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制度的协同演化：理论与案例研究 2013年12月31日 07:02 来源：《科学学研究》(京)2013年7期第991～997页 作者：眭纪刚 字号打印 纠错 分享 推荐 浏览量 411内容摘要：在演化理论的基础上引入协同演化概念，梳理协同演化理论的发展脉络，在协同演化框架下分析技术与制度的关系，认为二者既不是单向决定关系，也不是简单的相互决定关系，而是一种协同演化以工业革命中的技术创新与制度变革为案例，讨论了产业发展过程中技术和制度的协同演化过程与机制，认为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技术和制度协同演化的结果，最后给出若干政策启示关键词：技术;制度;协同演化作者简介：眭纪刚，副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科技与创新政策，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 演化理论上承马克思、熊彼特和哈耶克等大师思想，兼收生物学及其他自然和社会科学精华，它不满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范式和数学形式主义，而是主张历史动态的研究观点，强调创新和多样化的力量，试图为经济学的发展提供新的框架，因而成为活跃在国际学界的理论热点[1]演化理论为技术创新、制度演化、区域发展、创新政策研究等方面提供了新理论工具和思想方法以动态演化的视角理解社会经济过程，已经成为分析和描述复杂经济现象的重要方法。
尽管演化理论研究取得了瞩目成就，但是仍然需要不断完善例如，长期以来演化理论着重从技术创新角度来研究经济增长，对制度变革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制度变迁过程与技术进步相分离钱德勒就认为“组织变迁通常是技术进步的附属物，并且也不是推动经济进步的一股独立的力量”[2]提出“技术经济范式”理论的著名学者Perez虽然强调制度变革与技术创新同等重要，制度变革要与技术创新相适应，但是技术经济范式概念没有说明这个适应过程是如何实现的，而且没有说明为什么是制度要适应技术而非技术适应制度，传统演化理论无法给出满意的解答[3] 近年来，受复杂系统理论的启发，演化理论从传统的搜寻和选择理论转向非线性动力学、自组织理论和协同演化等复杂系统演化理论[4-6]经济分析中许多原先不予考虑的交互关系以及异质性在新近的理论中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较之于简单的单向决定论，协同演化考虑两个以上的种群之间的相互因果、相互影响的关系，是一个更加复杂的变迁过程[7][8]协同演化理论为揭示经济系统演进过程提供了全新的逻辑和独特的视角本文将从协同演化的概念出发，梳理协同演化理论的发展脉络，并深入分析最受关注的技术—制度协同演化关系，以工业革命中若干典型产业为例，研究技术—制度协同演化的机制和过程，最后给出若干政策启示。
1 协同演化理论的演化 1.1 协同演化的缘起：生物学的概念① 协同演化概念源于生物学，最早出现在Ehrlich和Raven的论文《蝴蝶与植物：关于共同演化的研究》中，意指两个以上的物种持续地互动与演变，且演化路径互相纠结的现象[9]物种适应其所处的环境而得以生存，而所谓的环境亦即其他物种的集合Ehrlich和Raven认为协同演化是大自然多样化的基本机制之一，但人们忽视了协同演化的存在对协同演化的关注有助于揭示物种内部个体之间、不同物种之间以及物种与环境之间在进化过程中发展的相互适应性 Janzen据此给出了严格的协同演化定义，即一个物种的个体行为受另一个物种个体行为影响而产生的两个物种在进化过程中发生的关系，是两种(或多种)具有密切生态关系但不交换基因的生物的联合进化[10]其中，两种生物互相施加选择压力，使一方的进化部分地依靠另一方的进化协同演化论与普通进化论最大的区别在于：在普通进化论中，一个物种往往被孤立地看待，环境以及其他相关物种被视为一成不变的背景，而协同演化论则坚持物种与环境之间在相互影响中是不断进化和发展的；同时协同演化论指出基因的变化可能同时发生在相互作用的物种间，但更强调物种之间的相互作用[1]。
由此可见，协同演化不仅是“演化”的，更是“协同”的，是“相互影响的实体间的演化关系”，只有当两个种群之间的演化存在“强影响”时才能构成协同演化[11] 此后，协同演化概念在生物学领域获得了长足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已经发展成为生物学的一个重要分支[12]与此同时，协同演化思想也迅速扩展到其他许多学科，如遗传学、语言学、计算机建模、精神分析等，逐步成为分析解释复杂现象的科学研究方法[4] 1.2 协同演化概念向经济领域的扩展 尽管学者们对演化理论与生物进化论是否存在一定联系存在不同看法②，但不容置疑的是，生物进化论给予演化经济理论启示和灵感Norgaard是第一个明确地将协同演化概念运用于社会文化、生态经济领域的学者，他批评了新古典经济学将自然视为科技进步的被动作用对象的观点，认为“自然是社会的，社会亦是自然的”[13]在社会经济系统中，协同演化主要反映了知识、价值、组织、技术和环境等五个子系统的长期反馈关系人类从物质和精神上改变世界，而新世界又反过来影响人类的思维与实践与演化概念类似，协同演化概念通过类比和隐喻的方式扩展到社会文化、组织战略、经济发展等领域的研究，并在学术界掀起了协同演化的研究热潮，主要集中在如下领域：(1)产业之间的协同演化；(2)产业与技术的协同演化；(3)企业与产业的协同演化；(4)制度和组织之间的协同演化；(5)技术与制度的协同演化③。
尽管协同演化概念引起学者们的高度重视，但是并不是所有以“协同演化”为标题的研究都是真正研究协同演化问题[4]，因此Murmann和Malerba强调必须严格界定经济领域协同演化的概念Murmann对协同演化和并行发展两个概念进行了区分，认为协同演化要求双方必须拥有改变对方适应特征的双向因果关系，而并行发展是指双方对一个环境的同时适应[7]Malerba也指出，协同演化包括知识、学习、需求以及行为主体特征与行为、战略、策略的互动[8]由此可见，协同演化概念有着三层内涵：(1)演化和协同演化都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因此在协同演化研究中，必须有明显的时间跨度；(2)研究的对象种群之间必须彼此存在明显的联系才能够被看作是协同演化；(3)种群之间的变化必须同时，但是这不意味着它们必须在同一空间范围和同一时间段内 我国学者对协同演化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但近年来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李大元和项保华[14]、刘志高和王缉慈[15]、黄凯南[16]等学者对协同演化理论做了详细介绍和评述其他应用研究还包括，许庆瑞等提出技术主导型、制度主导型和共同主导型三种协同创新模式，构建了相应的创新协同演化模型[17]；刘秋皊等通过概念模型分析了多层级技术的协同演化[18]；高峻峰剖析了新兴技术演化过程中政府政策在各个演化阶段对技术要素和配套环境要素的作用机理[19]；孙晓华和秦川通过建立概念模型分析了我国水电产业技术与制度的协同演化[20]。
1.3 协同演化理论评述 协同演化不仅为演化理论增加了新的研究内容，更重要的是提供了强有力的新逻辑与独特的分析工具，使演化理论的研究不只停留在过程思维，还考察行为主体之间以及主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因而具有更深刻的理论内涵和更强大的现实解释力，为揭示产业演进过程提供了更全面和新颖的分析视角[14]Nelson[21]和Murmann[7]明确强调有必要建立协同演化模型，进一步揭示经济变迁的复杂性和真实面目，以更好地理解经济变化动力McKelvey甚至呼吁演化经济学里的“协同演化革命”，认为“组织演化理论与生态理论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一直在研究‘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而忽略了‘水下’更丰富而有意义的协同演化概念”[22]协同演化已成为演化经济学研究的最前沿问题之一 2 技术与制度的协同演化 2.1 技术创新与制度变革的关系 技术与制度的关系是学者们争论不休的焦点问题之一长期以来，经济学界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强调技术变迁对制度变迁的决定作用，即技术决定论(如早期的演化学派)；另一种强调制度变迁对技术变迁的决定性作用，即制度决定论(如制度学派)技术决定论无法给出技术水平相差无几但制度体系不同的国家经济绩效截然不同的原因，也不能很好地解释古代中国技术水平领先了世界数百年却始终未能“决定”出一个领先的制度，反而是西方世界后来居上的历史事实。
正因如此，很多学者转向了制度决定论然而，制度决定论虽然在解释上述这些现象时有说服力，但是无法解释同一制度安排下不同经济体的技术和经济绩效为何相差甚远比如都实行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美国和印度以及中国改革开放后的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有些学者试图回避技术与制度到底谁决定谁的两难选择，提出技术—制度“共同决定论”或“相互决定论”，但无论在逻辑还是在现实解释力上，这种采用机械决定论和线性思维方式的论调都很难令人满意[23]要想寻找更加符合事实的理论基础，就必须突破原有思维的束缚和障碍 在制度经济理论的影响下，演化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Nelson率先在概念层面上对公共制度和技术变化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探讨[24]Nelson[21]进一步把制度分析纳入技术创新理论，强调技术与制度的协同演化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④由Nelson和Winter提出的演化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惯例，既包括生产中具体的操作程序和技术(可称为“物质技术”)，也包括劳动分工和生产中的协调和制度[25]制度可以被理解为相关社会群体所掌握的“社会技术”，其内涵可以扩展到企业组织的制度、市场制度和公共选择与行动在创新过程中，“物质技术”的复杂结构需要一个团队来掌握，而团队成员之间的行动必须由“社会技术”来支撑和协调，使得成员之间如何有效操作“物质技术”达成共同认知。
因此，“物质技术”的发展通常会扩展对“社会技术”的理解和认知，而“社会技术”的发展同样也会为“物质技术”提供新的机会和线索在技术与制度的相互作用过程中，技术演化通过两种方式对制度演化产生影响：(1)如果要有效地利用新的生产方法或新的技术，那么就需要一个新制度来协调和提高成员之间的新技能；(2)新技术可能会降低制度的实施成本，使得原先无法实施或者实施成本过大的制度得以推行同样地，制度演化也会对技术产生作用：(1)组织的自由程度将影响各种可能的技术创新；(2)制度会对技术创新产生激励或负激励；(3)制度还会对旧技术的粘性程度或消亡速度产生影响，这将会影响技术的创新和扩散速度；(4)制度还会影响技术选择的正确性，一个旧制度很容易对劣技术进行“锁定”，进而会影响到组织的知识水平和竞争能力[26]也就是说，技术进步的速度和特征受到支撑它的制度结构的影响，制度创新也是以新技术在经济体系中是否和怎样被接受为条件，二者处在不断的协同演化中 “技术—制度协同演化论”突破了机械决定论和传统线性思维方式，为重新审视技术、制度与经济变迁等重大问题提供了新颖而独特的视角，具有更深刻的理论内涵和更强大的现实解释力。
在协同演化理论看来，一方面，制度构成技术演化过程中的边界条件，对技术变迁起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技术反过来又成为制度变迁的选择压力，对制度演化产生重要影响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技术—制度协同演化论”虽然也强调技术与制度的交互作用，但与“共同决定论”或“相互决定论”有着本质区别协同演化采纳的是一种非决定论、非线性的演化思维，并不认为技术/制度变迁决定制度/技术变迁，而是互为选择力量⑤同一条件下，完全可能由于其他因素甚至机遇的不同而产生截然不同的演化轨迹因而，在技术—制度的协同演化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多种多样的演化模式和结果，多样性是一个基本特征 2.2 产业系统内技术与制度的协同演化 自Nelson提出技术与制度的协同演化思想后，学者们开始将这一理论应用到产业动态分析中(如Freeman和Soete[27]、Freeman和Louca[28]以及Tunzelmann[29])协同演化理论对于解释产业生命周期以及主导产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