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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后汉书列传著录文体考述_古代文学论文 一、后汉书列传著录传主各体著述之体例 范晔（398-445）撰著后汉书，始于南朝宋（420-479）文帝（刘义隆，407-453）元嘉元年（424），范晔因事触怒大将军彭城王刘义康（409-451），左迁为宣城（今属安徽）太守之时。其后范康几经升迁，官至左卫将军、太子詹事。元嘉二十二年（445），范晔被人告发与密谋拥立刘义康一案有牵连，以谋反罪入狱，被处死刑，时年48岁。 范晔以东汉官修史书东观汉记为主要依据，参考其前的诸家后汉史著，自定体例，订讹考异，删繁补略，撰成后汉书。该书原定十纪、十志、八十列传，合为百卷，与汉书相伯仲。但是十志未克完成，范晔即被处
2、死刑。现在后汉书里的律历、祭祀、天文、五行、郡国、百官、舆服等八志，是后人从司马彪（约242-约306）所著续汉书里摘取出来，补入后汉书的。 在中国古代正史中，后汉书显现出一个非常突出的新特点，这就是它在列传中详细著录了传主各种文体著述的情况，并形成较为规范的著录体例。 后汉书卷80文苑传共为28人作传，其中有18人的传记著录了其各种文体著述。此外，见于诸列传者，尚有30人，均于传记中详细著录其各体著述。以上两个数字相加，后汉书共为48位传主著录了其各种文体著述情况。 那么，后汉书怎样为传主著录其各种文体著述情况呢？试举数例，以见一斑： 初，（桓）谭（前23？-56）著书言当世行事二十九篇，号
3、曰新论，上书献之，世祖（刘秀，前6-后57）善焉。琴道一篇未成，肃宗（刘炟，56-88）使班固（32-92）续成之。所著赋、诔、书、奏，凡二十六篇。 （班）固所著典引、宾戏、应讥、诗、赋、铭、诔、颂、书、文、记、论、议、六言，在者凡四十一篇。 （崔）瑗（78-143）高于文辞，尤善为书、记、箴、铭，所著赋、碑、铭、箴、颂、七苏、南阳文学官志、叹辞、移社文、悔祈、草书艺、七言，凡五十七篇。 （张衡78-139）著周官训诂，崔瑗以为不能有异于诸儒也。又欲继孔子（孔丘，前551-前479）易说彖、象残缺者，竟不能就。所著诗、赋、铭、七言、灵宪、应闲、七辩、巡诰、悬图，凡三十二篇。 （马融79-166
4、）著三传异同说。注孝经、论语、诗、易、三礼、尚书、列女传、老子、淮南子、离骚，所著赋、颂、碑、诔、书、记、表、奏、七言、琴歌、对策、遗令，凡二十一篇。 （蔡邕132-192）撰集汉事，未见录以继后史。适作灵纪及十意，又补诸列传四十二篇，因李傕（？-198）之乱，湮没多不存。所著诗、赋、碑、诔、铭、赞、连珠、箴、吊、论议、独断、劝学、释诲、叙乐、女训、篆艺、祝文、章表、书记，凡百四篇，传于世。 （王逸约107-144在世）著楚辞章句行于世。其赋、诔、书、论及杂文，凡二十一篇。又作汉诗百二十三篇。11 综合考察此48条传记资料，我们可以归纳出后汉书著录传主各体著述情况的基本体例： （1）传主著述的
5、著录次序，一般先经、史、子著述，后文辞著述。 （2）传主所著文辞的著录，包括各种文体及未归入各体的杂出篇章。 （3）传主所著各种文体的著录次序，一般先诗、赋、碑、诔、颂、铭、赞、箴等“有韵之文”，后疏、奏、论、议、章、表、书、记等“无韵之笔”。 （4）六言、七言、琴歌等，在诗之外单列文体，且往往居于传主所著各种文体之末。 （5）传主所著未归入各体的杂出篇章，或列于各种文体之前，如班固传；或夹于各种文体之中，如蔡邕传；或列于各种文体之后，如张衡传。 （6）最后大都准确地著录传主所著文辞的总篇数。 （7）传主单独成书的著作，则另加著录，如桓谭新论、王逸汉诗等。 最早注意到后汉书著录传主各体著述这一
6、现象的，是章学诚（1738-1801）。他在文史通义中指出：范晔后汉书“所次文士诸传，识其文笔，皆云所著诗赋碑箴颂诔若干篇，而不云文集若干卷，则文集之实已具，而文集之名犹未立也。”12其后，王瑶、傅刚等续有所论13。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详细考述后汉书列传著录传主各体著述的学术渊源，后汉书列传著录文体的归类方法，以及后汉书列传著录文体的排序原则等问题，以求正于方家。 二、后汉书列传著录传主各体著述渊源考 后汉书在列传中详细著录了传主各种文体著述的情况，这一体例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学有渊源的。大要而言，后汉书列传著录传主各体著述的学术渊源，其潜在因素是东汉以降整理文人文集的文献编纂传统，
7、其显在因素则是以史记等前代史著为代表的史学著述传统。这里先考论史学著述传统。 在后汉书撰著之前，可以作为史著典范的著作，首先有司马迁（前145-前87？）的史记和班彪（3-54）、班固父子的汉书。 司马迁撰史记，著录传主的著述，大致采用四种基本体例： 第一，在列传中结合生平事迹，引录传主著述的主要篇章，并列举传主著述的其它篇章。如司马相如列传依次列举了司马相如（前179-前118）的子虚赋、喻巴蜀檄、难蜀父老、上书谏猎、哀秦二世赋、大人赋、封禅书等篇章，传末云：“相如他所著，若遗平陵侯书、与五公子相难、草木书篇不采，采其尤著公卿者云。”14 第二，记载传主著述的篇章和字数。如老子韩非列传记韩非
8、（约前280-前233）：“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15 第三，仅记载传主著述的书名及篇数。如孟子荀卿列传记孟子（约前372-前289）：“退而与万章（生卒年不详）之徒序诗书，述仲尼（孔丘）之意，作孟子七篇。”16 第四，仅记载传主著述的字数。如老子韩非列传记老子（李耳，生卒年不详）：“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17孟子荀卿列传记荀子（约前313-前238）：“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18 由此可见，史记几乎不存在明显的文体著述观念和文体分类意识，但其第一种体例，即在传记中大量引录传主著述的篇章，则成为后代史传的圭臬。
9、其后班固继承其父班彪未竟的事业，撰著汉书，基本上承袭了史记对传主著述的著录方式，大多数传记都结合对传主生平事迹的叙述，择要引录传主著述的部分篇章，但却仍未在传末作一区辨文体的综括说明。除了转录自史记的列传以外，如汉书卷51邹阳传、枚乘传，卷62司马迁传等，都是如此。 但是，汉书中有几篇传记值得格外注意。史记将董仲舒（前179？-前104？）归入儒林传，仅记载其经学著述，并未著录其文辞著述19。而汉书董仲舒传则在传末概述传主所著文辞的篇数，并兼及传主的经学著作，云： 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皆传于后世
10、。掇其切当世施朝廷者著于篇。20 像这样分述文辞（如“上疏条教”之类）与经学著作（如“说春秋事之属）的著录方式，值得我们注意。 再如汉书东方朔传，结合东方朔（前154-前93）的生平事迹，依次引录了谏除上林苑、化民有道对、答客难、非有先生论等篇章，传末又详列东方朔著述的其它篇章，云： 朔之文辞，此二篇（按，指答客难和非有先生论）最善。其余有封泰山，责和氏璧及皇太子生禖，屏风，殿上柏柱，平乐观赋猎，八言、七言上下，从公孙弘借车，凡刘向（前77-前6）所录朔书具是矣，世所传他事皆非也。21 所谓“刘向所录朔书”，颜师古（581-645）注云：“刘向别录所载。”盖即刘向所整理的东方朔集，所收当为东方
11、朔所有的文辞著述。该集应该是分篇排列，而非分体编辑。但所谓“八言、七言”，则以文体为名，并列于文辞著述之末，这一现象也值得我们注意。 而汉书扬雄传则明显地分类记述了扬雄（前53-18）的著述： 实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司马相如），作四赋：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云。22 这里在行文上先言“经”、“传”（按，即子书）、“史篇”，后言“箴”、“赋”、“辞”，隐然表现出扬雄著述时所持的文献分类观念和文体分类观念，也表现出班固对这种文献分类观念和文体分类观
12、念的客观认定。然而，班固仅仅是以排比句式来表述扬雄的各种著述，却并未对扬雄的经、子、史著述与文辞著述作出明确的类型区分，因此在他的叙述中，“经”、“传”、“史篇”、“箴”、“赋”、“辞”六类是相互并列的。可见在班固生活的东汉（前6-220）中期，人们对经、史、子著述与文辞著述虽已加以区别对待，却尚未严分畛域。 此外，东汉中、后期，朝廷曾组织编修史书东观汉记143卷23。该书流传初期，颇为世人所看重，把它与史记、汉书合称为“三史”24。刘勰（466？-539？）文心雕龙史传说：“至于后汉纪传，发源东观”25，范晔撰后汉书即多取材于东观汉记。惜唐宋以降，东观汉记渐渐散佚，至元代已无一完篇传世了。据
13、现存佚文，该书在介绍传主生平事迹时，曾连带叙及文体，例如： （申屠刚约前20-55在世）涉猎书记，果于行义。26 曹褒(？-102)，字叔通，笃学有大度，常慕叔孙通（约前221-前188在世）为汉礼仪，昼夜研精沉思，寝则怀铅笔，行则诵书记。27 班固，字孟坚，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固数入读书禁中，每行巡狩，辄献赋颂。28 梁鸿（约9-89在世）常闭户吟咏书记，遂潜思著书十余篇。29 蒋叠（生卒年未详），字伯重，为太仆，久以台阁，文雅通达，明故事，在九卿位，数言便宜，奏议可观。30 但由于该书仅存残篇断简，未见全文，我们无法断定该书是否在人物传记中著录传主各种文体的著述，当然也无法得知该书如何著
14、录传主的各体著述。 宋书范晔传说：“（范晔）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31范晔撰后汉书得以参照的后汉史著作，除了东观汉记以外，著录于隋书经籍志的还有以下9种：三国吴谢承（约222-252在世）后汉书130卷，晋薛莹（？-282）后汉纪100卷，司马彪（约242-约306）续后汉书83卷，华峤（？-293）汉后书97卷，谢沈（约294-约345）后汉书122卷，张莹（生卒年不详）后汉南记55卷，袁山松（？-401）后汉书100卷，张璠（生卒年不详）后汉纪30卷，袁宏（328-376）后汉纪30卷32。这些史著，除袁宏后汉纪为编年体史书外，均为纪传体史书，但都仅存残篇断简，因此我们也无法得知它们
15、怎样在人物传记中著录传主的著述情况。据推测，谢承后汉书大概已有儒林传与文苑传之分33，若然，则谢承书中有可能著录传主各种文体的著述，而为范晔后汉书所本。 然而根据现存文献资料，我们仍然可以断言，在列传中详细著录传主各种文体著述的情况，这并不是范晔后汉书的首创。东观汉记、谢承后汉书是否已有这一体例姑且存疑，但早于范晔的后汉书，陈寿（233-297）的三国志已有这一体例，却是毫无疑问的。 三国志始撰于西晋武帝（司马炎，236-290）太康元年（280）灭吴后，约历经10年，撰成全书65卷。此书已有为传主著录各种文体著述的例证，经查检全书，共有以下6条资料： （何）晏（190-249）长于宫省，又尚公主，少以才秀知名，好老庄言，作道德论及诸文、赋著述凡数十篇。34 （王粲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