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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平衡保护与开展“保护兼容理念源起实践与开展摘要：以国内外文献、报告、规划为原始材料，以“保护兼容一词为核心，结合其使用语境，系统阐述在自然保护话语由“堡垒式转向“社区保护时，随着自然保护地功能与管理发生变化，人类活动的保护兼容性如何被重新发现并在自然保护实践中助力生物多样性保护。 研究发现，首先，“保护兼容理念充分表达在景观尺度的土地利用连续体上;其次，在生产性景观视角下乡村土地利用和传统农业系统进入自然保护领域;第三，“保护兼容理念以土地利用为根底下沉到乡村社区的资源管理、生计开展等多类型活动，以各种保护建议和工程实现，并在开展中国家和兴旺国家呈现出不同特征。 “保护兼容理念既进行尺度扩展，
2、探索区域内、跨行政区域乃至国家间多利益相关方参与、多类型土地利用奉献于自然保护扩展，也进行尺度下沉，倡导基于外乡价值实现全球价值的保护理念。 研究提出，全球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要进一步重视生产性景观和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而开展中国家面对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紧迫目标时，需要坚持社区主体性和在保护实践中的主动性。关键词：保护兼容;土地利用;生产性景观;社区保护;乡村生计现代自然保护的全球实践已逾百年。 随着人类自然观念的不断变化和现代生物学、生态学的出现和开展，自然保护的主导话语与主流手段也在发生时空转变，从 18 世纪关注自然资源利用和管理，到 19 世纪开始建立自然保护地，开展到 20 世纪以来对
3、物种、生物群落、生态系统等生物多样性的认知和保护1。自然保护的哲学与伦理根底也随之从功利主义至上演化为包容休闲、浪漫、精神、教育、科学、内在价值等多元价值2。然而，作为自然保护的主要手段，自然保护地的建立和管理不断面临人类社会经济开展需求的挑战，自然生态系统多重价值的实现面临着各种困难3。面对自然保护和人类开展的矛盾，从 20 世纪 80 年来以来，随着可持续开展理念得到重视，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的 “保护 逐渐被认为可以与开展兼容，也需要与开展兼容45。 甚至有学者认为“ 可持续(sustainable)一词本身就等同于“保护兼容(conservationpatible)(类比 sustai
4、nable 一词，根据中文语境和翻译习惯，建议译为“保护兼容，“保护兼容性，“保护兼容的)6。 自然与经济都需要“可持续，并且相互支持和促进7。 这一观念能够追溯到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观念，他认为维持土地的健康及其更新能力从而在人类域内保护生物多样性，既具有进化的可能性，也具有生态的必然8。因此，保护与开展兼容在可持续开展理念下通常是指自然保护与自然资源利用之间、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当地生计之间协调共存，相互促进910。上述对保护与开展兼容的必要性、合理性和可行性的提出，事实上说明，长期以来，以生物多样性保护为主流的自然保护，与局地、区域乃至更大尺度的开展需求一度被认为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 本研究将
5、对“保护兼容理念的提出做一历史溯源，阐释其特征及其在自然保护实践中的落实途径，追踪其开展趋势，并就这一理念结合中国保护现状，对其在开展中国家的前景进行讨论。1 “保护兼容理念的源起1.1 “保护兼容理念的重新发现百余年来，全球自然保护实践中最为常见的保护方式就是建立自然保护地11，设立这一土地利用类型的初衷和核心理念在于保护没有人类影响的“原始自然12。这一思想可以追溯到 1872 年美国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并充分表达在非洲殖民时期的自然保护地建设中。 不过，这种景观管理并不符合世界上大多自然保护地的现实。 集中的、自上而下的保护在短期内取得成效后，封闭式的管理反而因为排斥和胁迫当地居民
6、将其边缘化1314，自然保护地也因其对当地居民和生计的负面影响而面临挑战和批评15。由于这一封闭式管理最为显著地表现在殖民时期的非洲野生动物保护中，因此，在对自然保护地这一问题的反思中，保护与开展需要兼容的想法可能最先出现在人类如何与野生动物共存的探讨16。20 世纪 80 年代，学者和政策制定者逐渐认识到，东非萨瓦纳草原壮阔的景观与世界上多样性最大、密度最高的哺乳动物群所营造的“狂野而原始的表象与当地规模不容小觑的人口共存有其生态根源，当地“马赛牧民与野生动物是紧密相连的，代表着一种当下所罕有的兼容16。 在这里，野生动物的文化和使用价值、牧民的季节性流动以及以牛奶为根底的牧民经济赋予人、牲
7、畜和野生动物共存的根底;传统草场管理下的牲畜多样性、灵活性、移动性不仅是传统生计方式，而且是对迅速变化的气候和植被条件的适应性应对策略17。因此，在人类对自然保护地的压力持续增加的当下，需要重新考虑以人为本的保护方法，为此而提出参与式、基于利益相关方的保护方法来缓解当地人与野生动物、与保护地管理者之间的冲突，使得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开展兼容。同样，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人们也认识到世界上大多数森林覆盖地区作为后来认定的保护优先区域其实早就由当地人定居和管理了数百年12，政府、市场在遏制森林丧失或进行可持续自然资源管理方面的失效让人们开始成认外乡制度、当地人的保护成就与社会正义之间的关系181
8、9。随着 20 世纪 60 年代非洲国家独立，调和保护与民生改善的尝试在 20 世纪 70 年代逐步被提出。 彼时，自然保护地应当具有社会和经济包容性的理念开始在保护领域立足，保护不再局限于让人类让出空间，而是接纳生物多样性保护与人类福祉兼容12。1.2 “以人为本自然保护理念的形成和开展因此，将人引入到自然资源保护和管理也根本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逐步形成以人为中心的保护方法，强调当地人对保护地的支持需要通过分享保护地带来的社会和经济收益来实现20。伴随着社会生态系统理念的提出和不断开展，学者和保护实践者呼吁要调整生态学等学科的研究理念和实践来表达社区权利在自然保护和可持续开展中的
9、重要性，最终实现环境正义14。例如，Adams 和 Hulme(2022)从政治生态学视角系统阐述了自然保护表达(narratives)从“堡垒式保护转变为社区保护21，在这个过程中，生态学更为强调生态系统是适应性的、复杂的、整体的社会生态系统，而保护地当地社区能够通过保护和使用野生动物与其他自然资源进行生态系统管理22。“以人为本实现保护与开展兼容也表达在国际共识中。 在 1972 年的世界保护大会上，国家公园愿景(vision)还聚焦于“为了保护自然奇观和野生动物以供人类休闲和享受而留出一定区域这一传统观点;到了1982 年，它扩展到让国家公园成为“可持续开展的区域;到了 2022 年，国
10、家公园愿景就直接包含了人类福祉2324。在重要的国际政策工具中，土著和原住居民在自然保护中的重要性也得以表达。?生物多样性公约?条款(8j)和缔约方大会(CBD/ COP 1992)要求每个签署国都有义务将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相关的知识、创新和做法以及生活方式纳入国家立法，并予以尊重和保护。 IUCN 第五届世界公园大会(2022)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七次缔约方大会(CBD COP7)(2022)通过的自然保护地新分类体系强化了对当地社区满足其社会经济和文化需求的权利(比方人权)的认可。 IUCN 自然保护地管理认可了社区在保护生态系统中的角色，将原住民和社区保护地(ICCA)纳入治
11、理体系25。IUCN 自然保护地分类体系也表达了自然保护地能够兼容保护与开展，从概念上将诸如东非草原人野生动物牲畜的共存空间视为 V 类景观自然保护地或 VI类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自然保护地。 这种分类有利于国家从管理目标出发设立自然保护地，例如巴西的可持续利用自然保护地(Sustainable Use PAs)从法律上“确保自然保护与自然保护地内局部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兼容26。 国际共识和规那么的制定，全面表达了对保护与开展兼容的固有性的重新发现和实践推动。1.3 对自然保护地功能的反思以人为本的从原住居民的土地利用和资源管理重新发现自然保护与社区开展“兼容，既是对自然保护地定位、功能的反思
12、，也是对保护方式的探寻。 建立自然保护地虽然是最为常见的自然保护方式，但在进入21 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生物多样性保护与世界范围内的生态系统退化不能仅靠建立自然保护地应对，其他有效的基于区域的保护措施(OECMs)应受到重视27。 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中，全球陆域和内陆水域保护面积到 2022 年到达 17%的目标虽然已经实现，但研究者普遍认为这一覆盖率并不能到达维持生物多样性所需的面积3。首先，从历史上看，大多数自然保护地是出于风景、娱乐和美学原因以及特定的野生动物欣赏而设立的，不是为了生物多样性或保护生态系统的生存能力2831。其次，很多自然保护地是因土地缺乏开发价值而建立，而不是因
13、其生物多样性价值3234。第三，自然保护地大多数面积小，无法防止由于孤立、栖息地碎片化和生态破坏而造成的物种损失35。第四，由于人为压力，全球超过三分之一自然保护地正在退化36。最后，考虑到现有的土地制度和利用，翻新保护地以最大限度地扩大生物多样性覆盖的前景是有限的37。 呼吁让地球的一半成为保护地3839 面临着不可逾越的政治障碍，也未能纠正现有保护地的系统性缺陷40。2 “保护兼容理念的特征与实现自然保护“去堡垒化过程以及对自然保护地现状和趋势的反思，是重新定义自然保护地、以及寻找保护与开展兼容的自然保护潜在途径的过程。 “保护兼容用以形容自然保护地的存在和功能与其周边依赖于自然资源的社区
14、的经济与社会需求的关系，这种关系因空间尺度不同而表达在下述土地利用、资源管理、生产经营等不同方面，但其本质是人与自然保护对象在土地与资源共享中实现人地互惠。2.1 景观尺度的“保护兼容：土地利用连续体景观尺度上，“保护兼容理念突出表现为在供人类使用的土地上寻找与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维持土地生态健康相容的空间，使之成为保护网络的一个局部3，41。 在空间规划中进行土地利用规划时，人们开始抛弃“孤岛式自然保护地、“封闭式自然保护管理下，保护与利用的二元空间关系和管理差异，不把自然保护地与农林牧渔等效劳于社区生计的生产性景观(working / productive landscape)相对立，而是把具
15、有自然保护功能的土地利用视为一个“保护兼容连续体(conservationpatible continuum)，涵盖从严格的自然保护地(非生产系统)到具有不同兼容形式的生产系统(productive systems)42。为此，人们提出全景(landscapewide)式综合保护规划，将保护兼容性土地利用纳入管理43，面向现有保护地网络进行空缺分析寻找具有有限人类分布、低农业潜力和毗邻保护地的大面积生产性景观来规划保护兼容性栖息地44，形成自然保护地核心区域与过渡区域的镶嵌式土地利用格局，这些过渡区域上的保护兼容性土地利用能够提供潜在的野生动物栖息地和廊道，补充和联通自然保护地，以“低影响的土地利用维持脆弱物种的种群，为景观尺度生态系统健康做出奉献4547。此外，综合保护规划认为，一些允许不同资源利用活动的多用途区域如果具有重要、同等甚至更好的保护价值，都应被视为对严格保护区的补充48，特别是在自然保护地扩展与生物廊道恢复都有限的条件下，维持物种生存的唯一选择可能就是从景观尺度对保护兼容性土地利用开展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