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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 科 生 毕 业 论 文（设计）外文翻译题目 基于APACK的湿地景观格局变化及其驱动力分析以杭州湾南岸为例 姓名与学号 指导教师 年级与专业 2007级土地资源管理所在学院 公共管理学院 景观生态评估战略环境评估及规划中集成生物多样性问题的工具U.M. Mrtberga,*, B. Balforsa, W.C. Knolb摘要：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影响城市化的生物多样性，景观和区域尺度必须考虑新的基础设施项目和其他土地利用变化。这要求重要的决定是经过对环境影响系统化评价后才做出的。景观生态学为长期发展进程（如城市化对生物多样性的组成的影响）的结果评价，以及为对可选择计划方案的影响评估和图像
2、化，提供基本概念。本文的目的在于寻找从景观以及区域水平的角度出发，在一个正在城市化的环境中，解决规划以及战略环境评估中的集成生物多样性问题的开发方法。为了测试开发方法，我们以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地区作为案例，案例的范围包括市中心和郊区。焦点物种会作为景观上栖息地的数量、质量和连接的指标被调查。地理信息系统中栖息地分布的预测模型，涉及焦点物种的模型，以经验数据为基础，与景观生态决策支持系统合并。当栖息地模型被收回，它们被应用于未来规划方案中，用以预测和评估焦点物种的影响。方案涉及发散式的开发模式对焦点物种的栖息地网络有着极大的负面影响。集中式的开发方案也有负面影响，虽然它们可以很容易地减轻负面影
3、响。对于焦点物种的栖息地网络影响的预测，使得量化、集成和具体化在一个景观水平上城市化方案对生物多样性方面的影响有可能完成。关键词：城市化；（地区）计划；战略环境评估；预测；栖息地网络；焦点物种；生物多样性指标；地理信息系统1. 介绍在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中，农业社会被转化为城市景观。在瑞典，跟许多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城市化进程已经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如今大约80%的瑞典人口生活在市区（Nystrm, 1997）。为了满足对新的居住、额外的办公设备和更好的交通系统的需要，这就需要新的土地来开发。这使得城市地区的自然剩余土地十分紧张。城市里面以及周边的未开发区域，容纳了许多特性，包括生态的和娱乐的（Of
4、fice of Regional Planning and Urban Transportation(ORPUT), 1996, 2001a; Miller and Hobbs, 2002; Ricketts and Imhoff, 2003）。自然和半自然植被区域，为不同物种提供了居住环境，因此对保护生物多样性很重要。但是，由于这些地区正在进行城市化进程，很容易连续分裂进程以及破坏栖息地质量。在政治层面上，政府作出了许多强调自然保育和绿地区域保护的决定。在瑞典，政府的环境目标要求生物多样性被保存，以及保障传播的可能性（Government Bill, 1998）。这也符合生物多样性公约中的应
5、采用以及在任何适当的时候应用生态系统方法（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OJEU)，1993）。此外，在欧盟第六届环境行动计划中，生物多样性是四大优先需要行动的领域之一。目的以及在自然和生物多样性上需要优先行动的领域，是通过特别关注防止栖息地的分裂，来进行物种和栖息地的保护（OJEU，2002）。为了响应政府的雄心斗志，城市地区新开发项目的影响要求仔细考虑。因此城市扩张的结果需要在任何提供给绿地区域开发的决定之前经过分析。当这样一个关心项目的决定，比方说高速公路的建设，关于环境影响评估的法律规定（EIA）中写道，项目的影响在决定之前就
6、要被辨识。然而，最初的城市扩张和主要基础设施投资的决定，经常是在一个长期的城市地区发展已经被决定了的战略阶段做出的。对于这种类型的决定，EIA规则已不能被应用。取而代之的是，战略环境评估（SEA）。它可以被准备，用以处理战略决策中的环境影响。(Lee and Walsh, 1992; Thrivel et al.,1992; Partidrio, 1996; Glasson et al., 1999; Fischer, 2002; Balfors and Schmidtbauer, 2002).在瑞典，对环境评估的严格要求自从1990年环境代码的出现，已经提高了标准。在欧洲的环境下，关于环境影
7、响评估的法规从1997年欧盟对EIA项目的指令修正案开始收紧(OJEU, 1997)。最近一个新的欧盟关于特定计划和项目对环境影响的评估规程的法令(OJEU, 2001)加强在物理计划方面的环境考虑需要。这些指令强调在计划进程的早期辨识影响的重要性。指令要求SEA在欧洲计划系统内通常的团队机构，但仍然存在对于SEA应该如何执行的高度不确定。比方说，Sadler and Verheem(1996) and Verheem and Tonk(2000), 许多与SEA相关的方法论和程序上的并发症，被辨识出来和被讨论。这个讨论中，一个主要的问题是，每个SEA需要一个能够适应计划、项目或者政策的特定特
8、性。Hildn et al.(1998)表示，计划、项目和政策高水平的抽象性包括对于影响的预测的主要的方法论问题。生物多样性集成的评估问题要求使用与土地利用变化对居住在这一区域动植物的影响的相关知识。自然栖息地的损失和分割是生物多样性下降的主要原因（Fahrig,1997），但是对生物多样性影响的大小和意义是不容故意决定的，因为这取决于不同的方面，例如被报道区域的景观背景、提议发展的区域范围以及一个物种对外部因素的易损性。栖息地损失和分裂的影响，以及景观格局与生态进程之间的联系，在景观生态学中都是研究对象，景观生态学认为景观水平比生态系统水平拥有更多的包容，就像它是生态系统的集成(Forman
9、 and Godron, 1986; Farina, 2000;Wiens, 2002)。为了保护生物多样性，需要考虑基因、物种和生态系统尺度，数量和质量，以及自然栖息地的链接，这些都十分重要。一边倒的保护方法是不够的，应该也看看整个景观中的物种和社区的坚持要求。合适和可用的栖息地可在栖息地网络中被规划，包括适合物种在景观内持续发展的核心地带，这样可以把分散的廊道连接在一起(Opdam et al., 2002)。通过这种方法，景观生态学可以提供知识和长期发展对野生动物潜在的生态影响品格的概念框架(Fernandes, 2000; Aspinall and Pearson, 2000; Bot
10、equilha Leito and Ahern, 2002)。栖息地的损失和分裂是城市化进程的后果，同时城市化还会引起余下自然区域的失调。因此，生物多样性是逐渐地受到影响，但是变化的水平在城市景观的不同部分是不同的。城市化的后果，例如栖息地的分裂和失调影响，曾被进行过讨论，例如Bolger et al.(1997), Sauvajot et al.(1998) and Mrtberg(1996, 1998, 2001)，也曾被Fernandez-Juricic and Jokimaki（2001)评估。设施的生态效果，如栖息地分裂和敏感物种迁移的相关障碍，一直在被研究，例如Forman(200
11、0), Trocm et al.(2002)还曾经评估过这个生态效果。由于城市化和基础设施的发展，明显地，对于个人的细小影响会导致严重的对区域内自然栖息地可用度的累积效果，这客观上要求影响评估上的景观观点。在保育生物学和景观生态学的研究中，对物种事件的模拟和预测越来越派上用场(例如Akcakaya and Raphael, 1998；Dettmers and Bart,1999；Guisan and Zi00；Scott et al., 2002)。这样基于在物种和环境变量间建立关系的预测，描述了它合适的栖息地。这些环境变量是用于预测物种的潜在土地。使用GIS的预测栖息地模型，可以被应用到很大
12、的领域，在生态系统的保护和管理中有很大用处（Guisan and Zimmermann，2000；Scott et al., 2002 ；Geneletti,2002）。在一些研究中（例如Natuhara and Imai,1999；Watson et al., 2001；Coops and Catling,2002），预测模型是用来为研究物种或者种群评估可以改变或者删除栖息地的可供选择的管理计划的效果。因此，特定政策、计划或者项目的生态和环境的优势可以被展示。由生态模型转变成空间格式，使得物种分布的知识适用于方案测试和能应用于计划进程（Harms et al.,1993,2000；Swetn
13、am et al.,1998；Botequilha Leitao and Ahern,2002）。为了预测和评估由城市化和基础设施引起的分裂的结果，生物多样性需要被量化，这需要对这些进程敏感的生物多样性指标(Noss,1990；Lambeck,1997)。有用的指标可以作为专门居住在一定类型栖息地的焦点物种的栖息地网络，这些类型栖息地对于面积有很大的要求，但是可能只有很低的传播能力(Vos et al.,2001；Hansson,2001)。一整套这样的焦点物种的坚持要求，对于威胁过程十分敏感，可以集中地代表各种包括许多其他物种的需要的景观特色。人们猜测，在一个景观中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14、将会受益于这些的保护(Lambeck,1997)。焦点物种曾被用在大尺度栖息地模型的发展中，从而选择保育区域和引导管理计划(Lambeck,1997；Watson et al.,2001；Bani et al.,2002；Hess and King，2002；Sanderson et al.,2002)。有在规划和影响评估上的生物多样性问题和景观生态学整合的不同例子，例如荷兰的主要生态结构(Ministerie LNV,1990)和Fernandes(2000)。在德国和荷兰，几个项目进行整合，目的在于整合土地利用和自然资源(Petry and Krnert,1998；Knol and Ver
15、weij,1999；Harms et al.,2000)。在这些项目中，自然保护和发展是和城市化和娱乐场所这样的功能结合起来的。可是，景观生态学的知识发展和知识应用之间还是有差距，多学科景观研究的整合中也缺乏工具(Opdamet al.,2002)。在环境影响评估里，也存在缺乏工具的情况。根据Treweek et al.(1998) and Geneletti(2002),环境影响报告经常不能提供关于自然保护和生物多样性的量化的预测。取而代之的是，这些问题通常为会被看作是对提出的发展的障碍。因此，需要发展工具来可以允许规划和影响评估中的生物多样性问题的有效整合。本文的目的是，能够从景观和区域水
16、平上提出整合正在城市化的环境中整合规划和战略环境评估的生物多样性问题的方法。主要的研究问题是：（1）什么样的城市化方案对于焦点物种的栖息地网络的影响可以被预测；（2）生物多样性的组成预测模型怎么样可以融入战略环境评估过程中。为了支持这个整合，景观生态评估（LEA）被发展起来以及被设计成容纳普遍的规划结构。作为这个研究项目的一部分，一个案例被提出来说明在城市地区LEA的应用。2. 方法2.1 研究区域案例研究的研究区域包括，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这个城市的市区、郊区以及半城市化地区(Fig. 1)。这区域覆盖了3750平方公里，位于波罗的海沿岸地区、Mlaren湖的出口处。这个区域十分多样化，大约45%由森林覆盖，被农用地、水域和建设用地累积起来。这个研究区域大约有150万人口，其中包括很大一部分的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