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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绎史评介_历史学论文 清初马骕编撰的绎史一书，裒集著述旧文，广征博引，熔裁成篇，纂录从“开辟”到“秦亡”之间的史事，排比先后，附以论断，不仅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而且反映了马骕丰富的史学思想，颇有探讨之必要。 （一） 马骕（16211673），字宛斯，一字骢御，山东邹平人。“少孤，事母以孝闻。颖敏强记，于书无不精研”。1（P23）顺治十六年（1658年）中进士，谒选居京师，举为顺天乡试同考官。除淮安府推官。不久因推官设置裁撤，补派为安徽灵壁县知县。马骕为官，“有善政”，时称“廉能”。在淮安府任上，仅三个月就平反冤狱数起。任灵壁知县时，注重民情隐忧，每遇灾荒，辄减免赋税，革除弊政，安辑流民，“岁省
2、民力无算，流亡复业者数千家”。2康熙十二年（1673年），因积劳成疾，卒于灵壁知县任上。马骕为官多年，迄无长物。灵壁士民皆感念其恩德，痛哭流涕，于“名宦祠”立位奉祀。 马骕不仅是良吏，更是良史。他在学术上的造诣和成就，远远超过他的政绩。他为后世之人所知，也是因为他在学术上有不可替代的地位。马骕酷爱学术，“少习六艺之文，长诵百家之说”，3（征言）做官之余，手不释卷，博雅嗜古，尤其潜心上古 历史 的研究，先后撰成左传事纬20卷、绎史160卷，并辑成十三代玮书一部，现仅存目次。由于马骕研究历史主要集中在夏、商、周三代，且又取得了重大成就，故时人有“马三代”之誉。 马骕流传至今的两部重要史著左传事纬和
3、绎史，在撰作上有一定的联系。马氏一生，博涉群籍，但他最喜欢左传，自称于春秋左传“笃嗜成癖”。他穷思精研，融会贯通，将左传的编年体裁改编为纪事本末体，成左传事纬。该书20卷，包括事纬12卷，分编108篇；附录8卷，即杜预、孔颖达序论及马骕所作左丘明小传1卷，辨例3卷，图表、览左随笔、名氏谱、左传字释各1卷。马骕从左传流水帐式的历史记载中选取108个篇目，以时间先后为序，按事类立目，重新剪裁排比，每事首尾完具，如“郑叔段之乱”、“齐桓霸业”、“宋襄图霸”、“晋文建霸”、“晋楚鄢陵之战”、“郑子产相国”等等，使人们对春秋时期众多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有一个清晰的了解。由于该书分类得当，条理清晰，图表亦考
4、证精详，故在当时就得到同道“欣赏”。3（征言）四库全书总目在著录该书时亦称其为“专门之学”。今人朱东润在编写左传选时，指出左传选“在选材的时候，基本上依靠马骕的左传事纬，这是一部在研究左传时，不可不读的著作”。4 左传事纬的编撰成功，不仅为马骕积累了编撰经验，而且鼓舞马骕在上古史研究上继续前进。他在编撰左传事纬的基础上，“推而广之，取三代以来诸书，汇集周、秦以上事，撰为绎史”。和左传事纬相比，绎史显然扩大了取材范围和记事范围，从更加宏阔的层面上对秦以前的历史进行较为全面的审视。 绎史一书，为马骕一生最得意之作。全书分五大部分160卷：一曰太古，记三皇、五帝等传说之事，10卷；二曰三代，记夏、商
5、、周三代之事，20卷；三曰春秋，记鲁十二公之事，70卷；四曰战国，记春秋以后以至秦亡之事，50卷；五曰外录，记天官、地志、名物制度等，10卷。该书取材宏富，先唐典籍大致收罗齐备，唐、宋类书中所引已遗佚的古书材料，也适当采择。在体裁上，除继续吸取左传事纬纪事本末体的体裁形式之外，还融合了其它各种体裁，颇有创新。诚如本书征言所云：“纪事则详其颠末，纪人则备其始终。十有二代之间，君臣之迹，理乱之由，名、法、儒、墨之殊途，纵横分合之异势，瞭然具焉。”绎史在马骕生前就有刊刻，顾炎武看到此书，认为是“必传之作”。时人还将马骕的绎史与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李清的南北史合注合称清初“三大奇书”。康熙四十四年（
6、1705年），康熙皇帝南巡到苏州，特别垂问绎史之事，命大学士张玉书搜集马骕所撰史籍，令人至马氏本籍邹平，以二百两白金买下他所有著作的雕版，运抵京师，由内府收藏。 （二） 马骕曾说：“原夫载籍浩博，贵约束以刈其烦；群言异同，宜胪陈以观其备。” 3（征言）这是绎史选取资料的总原则。从形式上看，绎史带有极浓的资料汇编的意味，很容易让人们看成是一部先秦史的资料集成。实际上，该书在编排资料时，是遵循一定原则来进行的。在资料选取、甄别、整理上有鲜明的特点和可供后人借鉴的经验。 其一，广搜博采，援据浩博。马骕作绎史，本着博取详稽的精神，对典籍中有关先秦之记述，竭泽而渔，搜括无遗，汇为一编。除了士子常习的四书
7、之外，“经、传、子、史， 文献 攸存者，靡不毕载”。3（征言）只绎史征言中开列的引用书籍就达200余种，如果将注引书目也统算在内的话，竟多达300余种，资料丰富详备堪称先秦诸史之冠。马骕引书，范围至广，除经、史之外，子、集、传、笺、注以至类书、纬书等等，无不涉猎。李清在为绎史作序时，形容该书搜罗之富云：“控六籍，吞百家，驾九流，跨四部。惟是秦焚楚火，言湮事轶之后，而能从百世以下，摘抉搜猕，使芒芒坠绪，粲然复著于斯世，与未烧无异，乃见马侯之有造于斯文不细耳。”可见，马骕对上古资料的采择，以博为胜。对点滴可用资料，都要搜集，使先秦时期很多湮没之事，粲然复彰。这是绎史成功编撰的基础，也是该书受人推重
8、的原因之一。 其二，对不同的史料采用不同的取舍标准。马骕著绎史，广收资料，但不是滥收。对于不同的资料，马骕有不同的取舍标准。他把史料分成八类，认真鉴别，区别使用。 1、“经、传、子、史，文献攸存者”。如十三经、国语、战国策、老子、庄子、文子、荀子、韩非子、墨子、吕氏春秋、孙武子、司马法、楚辞、文选等等。这类文献全书具在，流传比较完整，又比较可靠，“或取其事，或取其文，或全录，或节抄”，使用率最高。 2、“传疑而文极高古者，亦复弗遗”。如神农本草、黄帝素问、阴符经、山海经、穆天子传、逸周书、竹书纪年、越绝书等等。这类文献，“皆未必果出当年，要亦先秦遗书”，故也要利用。 3、“真赝杂错者，取其强半
9、”。如鬼谷子、尉缭子、孔子家语、孔丛子等等。这类文献，“或原有其书而后世增加，或其书脱遗而后人补窜”，真假参半，需要认真鉴别，小心使用。 4、“附托全伪者，仅存要略”。如三坟、六韬、亢仓子、关尹子、子华子、于陵子等等。这类文献，“皆近代之人依名附托，凿空立言，浅肤不伦”，可信度较小，故只存其一二。 5、“汉、魏以还，称述古事，兼为采缀，以观异同”。如史记、汉书、后汉书、白虎通、风俗通、淮南子、新书、新语、说苑、春秋繁露、论衡、新论、潜夫论、颜氏家训、华阳国志、拾遗记、搜神记、博物志、法言、盐铁论、焦氏易林、抱朴子、文心雕龙、高士传、列仙传、方言、释名等等。这类文献，“去古未远”，虽为后人追述，
10、但仍然保存了多少不等的有关先秦历史的信息，故而“采取详略不同”。 6、“全书阙轶，其名仅见”。如黄帝内传、轩辕本纪、太公金匮、公孙尼子、尸子、鲁连子、燕丹子、金楼子、丧服要记等等。这类文献，或真或伪，有佚有残，对于其中能加以利用者，亦谨慎使用。 7、谶纬之书，亦加搜罗。如易之乾凿度、稽览图、通卦验，诗之含神雾、推灾度，书之璇玑钤、考灵曜，春秋之元命苞、演孔图，礼之含文嘉、稽命征，乐之动声仪、稽耀嘉，孝经之援神契等等。这类文献，“立名诡异，而托诸孔子，起自汉哀、平之际，皆附会也”，但其中也决非一无可取。马骕审慎采择，以补文献不足。 8、“笺、注之言，类萃之帙，虽非全璧，聊窥一斑”。如十三经注疏、
11、史记索隐、史记正义、汉书注、后汉书注、三国志注、水经注、世说新语注等等。这类笺、注之文，保存有很多远古传说资料，“旁证尚论，存古最多”。而通典、初学记、艺文类聚、册府元龟、太平御览、文献通考、通志、玉海等等“类萃之帙”，“其引用古书名目，今多未见，或联载数语，或单存片言”，都在采择之列。 由于马骕能根据资料的不同情况进行合理的取舍，故绎史一书，不仅取材宏富，而且运用资料恰当，体现出既“约”又“备”的特点。“约”表明作者对各类史料的价值有清楚的认识，决不不分轻重地滥收；“备”表明作者视野宏阔，决不放过任何有价值的资料。 其三，疑则传疑，考订鉴别。绎史汇集诸家记载，加以精心排纂以成书，然诸家所记，
12、“或事同文异，或文同人异”，在内容上有出入。遇到这种情况，马骕就将诸家记载胪列并陈，“互见叠出，不敢偏废，所谓疑则传疑，广见闻也”。3（征言）甚至诸书用字不同，马氏抄录时也都依原样，不作改动。如同是记载周人杀苌弘，左传、史记、韩非子、说苑、淮南子、拾遗记等文献的说法均不相同，马骕云：“诸言杀苌弘不同，并载之，以备考。”3（P1819）绎史这样处理史料，不仅做到了疑则传疑，而且给后人以考证的余地。 疑则传疑不失为忠实传述历史的好方法，但在绎史中，马骕并非事事处处都疑则传疑，对于自己能够进行考订的资料，均进行了考订鉴别。其形式有：1、指出诸种文献记载的歧异。如“雍廪”一词，左传与史记记载不同，马骕
13、指出：“左传以雍廪为人名，此（史记）以雍廪（林）为地名。”3（P1002） 2、对各种文献的记载进行比较，指出正确的或错谬的一种。如关于齐国的世系，马骕在比较了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史记等的记载之后，指出：“史叙诸公明晰。”3（P1182） 3、指出文献记载的谬误。如新序记载楚国的司马子反与昭奚恤共同接待秦使，马骕考订云：“子反、昭奚恤，前后异时人也，此篇所载，不可据以为信。”3（P2288） 4、对各种文献记载的可靠性提出质疑。如先秦诸子记述尧、舜之间问答之语，马骕云：“诸子记尧、舜问答之言，未足据信。”3（P110）又如高士传、古史考等典籍记述许由之事，马骕云：“尧让（许）由辞，其人其事，
14、俱在有无之间。”3（P98） 5、考订各种文献的讹、误、衍、倒等文字错误。如礼记云：“诸侯伐秦，曹桓公卒于会。”马骕考订云：“桓，宣之误。”3（P2577）又如韩非子云：“春秋之记曰：冬十二月霣霜，不杀菽。”马骕指出：“菽当为草。”3（P2605）凡此种种，通过马骕的考订，不但增加了绎史的可靠性，而且为人们利用这些文献起了指示作用。另外，马骕还时常在所征引的文献之后针对征引文献的叙事、文笔、思想等发表极为简短的议论，也颇能帮助我们了解原著的优劣。 马骕在绎史中间作考证的做法，对其后纪事本末体史著影响很大，高士奇的左传纪事本末、李有棠的辽史纪事本末和金史纪事本末都专立“考异”等项目，有明显的考史
15、意味。 其四，征引资料，注明出处。在马骕之前，史料纂辑性的著作有不少，但在引用史料时大多不注明出处，而且时常删改原文。明代这类著述尤甚。章学诚曾言：“比类相从，本非著作，而汇收书籍，不著所出何书，一似己所独得，使人无从征信。”5（P483）马骕绎史避免了这一缺点，所引资料皆一一标明出处，对于部头较大的著述，在引文后又注明了章节。这即节省了后人遍阅群书的劳力，又便于人们去复查原书，为人们进一步利用这些资料提供了方便。 在资料选择上，绎史有很多值得肯定的地方，但亦有不足之处。首先，马骕取材，以博为胜，这就使绎史不免有“芜杂”之感。其次，在鉴别史料上，仍有识别不精的缺憾。王利器先生在绎史整理说明中就指出马骕鉴别史料有以不误为误者，有以讹传讹者，有删节未当者，有引书不具备者，有出马氏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