论”需要说明，15卷中国陶瓷全集（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是当今陶瓷专著中工程浩大、著录瓷器数量最多的一套书籍。 遗憾是在第七卷宋代部分，一篇名为宋代北方瓷业的发展 及其主要成就的“总论”，以撰写者的主观偏见，封杀了学 术界主流观点，又武断地将北宋汴京官窑逐出中国陶瓷全 集，从而歪曲了中国陶瓷发展史。在此篇“总论”中，撰写者 可以凭自己主观愿望，随意变换事物界限，把贡御性质的汝 窑提升为性质截然不同的专置官窑。既然如此，对同样具有 贡御性质的定窑、耀卅窑、景德镇窑，为什么不一视同仁； 在此篇“总论”中，撰写者可以无视文献记载确切，实物流传 有
8、序的事实，以“无窑址印证”为由扼杀北宋官窑。既然如此， 对同样难以辨明窑口所在地的哥窑，为什么不一视同仁；在 此篇“总论”中，撰写者可以因“我认为京师应理解为泛指朝 廷因此，京师应是朝廷的代名词，非指地名”的个人臆想， 曲解古文献本义、指鹿为马。既然如此，对曾被北宋朝廷长 期垄断的越窑，为什么不一视同仁。李辉柄先生上述不合逻辑的论断，出现在皇皇巨著中，又发 生在中国陶瓷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宋代部分，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失误。北京故宫博物院有没有汴京官窑？院外人士只好以李辉柄 先生之言为是了。可是，按中国古陶瓷图典“汴京官窑” 条目“从传世品来看，此窑是继汝窑之后为宫廷制御用瓷器的 窑口，器物形制与
9、烧制工艺与汝窑有共同之处”字意识读，北 京故宫本是该有的，则现在却不见了。所幸台北故宫有清宫 旧藏的汴京官窑青瓷25件及南宋官窑青瓷110件，已于 1989年都见诸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编辑的宋官窑特展图 录，这些的两宋官窑器物（图1至图12）,它们不会因为李 先生的个人观点，便随随便便改了姓；更不会因了李先生的 理论，就被逐出历史舞台。李先生否定汴京官窑的论断，引起古陶瓷界舆论的哗然。现 摘取著名古陶瓷学家叶喆民先生发表于2002年2月26日中 国文物报上的一段文字，以便与读者一齐进行辨析。此文的 标题为河南窑址考察记略众说纷纭的宋代御用青瓷器 官窑：最近更有人进而解释“京师”一词并非地点，而是“
10、朝廷”，断定 “北宋官窑即是汝窑”。然而，细读坦斋笔衡全文，则在“政 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句前，还有“遂命汝州造 青瓷器”一语，不可忽略。首先，照一般对京师”一词的理解， 多是指地点而言，即首都的旧称。按公羊传桓公九年的 解释：“京师者，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师者何？众也。” 这一首都的代称沿用已久，人所共知。至于它和朝廷能否视 为同义词，则未见有先例可援。既然前文所述的“京师”和“汝 州”同属地方名称，前后呼应，而且“自置”与“遂命”含义也不 相等，假使“汝窑即是官窑”，则何必费此周折而既自置又敕 命？况且宋人文献如陆游老学庵笔记也有“故都时定器不 入禁中，唯用汝器”之说，何
11、不直接指名为“官器”？即使在明 人笔记内，也多有将此二窑相对评比之论。例如信誉卓著的 曹昭格古要论也曾具体说明：“官窑器色好者与汝窑 相类”。王世懋窥天外乘则加以品评说：“宋时以汝州为 第一，而京师自置窑次之”。由此观之，在宋、明人心目中， 官窑和汝窑乃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窑器。试想，岂有明人不懂 宋人词语，反不如今日外人之善解中国古文之理？何况那些 南宋学者对北宋往事的回忆实录，总与千年以后的妄断臆测 有着霄壤之别。在对河南窑址考察过程中，我还曾两次到过 传为“旧官”即北宋官窑窑址所在的汴京（开封市）。坦斋笔 衡记载“京师自置窑烧造”，这京师当是指的北宋首都汴梁， 而多年来传说官窑即设在宫廷内。
12、这种设置证诸南宋宫廷设 有“修内司”，清代宫廷也设有“造办处”，兼司烧造御用瓷器之 事，原不足奇。显而易见，由于缺乏相应的古汉语知识，李辉柄先生对古籍 字义的理解，便同宋人词语原义大相径庭。由此得出、并写 在中国陶瓷全集上的“官汝窑即是北宋官窑，亦即是汴京 官窑”结论，也就同历史真相南辕北辙得无边无际了。李先 生发现，京广铁路以东，历史上缺少唐、宋时期的古窑遗址， 他认为，这是缺乏烧瓷原料的表现。进而推断，位于京广铁 路以东的开封，同样因“没有烧瓷的主要原料瓷土及其所用的 燃料（木柴与煤）等自然条件，是无法建窑烧瓷的”。专此， 先生绘制了两张图，一张为河南省煤系露头示意图；一张是 标有京广铁路
13、的古陶瓷窑分布图，并于宋代官窑瓷器一 书中演绎成结论。又以此为研究成果，在中国陶瓷全集 第七卷的“总论”上断言：“从河南全省的古代瓷窑的分布情况 来看，各个时期瓷窑遗址绝大部分集中在今京广铁路以西， 北起太行山麓的鹤壁、焦作，南到伏牛山东麓的平顶山广大 地区。而铁路以东几乎没有古瓷窑的遗存。古汴京（开封）， 地处京广铁路以东，因此它不具备建窑烧瓷的自然条件。” 先生的上述三段论，在汴梁官窑遗址不易或见情况下，让“北 宋官窑不存在”之说，似乎有了证据。然而，先生的此项立论， 漏洞太大。姑且不说铁轨两侧各百多公里地域处的瓷土原矿 带，是否真有天壤之别？单就推理而言，先生的论述已经不 合逻辑。因为，
14、“宋五大名窑，河南占三”，各时期古窑又无 数，汴梁起码该有“天势地利人和”之便利才对。再说，京师 当时制作的是“经济上不惜工本”的“御用瓷”货什么就随随便 便没有了瓷土与燃料。无独有偶，亦属我国唐、宋古窑遗址集中地之一的湖南，有一座近百年才红火起来的名窑。醴陵，地处湖南省东部，不 但地理方位，就连周边古窑分布及铁轨走向，都与开封在河 南所处状况雷同。这座现在被众人誉为“红色官窑”的醴陵窑， 据1948年出版的醴陵县志记载，该处的制瓷，始于清 代雍正年间。“初期生产粗瓷，本世纪初始生产细瓷，并创造 釉下五彩新工艺，产品几次参加国内外赛会均获奖”（汪庆正 主编简明陶瓷词典）。醴陵窑“不可斗量”的建
15、树，对先生 之“没有古瓷窑的遗存它不具备建窑烧瓷的自然条件”论断, 该是极有力的批驳。先生此说的不科学还在于，中国从来没 有达到过“全民烧瓷”地步。烧与不烧，通常由地方视产业需 要而定，未必同“具备建窑烧瓷的自然条件”相关。先生借铁路“以西”、“以东”论英雄，说明先生对“专置官窑”的 认识，对瓷器烧造是门艺术的认识，大抵是模糊的。所以， 先生对宋徽宗在京师建“艮岳”时所表现出的个人意志及其在 瓷器方面的天赋，会置若罔闻，就连汴梁同宝丰都位于黄河 中下游地带的如此显见事实，也视而不见。因此，漏缺开封 地名的煤系图和标有现代铁轨的古窑图，先生应当重画。最 好是读熟了清明上河图后再画。出自北宋张择端
16、之手的 清明上河图，由于作者居住汴梁，加之描绘细腻，乃把 徽宗时代的京师风貌尽收眼底。鉴于此，清明上河图上 繁华似锦的都城景象和550余人物的勃勃朝气，倒是一份可 以说明古开封生态环境良好和百姓不愁“木柴与煤”的真凭实据，更是一份可用来探讨“京师自置窑”乃系水到渠成并无任 何不可的历史佐证。据图还可推断，莫说北宋官窑“时烧时停”, 就是后代各朝烧窑不止、烧造至今，亦不大会出现瓷土或“木 柴与煤”之短缺。持这种看法，兴许为许多专家的共识,所以， 叶喆民先生在河南窑址考察记略一文中，特意提及上世 纪80年代的一次盛会：“例如1984年6月，开封工艺美术 公司就曾仿制过一批北宋官窑瓷器，并且举办了仿北宋官 窑青瓷鉴定会。我在应邀出席期间，曾伴浙江美术学院邓白 教授、南京博物院宋伯胤院长、上海硅酸盐研究所郭演仪研 究员等人，抽闲到附近几处名胜古迹作片刻之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