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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精品范文模板 可修改删除撰写人：_日 期：_北京城市居民职住分离的空间组织特征1引言居住与就业的空间组织是城市空间结构的重要组成要素。从居民职住分离现象入手，可为进一步认识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演化、揭示城市发展的动力机制以及城市结构的合理组织提供参照。欧美等西方国家城市化进程早于我国很多，对城市结构问题的研究无论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领先于我国。如Duncan在1956年发表的论文中就关注到城市土地利用结构之外，收入因素对芝加哥居民职住分离现象的影响1；1968年，Kain2发表了一篇著名的关于就业与居住的“空间不匹配”(Spatial Mismatch Hypothesis，SMH)文章，引发了大量
2、的学术讨论。在2007年Urban Studies刊登的一篇有关The Mechanisms ofSpatial Mismatch文章中，Gobillon3引述的相关研究成果就达156篇，由此可见就业与居住的“空间不匹配”在西方为众多领域学者所重视。在对于“空间不匹配”的研究中，社会学家和地理学家的视角有所不同，但城市化过程(包括城市空间结构演进)对就业与居住的“空间不匹配”的影响却是众多学者共同关注的问题4。有学者从交通和居民职住分离现象的联系入手，对城市结构演变和居民职住分离的关系进行研究，如Clark和Burt指出交通成本对居民职住分离现象的影响随城市扩张而加剧5。此外，近年来一些学者更
3、加关注房价、租金、交通等经济因素的对职住关系影响6,7。一些旅居国外的华人学者对西方有关职住分离研究的理论和实践的介绍促进了国内学者对职住关系问题的关注，如丁成日着重从就业中心的集聚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来说明职住分离现象随城市结构变化的演变，并介绍了国外一些典型城市的实证研究成果8。周江评则介绍了美国学者对空间不匹配问题的相关研究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认为国内城市中的大规模拆迁和房地产开发所导致的城市空间格局重新分布，也会引起就业与居住的空间不匹配现象，并可能带来弱势群体的就业障碍问题，需要引起有关学者和政府决策者的注意，并且指出目前国内学者在这个方面的研究还很有限9。相对于国外较多的理论研究，国内有
4、关职住关系的研究更多集中在实践研究层面。如随着中国住房政策的改变，大量研究针对居住区位的变迁和居住区位选择，对城市结构的变迁和社会、经济因素对居住区位的影响作了深刻的揭示10-13。也有一些学者试图从城市发展的实际对我国城市居民职住分离现象进行研究，如柴彦威以兰州为例，对随着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及城市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等造成职住关系的演进进行了分析，认为职住分离会加剧14。但也有研究认为中国城市居民职住分离并不明显15。周素红等以广州为案例,分别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分析了广州市居住就业空间组织模式，并认为历史因素、政府因素、市场因素和社会因素是形成居住就业空间格局的主要力量16,17。还有一些学者对
5、郊区化发展和职住分离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冯健等在研究北京城市居民迁居行为时，特别对职住分离的现象也给与关注，认为北京居民职住分离现象十分普遍18；宋金平等的研究则认为，随着住宅郊区化的大规模发展，北京也出现了居住与就业的空间错位问题，造成低收入阶层通勤的时间成本与经济成本增加，导致交通拥挤、社会隔离等社会问题19。孟繁瑜等以北京市不同区域内3个社区实地调研为基础，认为北京市内存在双重的城市空间失配现象城市郊区社区居民的主要工作岗位集中于市区内部和城市市区社区居民的工作岗位郊区化，并指出两种空间失配现象导致了就业人员通勤过程中的高昂通勤成本,并有带高失业率的隐患20。一些学者也关注到开发区的大规模
6、建设所带来的严重的职住分离问题21,22，并从规划的角度提出进行开发区的职住平衡概算22。还有一些学者从交通与出行的角度，通过职住空间关系、上班出行距离、上班出行交通时间等方面的分析，对城市居民的职住分离问题进行了研究23,16。但由于我国城市居民住房市场化运作时间相对较短，国内学者对于城市空间结构中居住结构和就业空间结构的空间错位现象的关注却相对较少12,17。事实上，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城市居住就业空间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居民职住分离现象日益突出，对城市建设和管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一些大型和特大型城市中，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城市空间范围迅速拓展，人口及产业不断外迁，城市空
7、间结构演进非常迅速，对城市研究和城市管理都带来新的挑战。本文选择以北京这一人口规模庞大、社会经济变革迅速的特大城市为实证研究对象，从城市空间结构变迁的角度审视城市居民职住分离的空间组织特征，探讨我国社会经济转型时期城市内部居住结构和就业的空间组织过程。2研究方法与数据获取目前对职住分离问题研究主要采用人口普查数据和经济普查数据18，但这些数据在时间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并且数据是以街道为单元汇总，在中观乃至宏观尺度上比较有意义，但是对于更微观层面的解释缺乏足够的支持。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为主，结合相关统计资料来进行研究，既可以和其它学者研究成果相互补充，也有利于发挥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的空间分析技术
8、的优势。2.1问卷设计与调查本次调查是结合对宜居北京问题研究共同开展的，按照人口密度的分布，采用抽样调查方式进行。调查区域范围以城八区为主，包括回龙观、天通苑、通州城区、大兴城区和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等部分边缘城区的重点地区。问卷针对被调查者的居住现状和工作情况等信息设计若干问题，如调查对象上下班需要的时间及所选择的交通工具，是否搬过家以及搬家原因等。调查问卷中还包括了被调查者的年龄、收入水平、家庭结构、职业状况等问题。其中为了确保居住、工作地的准确性，并能够在地理信息系统中对相关资料进行空间分析，特别请被调查者在问卷的地图中明确标出，在后期加工中将相关数据录入到地理信息系统中。2.2调查基础数
9、据说明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1000份，回收问卷9112份，回收率为83%；其中有效问卷7647份，回收有效率为85%。在所有有效问卷中，有6677份问卷在图中标注了居住地，有6096份问卷标注了工作地，因此，在涉及到空间分析过程时，有效样本数会有所差异，论文中不再单独指出。本次问卷调查数量较大，调查群体包括北京市各阶层的人群，具有很好的代表性，样本的基本情况见表1。3北京居民职住分离的现状特征3.1通勤时间分析3.1.1通勤时间总体较长，通勤时间偏长人群比重较高通勤时间是衡量居民职住分离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通过计算，北京居民平均通勤时间约为38分钟(表2)。据美国2005年人口统计局(Cens
10、us Bureau)的数据，2005年美国人的日平均通勤时间是25.1分钟，而在2000年，美国人日平均通勤时间为25.5分钟，相比较这一时间略有下将。在2005年，费城地区的通勤时间是全美第一长，为38.3分钟；纽约地区的通勤时间是全美第二长的，为34.2分钟；华盛顿地区派名第三，为33.4分钟。与美国主要城市相比，北京居民的通勤时间较长。在对通勤时间做出有效回答的6677份问卷中，通勤时间少于30分钟的有2344人，占35.1%；通勤时间为3040分钟有1424人，占21.3%；通勤时间为4060分钟轻微存在职住分离现象的人数为1432，占总数的21.4%；通勤时间为6090分钟的职住分离
11、比较严重人数为965，占14.5%；还有部分人群的职住分离问题非常严重，即通勤时间超过90分钟有512人，占7.6%。由此可见，北京市居民中，只有35%左右居民通勤时间在30分钟以内，北京居民的职住分离现象十分突出。3.1.2通勤时间空间差异明显由于北京城市存在同心圆扩散的趋势，北京居民的通勤时间在空间上也存在明显差异。职住分离和居住及就业地的选择都有关系，因此需要分别从居住地和就业地的角度对不同区域的居民的通勤时间进行比较(表3)。从居住地的角度出发，可以发现在区县尺度上空间差异存在以下特点：第一，北京市规划外围的大型居住区如天通苑和回龙观地区的居民通勤时间显著较长，反映出城市人口郊区化加剧
12、了北京市职住分离，这一现象需要在城市规划中加以认真研究。第二，北京内城四个区的居民的通勤时间较平均值略高，主要是由于内城存在突出的交通拥堵情况。第三，在近郊的四个区中，丰台和石景山区的居民通勤时间明显高于海淀和朝阳区，并且也高于平均值，反映出这几个区县在城市功能分区中的差异。第四，通州城区、大兴黄村等卫星城镇的居民通勤时间较平均值稍低，体现了卫星城镇的作用。第五，亦庄作为经济技术开发区，也有大量的居住建设用地，因此，此地居民的通勤时间和平均值非常接近。从就业地角度出发，发现居民的通勤时间在区县尺度上差异明显增加(表3)。第一，北京市规划外围的大型居住区天通苑和回龙观地区的就业人群通勤时间差异显
13、著，这和这两个区域内部情况有关，天通苑几乎就是一个纯粹的居住区，居住人群中拆迁来此较多，就业机会少，因此，在规划大型居住社区时，需要考虑相关就业机会的问题。第二，北京内城四个区的就业人群通勤时间较平均值略低，这些区域就业机会集中，基础设施也很好，但由于近些年的旧城改造，部分居民外迁，客观上增加了通勤时间。第三，在近郊的四个区中，石景山区的就业人群的通勤时间明显高于周边几个县，并且也高于平均值，反映出这石景山区在城市功能分区中的差异。第四，在通州城区、大兴黄村等卫星城镇的就业的人群通勤时间教平均值为低，说明在此地就业人群的职住分离情况较为不明显，这也体现了卫星城镇的作用。第五，亦庄作为经济技术开
14、发区，工作机会较多，也有大量的居住建设用地，在此地就业的人群选择就近居住的可能性较高，因此，在此地就业的人群的通勤时间较平均值低很多。进一步在街道尺度对北京居民的通勤时间在空间上的差异进行分析，分别制作了以居住地和就业地为参考的通勤时间专题地图(图1)。在图1a中，北京居民的通勤时间整体存在由内向外的递增趋势，这和北京的城市结构关系密切。类似同心圆的城市结构和环路为主的道路格局在客观上会加剧“摊大饼”状的城市扩张，在居民的通勤时间上也会体现类似的空间形态。另外，整体上可以看出，内城地区的东、西城的多数街道和朝阳、海淀的城近郊区大部分街道的居民通勤时间低于平均水平的38分钟，也较外围地区为短，但
15、在城市西南部分地区街道居民的通勤时间则高于平均水平，北京城市发展的南北不平衡也在居民的通勤时间上体现出来了。图1b反映的是在不同区域就业的人群的通勤时间的空间差异。由于北京就业机会大量集中在城市中心区域，但这些区域居住成本较高，人口的郊区化在北京已经非常明显18,19，因此，在图1b中，整体上可以看出内城地区大部分街道的就业人群的通勤时间已经高于平均值。随着朝阳和海淀区经济快速发展，就业机会近年增加较快，海淀和朝阳的城近郊区部分的居民通勤时间低于平均水平，更远一些的街道又表现出通勤时间较长，也表现出存在一种环状结构，这也和北京环路为主的交通体系存在一定的关系。3.2居民居住就业的空间匹配分析职住分离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城市中居住功能和就业功能的空间上差异造成的。而这种不同功能分区在客观上最主要受到土地租金成本的影响，因此，很多学者研究了城市中土地利用空间结构和居住空间分异，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所谓的“三大古典模式”8。本研究主要利用问卷调查资料，从微观个体入手研究北京居民的居住就业的空间匹配问题。3.2.1存在明显的居住/就业集聚区在空间聚集分析中，首先通过定义一个“聚集单元”(cluster)的“极限距离或阈值”，然后将其与每一点对的距离进行比较，当某一点与其它点(至少一个)的距离小于该极限距离，该点被计入聚集单元。也可以指定聚集单元的点数目来强化聚集规则。以此类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