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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五行考略1_历史学论文 战国末期，荀子曾激烈地指责子思、孟子的五行之说。但是，思孟的五行说到底何所指，荀子并没有交待，以至成为学术史上一个千古之迷。一九七三年冬，帛书五行出土于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庞朴先生据以指出，思孟的五行实指仁义礼智圣。帛书虽然没有“五行”字样，但庞先生主张，此篇当命名为五行。二十年后，竹书五行又出土于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并开篇明言“五行”，遂使庞先生之说成为定论。但是，有关五行其书的讨论远远不能结束。笔者愿略陈管见，与学者共商。 一、作者 关于五行篇的作者，我赞成李学勤等先生所持之子思说，兹举五徵。 其一，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郭店一号楚墓的墓葬时代为公元前三百年左右
2、。由此推断，竹简制作时代又早于墓葬时代，而简文成篇的时间更在竹简制作之前。这已很接近子思生活的时代了。 其二，荀子非十二子曰：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博杂。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 五行说既然为子思所首倡，他一定有专门论述。 其三，五行篇与子思另一篇佚文天命的思想多有相合2。首先，天命的思想有两大主脉，一曰上下，二曰内外。以三句教言之，“天命之谓性”，自上而下也；“率性之谓道”、“自诚明，谓
3、之性”，自内而外也；“修道之谓教”、“自明诚，谓之教”，自外而内也。今观五行，主要论内外问题。其次，君子之道是天命的一个重要议题，五行亦多言之：“君子无中心之忧则无中心之智”（第二篇第一章）、“五行皆形于内而时行之，谓之君子；士有志于君子道，谓之志士”（第二篇第二章）、“聪则闻君子道，闻君子道则玉音”（第二篇第七章）、“能为一，然后能为君子，慎其独也”（第三篇第一章）、“君子之为善也，有与始，有与终也；君子之为德也，有与始，无与终也”（第三篇第三章），如此等等。另外，天命言“明”，五行亦言之：“不忘则明，明则见贤人”（第二篇第六章）。至于两篇都论“慎独”，早已为学者所共睹。 其四，五行与天命篇
4、文风也很相似，如皆为议论体，皆喜引诗等等。 其五，此篇与原属子思的缁衣以及记子思之言的鲁穆公问子思同出，足以为旁证。 总之，该篇思想深邃，逻辑严密，一气呵成，是子思的一部重要著作。 孔子在讲到自己的心路历程时说：“下学而上达。”其实，这也是思想家建构自己的体系的普遍 规律 。思想家们总是起初探讨伦常日用的问题，然后才走上超越之路的。子思也不例外。将五行和天命相比较，不难发现，前者较为朴实亲切，后者较为玄妙深远。由此，我认为前者代表子思较早期的思想，后者代表子思晚期的思想。 五行既然出于子思之手，那么，它一定会被收入子思著作。此篇汉文帝时曾葬于马王堆三号汉墓，说明汉初仍在流传，因而它一定是刘向所
5、校订的子思中的一篇3。 二、简本与帛本 五行篇盖在二十三篇本子思亡佚于魏晋南北朝之际时已告失传，至今越一千五百年矣。然时过景迁，谁也不会料到它在一九七三年再现于马王堆三号汉墓，更不会有人料到二十年之后它又出土于郭店一号楚墓。 简本和帛本五行不尽相同，二者主要区别如下： 其一，简本不含帛本中的说的部分。 其二，引诗繁简不同。五行引诗凡六条，帛本章末所引皆明言“诗曰”，章首所引皆省略，而简本一律省略。另外，帛本所引诗句亦往往比简本全。从上下文看，当如帛本，盖简本抄写时有意省略。 其三，简本第二篇第一章全文为：“君子无中心之忧则无中心之智，无中心之智则无中心之悦，无中心之悦则不安，不安则不乐，不乐则
6、无德。”而帛本此下多出下面一段：“君子无中心之忧则无中心之圣，无中心之圣则无中心之悦，无中心之悦则不安，不安则不乐，不乐则无德。”此段为帛本所衍，还是为简本所夺呢？ “智”有广狭二义。仁、义、礼、智、圣之“智”，乃其狭义。本篇第二章的“思不清不察，思不长不得，思不轻不形”是对“智弗思不得”的具体论述，也就是说，智之思包括思而清、思而长、思而轻三种情况。而下文第五章至第七章则明确说：“仁之思也清”、“智之思也长”、“圣之思也轻”。因此，这里“智弗思不得”的“智”，兼指仁、智、圣三者。这是“智”的广义。这就是说，仁、智、圣不但是三种道德，而且是三种智慧。从行文看，第一章和第二章的“智”皆为广义。换
7、言之，第一章的“智”已包含“圣”了，所以没有必要另外单独论“圣”。因此，该章帛本所多出的这一段必为衍文，其根源在于帛本传承者对“智”字作狭义的理解，而不知而此章之“智”正用其广义，故妄加此段。此段只把上段的“智”字改为“圣”字，其他文字全同，已显其陋矣。 其四，首章论五行次序不同。简本以仁、义、礼、智、圣为序，帛本以仁、智、义、礼、圣为序。 简帛两本何者为本来面貌呢？在我看来，它们皆经后人改窜，皆非原始，而本来的次序应该是圣、智、仁、义、礼。主要理由有二。一是，除本章外，全书在谈到五行的时候，都是以圣、智、仁、义、礼为序的。书中从两个角度讨论五行。一是上下，二是内外。而这既是由上而下的次序，又
8、是自内而外的次序，合情合理（帛本情况有所不同，见第四、五两篇论说）。二是，帛本的智仍居第二位，或为这种次序的遗迹。 那么，就简本言，后人是出于何种原因进行改窜呢？我以为，这是由于孟子学说的影响所致。孟子特别强调并多次谈到被五行称为“四行”的仁、义、礼、智，皆以此为序。如：“仁、义、礼、智，非由外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告子上）；“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尽心上）。在五行并列时，孟子亦以简本为序：“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朱熹曰：“人，衍字。”）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尽心下）盖简本抄写的时候，孟子学说盛行，故抄手据以对五
9、行首章加以改窜。 至于帛本的次序，既不符合五行全书的习惯，也不符合时人的习惯，不足论。 其五，第四、五两篇论五行的次序不同。 两篇皆综论五行。依简本，第一章合论属于内的圣、智、仁，第二、三、四章换另一种句式分别论仁、义、礼。仁之所以在两种句式中都占一席之地，那是因为它是沟通内外的中间环节，如此安排以显示内外一体。全篇以圣、智、仁、义、礼为次，亦即按程度不同，陈列五行由内而外的次序。 但是，简本论圣、智、仁的第一章，在帛本中为最后一章，其结果，是以仁、义、礼、圣、智为序，仁义居前。很明显，这种安排是不符合全书思路的，它把一个本来井然的秩序打乱了，一定出于后人改篡。其目的，是推重仁义。 第五篇进一
10、步阐释上一篇的思想，并明确论述了内外之关系。依简本，第一、二章分别从消极和积极两个方面阐释了上篇第一章提出的“不聪不明，不圣不智”这个命题。第三、四章分别论述了五行和四行之间的关系，以明内外一贯之理。它们和第一篇第二章相照应，具体言之，前者论“德之行五，和谓之德”、“德，天道也”，后者论“四行和，谓之善。善人道也”。第五、六、七章分别阐释了上篇第二、三、四章提出的命题。 和上篇一样，简本本篇仍以圣、智、仁、义、礼为序。而帛本把分别阐释仁、义、礼的第五、六、七章提前，成为其第一、二、三章，乃出于后人改篡，理由和上篇的改篡一样。 庞朴先生认为帛本次序更合理的主要根据是本篇第三、四两章的位置：“竹书
11、本先仁义礼而谈圣智，于文理于逻辑，未尝不可；但它接着圣智连带谈了五行四行，把一个 总结 性的论断提到了不前不后的中间位置，便未免进退失据，露出了马脚了。”4窃以为，本篇第三、四章虽综论五行、四行，但并不是“一个总结性的论断”，而是贯通前后的中间环节。本篇前部谈内，后部谈外，而在“不前不后的中间位置”谈内外之关系，不是极有理致吗？因此，这种现象恐怕算不上“进退失据”，更没有“露出了马脚”。帛本五行失序，因而真正“露出了马脚”的，倒是帛本。 其六，简本第五篇第三章“圣智，礼乐之所由生也”，整理者读“智”为“知”，属下读。今按，本章和以上几章皆“圣”、“智”并举，此处亦当并列，故“智”应读如字，属上
12、读。从残损字数和说文看，此句帛本很可能作“仁义，礼乐所由生也。”本章的重点是谈圣、智，虽然也涉及到仁、义，那是由圣、智引发出来的，所以简本当为原始，帛本讹误。 简本第五篇第四章“仁，义礼所由生也”，帛本作“仁义，礼智之所由生也”。从上文“见而知之，智也；知而安之，仁也”之语看，仁由智派生出来，而不是相反，故不可谓“仁义，礼智之所由生也”。从“知而安之，仁也；安而行之，义也；行而敬之，礼也”之语看，义和礼的确是由仁派生出来的，故 自然 可以得出“仁，义礼所由生也”的结论。因此，帛本必误，当依简本。 显然，这两章简本和帛本的不同，绝非偶然，而是出于帛本传承者有意篡改。依简本，圣智居最高地位；依帛本
13、，仁义居主导地位，礼智从属之。窃以为，这种篡改，主要是由于孟子大力倡导仁义礼智，并尤其强调仁义的缘故。这一方面说明，帛本的篡改出于孟子之后，而简本更加原始；另一方面也可据此推论，孟子和子思的五行说还是有差别的。 其七，简本第六篇第六章全文为：“天施诸其人，天也；其人施诸人，狎也。”帛本此下多出“其人施诸人，不得其人，不为法”数语。从行文看，盖帛本注文混入经文。 其八，第六篇第七章末句简本作“好德者也”，帛本作“有德者也”。今按，简本义长。本章各句皆言闻道的不同表现，皆云“好”某种德行，此句亦不当例外。 在以上八点中，就第一点而言，帛本说的部分乃后人所加，不可据以判断简帛两本的优劣。就第二点而言
14、，虽然帛本胜于简本，但这主要是文风的不同，并未由此带来经义的差别。其他六点，皆简本胜于帛本，显示出五行篇的本来风貌。因而，总起来说，简本更为原始。 三、说 庞朴先生说：“五行篇早先并没有说或解，帛书所见的说，是某个时候弟子们奉命缀上去的。”5这种论断大致是正确的。 那么，具体地说，帛书五行说作于何时呢？这部佚书曾用孟子和荀子的思想解析五行，因而其上限应在孟荀之后。帛书整理者说，包括五行在内的“老子甲本及卷后佚书合抄成一长卷，此卷帛书不避汉高帝刘邦、高后吕雉讳，字体接近秦篆，抄写年代可能在高帝时期，即公元前二O六至一九五年间。”6今按，此卷帛书并非不避刘邦讳。五行简本第五篇第三章“有德则邦家兴”
15、，帛本作“国家”，实乃汉人避汉高祖刘邦讳改。但是，我以为也不可因此处避刘邦讳而否定整理者对老子甲本及卷后佚书抄写于高帝时期的推断。刘邦在位时就出现避“邦”讳的现象也是可以理解的。 照理说，成书年代要早于抄写年代，而秦代焚书坑儒，有言百家之学者斩，故亦不应成于秦代。依此，五行说当成于战国末期。 不过，现存五行说是从五行的“圣之思也轻”章，亦即笔者所分的第二篇第七章开始的，其前经文无说。这是五行说的本来面貌呢，还是前有脱文呢？庞朴先生认为，在帛书五行的经文和说文之间，“显然缺少了五十行左右（按现有比例推算）的解说文。这是一个无可奈何的损失。”7这种说法恐难圆满。一个重要的理由是，五行的许多概念前后重复出现。按照五行说的文例，只在第一次出现时加以解说，以下省略。五行说的第一段为：“圣之思也轻。思也者，思天也。轻者，尚矣。”这显然是对“思”和“轻”两个概念的解说。但事实上，这两个概念早在经文的第二篇第四章就已经出现了：“不圣，思不能轻。”如果前有说文的话，这两个概念当在此章解说，而不应拖到后面。所以，我的看法是，五行说本来如此。 对于这个问题，我有一种推测。战国末期，有一个儒者，偶然接触到五行一书。他本来是漫不经心的，更没有解说的打算。但逐渐为其所吸引，终于在读到“圣之思也轻”一章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