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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个河南人的奋斗 (2010-06-06 18:02:47)转载标签： 长报道撰文：邹波当晚郑州市中心的旅馆一间空房不剩，连最旧的红房间也打开使用，霉气漫至大雨的街 道中。梧桐叶子仍然牢固，缓慢滴落更大的雨点，像郑州、太原这类省会城市似乎多少都还有 建国初规划的梧桐大道，可以躲雨。草地也仍是我在老家武昌踩过的那种草地，中原的杂草，但是根基真实，任由参差，野 性还依稀存在，因此不觉得是在践踏，而是没入其中，与荒草并肩而行，在春季，如果天放 晴了，白粉蝶重又纷飞。即使下着大雨，房间气味浑浊，在星期五深夜，各种在周末举行的资格考试以及各种会 议占领了本地大小旅馆，那么晚仍想跻身这一带，想挤进来，怕在
2、梯队中落伍。西装平头、身份不明的迟到者，乘着黑色轿车打着嗝整夜继续找房间，车轮卷起白亮的 水花，车子终于也露出了醉态。在这农业人口仍占七成以上的大省河南，尽管省内各地正火热造城，省会的爬升功能仍 高度集中。劳动力雨夜我们与固始县的富豪吴为喜同车，我们开得很平稳，如今他定居郑州，厂也在郑州， 生产打火机中那个很容易坏的陶瓷“点子”。他的老家信阳固始县(很多在外打工的固始人只笼统地说家在郑州，或者家在信阳，除 非是大老板才又有了“归去凤池夸乡里”的情怀)是河南省最大的劳务输出县，在本省东南 角，与安徽湖北交界的地方，大别山北麓，人口176 万，50 万外出务工者，以去江浙为多， 江苏吴江的纺织“女
3、儿国”就是固始女子造就。固始人喜欢扎堆地垄断某个行业，一条汽配 街，一个城市的全部交通物流、垃圾处理行业等等。“而我的劳动力在郑州，不在老家。我如今做外贸，和温州人合作，他们看中河南密集 的劳动力。”市场稳定，只用等温州的上家林老板他们过来要速度，要效率，要产量。吴为喜生于 1962 年，他只算千万，并非上亿，财富还在平稳地累积，但与大多数本地 企业家一样，从不玩资本。1982 年，他二十岁，在固始老家受到下放来附近五七农场的省里的高干子弟的怂恿， 开始出外打工，是本村第一人，当时还没有农民工的称呼，在家是好后生，出外是盲流，比 较体面的说法是临时工。1982 年，农村分地了，但“此时一年仍吃
4、不到五斤大油，米饭等于过个年，打工就是 闯天下”。吴为喜开始在砖瓦厂、水泥厂常年当临时工，1 9 8 2 年1 9 8 6 年，每天工作1 41 6 小时，一天收入一块八毛钱，转了几个厂，还是这样，这类国营工厂的工作干了四年。1986 年1991年，一天工作12 小时，一天收入三块六，“收入一直比城里的处级干部还略高”。这样的出大力挣高工资的情况，临时工身份的蓝领工人的天堂时代，在1990 年代工资 改革之前一直存在。“80 年代，一般等到麦收，工钱到手了，就把钱邮寄回家，让爹买化肥，春节回来， 风光过个年，老人就更高兴了。我穿一身军装背着包回来，以为是复员了，结果是挣钱了， 1986年，我回
5、家那次，骑着146 块买来的红旗自行车，村书记都羡慕。120 块的上海手表， 钻石手表。戴着手表骑车。享受着这个待遇。”“每次我都可能新带十几个亲戚或者同学一起出去，他们的父母来请我吃饭，带一个人 出去找不着活是不行的他们许多人现在都在上海宝钢，将钢渣拉出来，卖给小钢厂，一 年可以挣一千多万。”“但总的来说，80 年代，土地还是很重要，因为父母如果在老家没有这个土地增值的 基础，我也走不出去。”固始这里人均分地一亩一，撑死了够自家的口粮，到目前，即便这些土地，也有许多因 绝大多数劳力不在家，没有人种。满地的紫云英卖到外地，用于肥田，防止土地沙化。现在，对一个普通农户来讲，土地使用权僵固的小格局
6、，并不再能包含什么梦想，但对 城市化的固始县来说却是资本的源泉。城市化的速度是对土地资本变现的激情所推动的，放 眼望去，这个县已是一座无边的城市。“目前本县打工存款收入有三十个亿，这些钱一直在银行里。”但后来，固始县一 名乡镇干部告诉我，这些存款仅仅是存款，像守财一样，“本乡的农行已经好几年没有对普 通农户贷款了。”这项资本也并未用于本地的再投资、再创业。连吴为喜也贷款难，尽管这些“规模以上”的农民企业家的大照片两个“一”字排开地 挂在县城的大马路边。吴说：“我们县将有一个商会，资金雄厚的民营企业家会联合起来， 拿一部分资金周转，给刚刚开始做企业、资金不够的人做抵押，因为贷款还得有担保，单个
7、农民缺乏信用，很难贷着，很难。商会跟温州的形式是一样，正在策划，还没有实施。”这和本县鼓励回归创业的政策是相反的趋势。另一方面，乡政府努力寻求本地创业者回 家投资，既然贷款不舍得给人，那么优惠的土地政策是最重要的筹码。固始本地仍然没有什么产业，本乡规模很小的农机加工厂，都是缺乏贷款的小本经营， 在乡镇，回家创业、就业者仍然很少，有资本的人物冲着县城本身迅速城市化的地皮而来， 以乡镇为起点的发展比较缓慢，普通人的贷款是一个瓶颈，更普通的人，也因大伙儿都在外 打工，见过世面，本地劳动力的价格却也比其他地方抬高了许多，他们宁可在外，甚至本地 留守的妇孺的劳动力价格，也比邻省安徽过来打工的妇孺的价格要
8、高。说奋斗，一般都是1980 年代在外寂静无声的“盲流”，甚至 1970 年代初就从老家出来 了，那时候城里没有市场，没有政府支持，只有个人，在客栈和街角交易，躲着文化革命与 警察，这些草根某种意义上带动了中国官方的改革，也许是先有人民交易，再有人民市场， 再有人民经济制度，这些人辛苦奋斗10 年 20 年，1990 年代开始翻身当商人，那似乎是1990 年代一开始人们最容易想到去做的事：“到1991 年，厂里再叫我干，我死都不干了，我不想一辈子打工，我必须避开这 类工厂的工作，经商起码要到省会去，我去郑州，老乡都在经商，从开封等地批发水果，卖 菜。”“当时个体户不交税，一天十来块钱，一个月3
9、00500 元。到1993年，郑州全部高档 饭店，餐饮一条街，美食一条街突然开始火起来，动不动消费 30005000 元，甚至上万的。 我发现，各大宾馆酒店，洋水果真少啊，需求很大，我开始对他们批发，我又去深圳考察深 加工的鲜榨果汁，在郑州的饭店，可以卖到3068 元一杯，我们三七分成。那时一个酒店 就有五六万的月收入，我同时供应有十几个酒店，”他说，“这是我第一桶金。”“2002 年，郑州餐饮业竞争加剧了，不好做了，我就开始做外贸，到上海、温州、宁 波去考察，发现了打火机的点子的生意。”他拆掉手头的打火机，给我看，“有十三个配件。” 陶瓷芯，压电成火，中间有一个铜片，红头对红头，必须对准了才
10、行，要打火一万次才算合 格。“不是我们找到了温州人，而是温州人找到了我们。现在我们仍然被动，当然，有他们 在，我们避开了外贸如今的风险，我们市场相当稳定，我现在产量非常大，一天七百万只， 全球一天供应量为一千一百万。我占百分之六十。”“河南人是第二代温州人，但仍然在靠温州人的头脑。温州人注重规矩这个乡是制袜 子就是制袜子了，织毛衣就是织毛衣了，因为害怕竞争把市场搞乱了。” “我也喜欢温州人，我讨厌说话不算话，总是换手机号的人，而我是有口碑的河南人， 我等他们来找我。温州人的梦想这四家最大的打火机企业，汇集到我河南是劳动力 密集的大省，我的工人平均每人每月七百元，每个月26 个劳动日，他们在一边
11、工作一边接 受改造，而在其他地方招工，尤其是江浙，一月1600 才能招到工。” 他朴实的口气是说，没有什么诀窍，就是劳动力优势。他很顺，就像我们一路看到的周 末来省城开会的西装平头，现在他自己也是干部，威武，肌肉横竖都在脸上，喜欢打抱不平 的样子。吴为喜在郑州也兼任本地工会维权办公室的主任，“有钱不一定行善，没钱也不一定行 善，我的闲暇搞公益。这些都是免费的。”目前固始县在打工城市建立了许多派出式的工会维权组织，之前是富老乡出于义气帮衬 穷老乡，弱势群体在异地有时成了事实上的强势河南帮。“这就有点过了头”，因此后来固始县的工会负责人告诉我：本县派出的工会维权机构， 即使维权名正言顺，现在也尽量
12、督促当地工会履行调解人的义务，而不应总是河南人自己的 工会派出机构在外抱团给自己的穷兄弟打抱不平，“这也促进了地方的和谐”。吴也是固始人在郑州外出务工者流动党支部的书记，“这是我的流动党员证”，当他第二 次说明他的政治身份后，他的谈话就开始充满政策口吻，个人经历也不再谈得太多。在房间 之间来去时也越来越像那种很震慑人的派出所长。说话间，潇洒的温州林老板又来了，吴立刻变得有点谦卑，这个强人甚至露出了让身边 更弱的弱者失望和迷惘的讪笑，林温文而雅，年龄看上去像吴的外甥辈，这个“河南老舅” 对他有点言听计从，有时候甚至还有点搪塞，林老板这次又是来要效率和产量的，吴为喜似 乎倒也喜欢这种压力，那来自温
13、州的压力也成了他自己的管理目标，他的理想，他在那铁窗 后组织生产的双倍的硬道理。但去南方，他“一定要换上休闲服，举止更放松”。他的西装是白色的，已经兼容了南 北风格。他在努力学习那儒雅。他不谈理想，但喜欢开口帮人实现理想。晚上我们喝酒的时候，最初我以为是戏耍，后 来我看见 F 酒店的女服务员受到了他豪情的激发，动了真情，一边服务我们，一边开始做 梦，准备辞职去开店搞心爱的草编。她们被说哭了。人缘 现在郑州做涂料生意的陆永昌也是固始人，河南省高速公路栏杆的蓝油漆很多是他刷 的。他身体瘦弱，他比前者大六岁，1956 年出生，他去郑州时，上文的同乡吴为喜还很小， 老陆很会讲故事，上中学时人缘好，表面
14、是个讨人喜欢的细心人。但他家在当年自然灾害到 处吃人的“信阳事件”里死了一家之主的他的爹，家里没有劳动力，不仅挨饿，而且受气。陆母是一个地仙的小脚女儿，不认识字，但不知从哪得来的手艺，画得一手好工笔，她 丈夫死后，全家的生活来源就是靠母亲给大队的标语剪个纸样，象征性地拿几个工分，别人 家成捆地分粮食，他们却很少。“因此我上学时其实内心产生了叛逆的思想，表面我在学校讨同学和老师喜欢，但我们 家在当地受欺负，尤其对干部，我心怀着叛逆，即使我现在，我接触这么多领导，我都是以 兄弟相称，不称呼职位。”“所以我拼命想从固始往外跑。我的同学高中毕业都教书，我想到时候也没有人推荐我 去教书，我高中没毕业就跑
15、了。那时还没改革开放，是1977 年。”“我一直认为我是我们那第一个出来的，是一个流浪汉，你前几天见的吴为喜比我晚多 了，小多了，我出来的那会别的人也出不来，农村大队也不准你走，会受处分。我是唯一逃 出来的。谁都不知道。我在家里也没工分可挣，压力也大，我扒火车来的。”“郑州北站当时是亚洲最大的火车站，那地方本叫干打垒，当时我一下了火车，电灯通 明，跟白天一样，火树银花不夜天，我就想起这句，当时我高兴傻了，那么大的车站，火车 哇哇叫，忘记了自己流浪到此，但这高兴一刹那就完了，走出车站，看见这么多房子，半夜 三更，我要找的表叔在亚洲最大的车站的茫茫人海中，铁路职工人人好像都不认识他”他的回忆充满细
16、节，陌生人的姓名他都记得，都是朋友，甚至问路的恩人，他不错过生 命中每一个有用的人。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他说话让人产生好感，当年是白衬衣的清秀的小生，现在母亲的优雅仍然活在他眉宇和 皱纹之间。带着母亲那样纤细的面容，他去郑州无论做什么，拉煤，收废品，卖猪肉，都招人喜爱， 都交到了各种朋友，从省长到科长，到科长的太太、居委会主任大妈，人人说他白面书生干 啥都可惜了，干啥都仍是个白面书生，像藕洗干净了塘泥。他的财富观和别人似乎不大一样，他似乎把结交朋友当成了生活的目的。创业他没 有特别明确的梦想但是衣锦还乡作为最强力的梦想，反复贯穿他在郑州奋斗的头二十 年，到母亲出殡达到高潮。那场出殡，排场大得老婆操劳得了急性心肌炎以前是吹牛的成分多，人人都认为他 在郑州早发财了，不断地试探他，他极爱面子，收破烂的事情他这是头一回和别人说，这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