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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浅析文学作品长恨歌、引言王安忆的长恨歌自 1995 年问世以来，屡获国内外多项文学大奖，也受 到评论界的高度赞誉，是当下文学研究经久不衰的话题。综合各家之言，笔者发 现，长恨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从历史怀旧角度阐释作品。 “长恨歌发表之初，钟山杂志曾专程到上海召开了作品讨论会，而与会的 评论家也大多将它看做是一部好看的怀旧小说”。1996 年，罗岗撰文对长恨歌 的怀旧主题进行了深度解析。二是从城市主题角度阐释作品。华霄颖把长恨歌 置于上海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观照，深入探索了上海市民文化尤其是弄堂文化对 作品的影响。陈思和认为“王安忆的长恨歌则是刻意地为上海这座城市立像， 她不但写
2、出了这个城市的人格形象，也刻意写出了几代市民对这个城市曾经有过 的繁华梦的追寻”。三是从女性叙事角度阐释作品。1998 年，南帆撰文提出“长 恨歌的城市是一个女性视域之中的城市”，这种女性视域的运用使得小说“同 波澜壮阔的主流历史疏离了”。 张浩指出长恨歌“将城市从男性的文学传统 中解放出来，用女性鉴赏的眼光描写了城市的种种趣味，以及女性对这个城市的 感觉”。四是从叙事学角度阐释作品。长恨歌独特的叙事技巧引起了学界的注 意，南帆发现“长恨歌的文本出现了某种奇异的特征 : 散文式的抒情和分析 大量地填塞于人物动作的间隙”。颜琳认为长恨歌“是对传统小说成规和构成 要素的又一次反叛”。五是运用比较研
3、究方法，把王安忆与张爱玲进行对照。1996 年，读书杂志刊登了王德威的海派作家又见传人，该文开启了国内张爱玲 与王安忆比较研究的先河。此外还有论者从宗教文化、悲剧意识、人物塑造等多 个方面解读作品，拓展了长恨歌的阐释空间。再一次细读文本，笔者发现， 长恨歌中有一个重要的现象并没有引起学界的关注，这就是器物的大量描写。 据不完全统计，长恨歌涉及的器物数量不下 20 种，大致可分为衣物、食品、 用具三大类，有的贯穿全文，有的只在某一个阶段出现。王安忆曾说“器物是小 说很重要的一部分”，那么在长恨歌中，这些数量众多、频繁出现的器物究 竟有什么意义? 它们只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还是被作
4、者赋予 了某种特定的内涵? 这些器物与故事情节、人物性格以及文化之间有着怎样的关 联? 本文拟从“器物”进入长恨歌，重点选择“金条”、“服装”、“家居”三个类型作为分析范例，尝试着从细微处打开一条通向文本深处的通道。二、金条: 关乎小说的说服力熟读长恨歌的读者不难发现，在王琦瑶波澜不惊的人生中，穿梭过很多人。 有的转瞬即逝，仿佛过眼云烟; 有的短暂停留，然后不知去向; 有的来来去去， 最终选择离开。掐指数去，唯有一盒金条，在王琦瑶的人生中静静地守护着，不 离不弃，相伴左右，直到生命的终止。这一盒金条，在小说中无疑成了仅次于主 人公王琦瑶的一个重要角色。金条第一次出现，是在小说第一部行将结束的时
5、候， 时间是 1948 年。一个漆黑的夜晚，李主任将一个装有金条的木盒放在王琦瑶枕 边，此后俩人再无聚首。带着这盒金条，王琦瑶走进了新时代。金条第二次出现， 是在小说第二部快要结束的时候，时间是 1965 年，与第一次出现，中间隔了快 二十年的光阴。未婚的王琦瑶生下了来路不明的女儿，因为孩子出麻疹，手头紧， 托人兑换了一次金条。金条第三次出现，是在小说第三部的第一章，时间是 1977 年，与第二次出现，相隔又有十余年。这一次王琦瑶动用李主任留下的金条，并 不是生活窘迫，而是为了购买衣物，追赶时尚。金条第四次出现，是在小说第三 部的第二章，时间与上一次相隔不久。王琦瑶这一次兑换金条，原因是女儿的
6、男 友小林被大学录取，为了表示庆贺，她打算出钱让小林带女儿去杭州旅游。金条 第五次出现，是在小说第三部的第四章，王琦瑶的故事行将结束，时间是 1985 年 年过半百的王琦瑶为了留住比自己小一轮的男人，拿出装金条的雕花木盒，可老 克腊并没有接受金条，而是选择逃走。金条最后一次出现，是在小说的结尾。这 一回，金条要了王琦瑶的命。一个夜深人静的晚上，一个叫长脚的年青男子潜入 王琦瑶的卧室偷盗金条，被发现后，用手掐死了王琦瑶。作为物质形态的金条为 什么在小说中贯穿始终? 它与王琦瑶的日常生活有着怎样的关联 ? 它又是如何 转化为小说叙事的内在肌理?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必须弄清楚何谓小说的逻辑、情理与说
7、服力。王安忆 曾以小说中的“生计”为例，专门探讨过小说的逻辑、情理与说服力问题。她说: “小说中的生计问题，就是人何以为衣食? 讲到底，我靠什么生活? 听起来 是个挺没意思的事情，艺术是谈精神价值的，生计算什么? 但事实上，生计的问 题，就决定了小说的精神的内容。”一个作家“如果你不能把你的生计问题合理 地向我解释清楚，你的所有的精神的追求，无论是落后的也好，现代的也好，都 不能说服我，我无法相信你告诉我的”。谢有顺充分肯定了王安忆提出的这个问 题，他说: “现在很多的年轻作家，都在写一种都市男女的时尚生活，他们笔下 的主人公，出入高级酒店，住昂贵的房子，开好车，穿名牌衣服，喝洋酒，到国 外度
8、假，过着很奢华的生活，可是作家从来没有对他们的生计和收入作合理的解 释，他们何以有这么多的钱来维持这种奢华的生活? 作家似乎从来没有考虑过这 个问题。”王安忆和谢有顺虽然谈的都是小说中的“生计”，实际上关乎的却是 小说的逻辑、情理与说服力问题。一部成功的小说必须在现实的合理性尤其是情 感的合理性中让人物立起来，否则的话，就会失信于读者，大大降低作品的说服 力和艺术感染力。因为一个简单的细节，常常隐含着生活的常识和逻辑，最能见 出作家的功力。长恨歌中的金条就是如此。它是李主任留给王琦瑶的最后礼 物。从李主任的角度来看，时局动荡不安，自己来去无定，俩人总是聚散无常。 也许是预感到生离死别的到来，也
9、许是为了补偿王琦瑶的感情付出，也许是希望 自己离开后王琦瑶的生活有个保障，李主任把一盒金条交给王琦瑶。于情上，这 是说得通的。从作者的角度来看，“写上海，最好的代表是女性”，而王琦瑶又是 书写上海的最佳人选，这里有一个问题作者必须给出合理的解释，即王琦瑶的“生 计”，因为它关系到小说的说服力问题。作者安排李主任给王琦瑶留下一盒金条， 于理上，这是必须的。王琦瑶原本是上海弄堂里颇有姿色的一名女子，因缘际会， 参加“上海小姐”竞选，获得第三名，继而成为军政要员李主任的外室，过上了 锦衣玉食的奢华生活。小说第一部围绕王琦瑶竞选“上海小姐”的事件前后，“使 一个城市曾经有过的辉煌历史通过自己的血肉之躯
10、内在地展现出来”。可是好景不长，李主任因空难身亡。按理说，王琦瑶完全有可能像莫泊桑项 链中的女主人公玛蒂尔德那样，人生发生重大转折，生活陷入困顿之中; 或者 像曹禺雷雨中的鲁侍萍那样，为了生存，四处奔波。这样一来，王安忆借助 王琦瑶书写上海的愿望就要落空。因为上海市民文化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精致优 雅，如果让王琦瑶像玛蒂尔德或者鲁侍萍那样，沦落到社会底层，每天为生存忙 碌，饱经风霜，恐怕她就不能承担起为上海塑像的责任了。实际上，在小说中， 搬离爱丽丝公寓、住进平安里的王琦瑶，虽然没有正式工作，与娘家也不怎么来 往，又没有丈夫可以依靠，还要独自抚养私生女儿，却把日子过得精致优雅、从 容闲适，五十多
11、岁了还风韵犹存，被年轻人推崇为老上海的生活指南，并且还与 比自己小一轮的老克腊发生恋情。王琦瑶的生活来源是什么? 她抚养私生女、追 赶时尚的底气从何而来? 这就不能不提李主任留给她的那盒金条。1949 年之后，失去李主任的王琦瑶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沦落到社会底 层，除了帮人打针之外，终日与几个闲散人员在家打麻将、喝茶、喝咖啡、聊天， 还要变着花样准备点心。1960 年代初，饥荒席卷中国大地，单身的王琦瑶生下 来路不明的私生女，不但没有半点慌乱，为钱所困，反而还有闲心与康明逊藕断 丝连，谈情说爱。文革结束后，年过半百的王琦瑶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购置新 衣裳，外出旅行，出入高级餐厅。这种不足为外
12、人道的闲适生活是需要经济基础 做保障的，资本家太太严家师母和资本家少爷康明逊每月有定息，生计自然不是 问题。王琦瑶并没有很高的收入，也没有其他的经济来源，她的底气究竟从何而 来? 王安忆倘若不能交代清楚，王琦瑶的生活恐怕缺乏现实依据了，小说的说服 力也就大打折扣。小说中有这么几段话很值得思考: “当时李主任离开之际，留 给她的那盒子里，是有一些金条，这些年都锁得好好的，一点没动过，作不备之 需”，“当王琦瑶明白嫁人的希望不会再有的时候，这盒金条便成了她的后盾和靠 山”。原来作者早就安排好了，所有的问题因为有了李主任的那盒金条都迎刃而 解。王安忆之所以要让李主任为王琦瑶留下一盒金条，并且在小说中
13、贯穿始终， 用意是很明确的。她不希望李主任死了以后，王琦瑶的生活像玛蒂尔德或者鲁侍 萍那样发生重大转折，以至于沦落到社会底层，生活艰难窘迫。王安忆必须把王 琦瑶的生活来源向读者作出合乎情理的交代，让读者相信王琦瑶的生计根本不是 问题。唯有如此，失去李主任的王琦瑶的故事才有可信度和说服力。从某种意义 上说，金条不仅仅是李主任对王琦瑶感情付出的补偿，更是王琦瑶赖以生存的物 质保障，是王琦瑶的定心丸。它不仅关系到小说故事情节的发展，还决定着作者 为上海塑像的愿望能否实现。三、服装: 见证时代变迁谢有顺曾说: “当代作家写历史，一般都不敢写器物”，“因为他没有这方面 的常识，即便写，也写不好。像苏童的
14、妻妾成群，可以把那种微妙的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写得入木三分，但他还是不敢轻易碰那个时代的器物”。 王安忆却有 些不同，她比较喜欢通过一些器物的描写来表现某个时代的风情。在长恨歌 中，人们穿戴衣物不仅仅是蔽体御寒，还被赋予了某种特定的内涵。尤其是主人 公王琦瑶的着装，生动地演绎了上海从 1940 年代到 1980 年代的浮华沧桑，见 证了这座城市 40 年的历史变迁。长恨歌第一部讲述的是老上海的故事。王安忆本人没有这个时代的生活 经验和常识，但她借助一系列器物的呈现，把上个世纪 40 年代老上海的城市风 貌表现得淋漓尽致。小说中随处可见的体现老上海元素的弄堂、石库门、有轨电 车、留声机、照相馆、电
15、影、旗袍、咖啡等器物，生动地为读者勾画了一幅老上 海的清明上河图。尤其是关于旗袍的描写，更像一个道具，引领读者进入旧时光 的戏剧中。小说第一部的时间跨度大约 3 年，旗袍的出现频率不下 8 次，远远 超过第二部和第三部出现的次数。据不完全统计，王琦瑶的每一次重要出场都是 身着旗袍，并且颜色和款式各不一样。提着花书包走出弄堂的王琦瑶穿的是阴丹 士林蓝的旗袍，走进程先生照相间的王琦瑶穿的是家常花布旗袍，参加女同学生 日晚宴的王琦瑶穿的是素色旗袍，参加上海小姐选美比赛的王琦瑶穿的是缎面绣 花的粉红旗袍，从女同学家落荒而逃的王琦瑶穿的是短袖月牙白绸旗袍，出场为 百货大楼剪彩的王琦瑶穿的是粉红缎旗袍，约
16、会军政要员李主任的王琦瑶穿的是 白色滚白边的旗袍旗袍是民国时期中国女子最为风尚的服装。1921 年，旗袍在上海妇女界流行，继而迅速扩大到全国各个阶层。1929 年， 中华民国政府将其确定为国家礼服之一。在老上海的斑驳光影中，旗袍是一道独 特的风景，是这个城市最贴身的美丽。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女性十之八九穿 着旗袍，旗袍成为当时女性衣橱中不可或缺的服饰。1930 年代的电影明星、月 份牌时装美女画和各大报刊杂志的文化传播中，无不以旗袍作为重要元素。以至 于在人们心目中，描写老上海风情，绝对少不了旗袍。1980 年，香港无线电视 台出品的民国电视剧上海滩在大陆热播，女主人公冯程程的旗袍给人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2007 年，香港导演李安执导的以 20 世纪 40 年代上海为背景的电 影色戒在演绎老上海风情时，也选择了旗袍。有人计算过，女主人公王 佳芝在影片中前前后后共换了 27 件旗袍。总而言之，几乎所有讲述民国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