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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55年文史哲“胡适思想批判”正论 欧阳健光明日报2017年5月18日刊发为当今所用，为后世续航山东大学文史哲杂志的特色办刊之路，回顾了这份“学报之王”66年的历程，郑重提到1951年5月1日创刊，由华岗任社长，杨向奎任主编，陆侃如、冯沅君、高亨、萧涤非、童书业、黄云眉、赵俪生组成阵容强大的编委会，创刊伊始就主动引领学术潮流，20世纪50年代史学界“五朵金花”，其中至少三朵（古史分期、农民起义、亚细亚生产方式）盛开在文史哲，至今犹为后人津津乐道。唯回望“推动当代中国学术之河向前奔流”辉煌业绩时，独于1955年胡适思想批判有相当保留。邹强文史哲大事记（1951-2004）写道：“1955年第
2、5期，文史哲刊发5篇批判胡适的文章。在这一期和随后的第6期杂志上，郑鹤声、葛懋春、庞朴、童书业、高亨、赵俪生、孙思白、路遥等人纷纷撰文，对胡适进行批判。”虽然未下褒贬，倾向却流露于“编者按”中：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创办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文史哲已度过了半个世纪的沧桑岁月。这五十多年的历史，折射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七彩虹霓。这其中，有经验，也有教训；有辉煌的顶峰，也有曲折的弯路。评说昔日的荣辱毁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可以通过历史的回顾与反思，为今后的期刊发展提供宝贵的参照，这有助于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与繁荣。（文史哲2005年第6期）看得出，在现今文史哲编者观念里，批判胡适
3、是归于“曲折的弯路”，留有许多沉痛的教训；所以，“评说昔日的荣辱毁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可以通过历史的回顾与反思”。那么，要反思的是什么？“不为时风所动”也。王学典的博文顾颉刚与童书业的师生恩怨说：“在解放后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童书业九次自我批判都没能通过，为求解脱他写了古史辨派的阶级本质，与老师顾颉刚划清界限”；“在对胡适的大规模批判运动中，童书业不得不再一次走上了对古史辨进行过情之打击以实现自我超度的道路”；“顾的另一高足杨向奎此时也发表文章对古史辨派的学术思想进行批判。童杨之举对顾的伤害之深，难以估量。”将文史哲的胡适思想批判，说成知识分子“为求解脱”的自保，甚至以师生情谴责对老
4、师的伤害，毫不提及学术上的是非曲直，以至将文史哲这一时期的作为、贡献，一笔勾销。说来也不奇怪，对1955年那场诸多学者挥戈上阵的运动，而今主流思潮是持全盘否定态度的，诸如“那些出自一流学者笔下的文字，在今天实在不堪卒读，随处流露的只是粗暴武断的气息”，“读着这样的文字，作为一个后来人，我很难理解为什么几代学人精英，会这样地无谓地浪费时间与精力，践踏学问与知识”之类，充斥于报章与网络。问题是：我们既然还承认是“一流学者”，是“学人精英”，就应该想想：他们笔下的文字，真的是“践踏学问与知识”？真的“只是粗暴武断的气息”？据文史哲1955年第2期山东大学全面展开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批判报道：
5、山东大学在1954年对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唯心论观点及其影响进行严肃批判的基础上，转向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观点的全面批判。在山东大学科学研究委员会的组织领导下，马列主义教研室和中文、外文、历史三系的许多教研组和教师，积极准备写作这方面的论文，准备在三月份校庆科学讨论会上提出报告。马列主义教研室和历史系的有关教师，已联合开会研究了这一问题，大家都表示要进一步集中力量投入这一斗争。现已大体确定了论文中心：马列主义教研室蒋捷夫和历史系童书业等先生撰写有关胡适派哲学思想批判、历史系孙思白和马列主义教研室朱作云等先生撰写胡适三十年来政治主张的批判、马列主义教研室吴大琨先生撰写批判胡适派改良主义
6、的经济思想、历史系赵俪生先生等撰写批判胡适派唯心论史学方法、历史系徐绪典先生撰写第三次国内战争时期胡适的亲美面目、历史系路遥先生撰写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史学观。中心确定后，大家正多方面收集和阅读材料，争取早日定稿，中文系的先生们亦积极进行准备，等等，可见是上下齐动员，声势浩大。为了还原历史，我发愿换新眼目，细读了文史哲胡适批判的全部旧文，对照郭沫若1954年12月8日的三点建议提倡的“明辨是非，分清敌友，与人为善，言之有物”，“在学术批评上，言之有物是值得特别注意的。你总要有周到的研究，有确凿的证据，有坚实的内容，有正当的道理，才能够说服人。没有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没有东西可说，最好就不要说
7、，等研究好了再说”（胡适思想批判第一辑第16-17页），结合当时的历史时空，觉得多数文章体现了“言之有物”精神，是摆事实讲道理的论范，也是文史哲“为当今所用，为后世续航”办刊之路光彩的一环，便命笔写了这篇“正论”。一话题既是由“师生恩怨”引起，那就先来回顾童书业的学术道路，再及于他对胡适的批判。文史哲创刊号刊文的作者，有杨向奎、华岗、孙昌熙、刘泮溪、赵俪生、卢南乔、吕荧、殷焕先、童书业、郑鹤声，都是杂志最初的骨干。从社论实践论思想方法的最高准则看，文史哲虽然是同人刊物，但创刊伊始就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童书业的论“对偶婚”，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读书札记，意在通过“对偶婚
8、”误解的辨析，说明“学习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不易”。文史哲1951年第2期，刊有童书业的中国封建制的开端及其特征，提出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西周的观点。邹强文史哲大事记（1951-2004）评述道：“随后1952年第1期，杨宽发表了战国时代社会性质的讨论一文，对中国古代社会性质与历史分期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认为战国时代应该属于地方封建社会。同年第5期刊登了杨向奎的关于西周的社会性质问题一文，对郭沫若所主张的西周属于奴隶制社会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并阐明了自己关于西周社会属于封建社会的观点。紧接着，1953年第1期他又发表了中国历史分期问题一文，详细论述了他对中国古史分期的见解。他首先对当时的两种观点西周封
9、建制、西周奴隶制进行了分析，接着提出自己的意见，认为西周已经转向了封建主义社会。同时他还指出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有自己独特的地方，这也是研究中国古史分期问题需要特别注意的。杨向奎的这两篇论文引起了历史学界的广泛重视，众多学者纷纷撰文发表意见，形成了历史学界的一场大讨论。吴大琨、赵俪生、童书业、王亚南、王仲荦等学者纷纷在文史哲上发表论文参与讨论，就中国封建社会到底出现于西周还是春秋战国之交或是魏晋以后展开了长时间的争鸣。在20世纪50年代，文史哲共发表了相关论文数十篇。这是文史哲創刊后引发的首场全国性的学术大讨论。正因如此，新生的文史哲迅速获得了全国学人的广泛赞誉与学术认同。”史学界“五朵金花”的第
10、一朵，就是童书业开出来的。 文史哲1951年第4期，刊出童书业论“亚细亚生产方法”，认为“亚细亚生产方法”就是“原始共产社会”，是为历史学界对“亚细亚生产方式”到底是属于原始公社阶段还是属于奴隶制的生产方式的热烈讨论之先声。文史哲1952年第2期刊发日知与童书业先生讨论亚细亚生产方法问题，认为童文所列举的“比较占优势的”四家说法，都是被苏联学者否定多年的旧说，并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应属于奴隶制生产方式。童书业在同期答日知先生论亚细亚生产方法问题中，强调“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献，其方法也得是马克思主义的，即要从发展方面看问题不可机械地看问题”，同样反映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真态度。而“五朵金花”的第三
11、朵，也是童书业开出来的。值得关注的是1951年第4期童书业的“古史辨派”的本质。一人同期发表两篇文章，似乎是编委的“特权”。童书业明确指出，所谓“疑古派史学”是美国实验主义传到中国后的产物，它的首创者是五四时代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胡适，分析道：“疑古派史学者所讲的演变正是实验主义的：尧舜从天神变成人帝，变成圣人孝子，禹从神变成人，变成水利工程师，即只是偶然的演变或伪造.都只是少数人自由意志的安排。我们讲了几十年的古史，编著了厚厚的许多册书，除起了些消极的破坏作用外，对于古史的真相何尝摸着边际，我们曾强辩说：破坏与建设只是一事的两面，不是根本的歧异，但是我们用我们的方法所建设出来的真古史，又在那里呢
12、？破坏伪古史就是建设真古史，这句话未免太不着实了罢，老实说.用实验主义的方法是永远建设不起真古史来的。”结论是：疑古派史学的真实企图，是右面抵抗封建阶级，而左面抵抗无产阶级：这是最初的用意。此种意图表现在摧毁封建的圣经贤传（辨伪经）和封建的道统偶像（辨伪史），同时否认原始共产社会。后来这派的史学家多数与封建阶级妥协，只坚决抵抗无产阶级了，这表现在“疑古”精神的降落，考据精神的加强，同时诋毁或不采唯物史观。从正反两个方面评价“古史辨派”，体现了辩证唯物论的精神；此文的撰写，离1955年的运动还有四年，应该是作者主动而为的。联系紧排其后的杨向奎的“古史辨派”的学术思想批判，此举应该是编委会的意图。
13、其后，童书业又在文史哲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学习矛盾论认识思想改造的真义（1952年第4期）、 批判“经济史观”学习论马克思主义在语言学中的问题（1952年第5期）、从古代巴比伦社会形态认识古代“东方社会”的特性（1953年第1期）、从历史上看婚姻法的伟大意义（1953年第2期）、“行为主义”批判学习辩证唯物论札记之一（1953年第6期）、批判胡适的“实验主义”学术思想学习辩证唯物论札记之二（1954年第5期）、论考据方法在研究古典文学上的作用和限度评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和红楼梦研究（1955年第1期）、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1955年第1期）、从中国开始用铁的时代问题评胡适派的史学方法（1955
14、年第3期）、关于中国历史纲要先秦史及宋史部分的意见（1955年第4期）、批判胡适的实验主义“史学”方法（1955年第5期）、古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的补充（1956年第6期）、与苏联约瑟夫维奇商榷中国古史分期等问题（1957年第4期）、略论古史分期讨论中理论结合史料问题（1957年第5期）等。从这些成果可以看出：1、童书业的研究热情是高涨的；2、童书业是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3、童书业是乐意配合时政宣传的；4、童书业是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的。后一点从与苏联约瑟夫维奇商榷中国古史分期等问题体现出来。信中写道：“亲爱的约瑟夫维奇同志：读到您的来信，真使我非常高兴。谢苗诺夫同志所提出的看法，有些地方是和
15、我相同的，我愿意就他的看法提出我自己的意见，请您和谢苗诺夫同志指教！ ”第一条就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名词是在五种生产方式之内，而不在五种生产方式之外的。要理解这个名词的含义，应当首先参考马克思本人的著作。”说明童书业没有以苏联专家的是非为是非，这在当时是需要勇气的。第一篇点名的批判胡适的“实验主义”学术思想，是童书业“学习辩证唯物论札记”之二（札记之一是1953年写成的“行为主义”批判），于1954年2月13日改定，这离12月2日中国科学院、中国作协举行联席会议批判胡适思想，决定成立“胡适思想批判讨论工作委员会”还有十个月。文章开头写道：年龄在三十以上的旧文史学工作者，许多人都或多或少的受过一些胡适的影响（不论是赞成或反对）。现在一般文史学工作者对于胡适的看法，当然与过去完全不同：除掉依旧站在反动立场上的人外，谁都不会再相信胡适的政治理论，谁都不会再自觉地崇信胡适的“实验主义”思想。可是对于胡适的全部思想学说究竟应该怎样批判，似乎还没有一致的认识；尤其是对于胡适的“考据学”的认识，我们似乎还不很够。有些人的脑子里似乎还存在着这样的观念：“胡适在政治上是反动的，但他在考据上还有些贡献”。这种看法，实在是很不正确的。胡适的“考据学”并不是真正的考据学，他的“考据学”只是他的反动工具，我们必须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