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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旅顺博物馆藏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甄别与浅析 从19世纪末开始，在中国北方长城沿线陆续出土了大量以装饰动物纹为特征，具有游牧民族特色的青铜制品，因以鄂尔多斯地区发现的数量最多、最集中、最具特征而得名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旅顺博物馆收藏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系由日本殖民者收集1。日本殖民者统治旅大初期，“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调查物产和刺探情报为目的，在满蒙地区进行了全面的考察，除留下大量的档案资料外，也收集了很多文物，这批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就来源于此。由于当时的调查者并非是专业人员，所以对这批器物没有进行系统的研究，也没有标明器物的具体出土地，因此给后来的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困扰。本文
2、根据已发表的有关资料进行比照和甄别，将馆藏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带扣和饰件从众多的青铜器中拣选出来，以此进行分类、断代，并对不同时期的特征作一简要的介绍，由此，或许能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研究提供新的材料。一、 青铜带扣（一） 环形带扣我国古代带扣最早出现于春秋时期，经过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如今已成为人们必不可少的用具。考古发现的带扣依死舌和活舌分为两大类，其中死舌时间较早，可视为带扣的原始型。旅顺博物馆共收藏三件环形带扣，扣舌均为死舌且短小，这种形制的带扣为北方匈人所特有，时代从春秋晚期开始一直延用到整个战国时期2。1. 圆环形带扣（图一-1，图一-2）：圆环状，通长5.57、宽4.52、厚0.32
3、厘米。扣舌似鸟头突出于环外，对应一侧有两个小圆环状的扣尾，环上饰点状纹。此件带扣大体呈鸟的写实状态，侧视像展翅欲飞的鸟。根据毛庆沟墓同类带扣的发掘，此种造型属于春秋晚期稍早，下限不晚于春秋晚期3。以往发现的带扣，扣尾部均呈方形、梯形亦或圆形，馆藏这件与众不同，双圆环状的造型可视为前者的变形，年代应较之稍晚。2. 椭圆形带扣（图二-1，图二-2）：椭圆状，通长6.75、宽4.55厘米。鸟头状扣舌已变细变小，从背面看基本上与环部相平。扣尾作触角状，似两个相对的鸟头。环面饰凸圆圈纹，左右对称，其中靠近扣尾部的圆圈较大。3. 圆环形带扣（图三-1，图三-2）：圆环状，通长6.07、宽5.42、厚0.7
4、厘米。这件扣舌部的钩进一步缩小，似与扣环合铸为一体，与环相平，环面装饰左右对称的六组花瓣纹，尾部呈梯形。从扣舌钩部与扣环的关系来看，这件与前一件应属于同一时期，此时扣舌均已蜕化，侧视虽然也具有鸟的形象，但头部后缩，仅具象征性，应是第一件的发展。根据桃红巴拉和毛庆沟墓地发掘的同类带扣4，这种类型应为春秋晚期并延续至战国早期。在北方古代少数民族地区，带扣从一开始便用于人身束带，在内蒙凉城县毛庆沟发掘的春秋晚期匈奴墓，可以看到这种带扣十分端正地放置在腰间。其使用方法是将带头的一端固定在扣尾处，另一端打孔若干，使用时从扣舌一侧由下穿进扣孔，再往回拉套入扣舌。以上三件带扣造型独具特色，与已发表的有些不同
5、之处，可作为同类带扣研究的一个补充。（二） 动物形带扣这三件带扣（图四-1，图四-2，图四-3）虽在有关图录中未找到原形，但根据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特点，判定也应属于此类。这三件带扣均没有扣舌，应是成对使用的。前两件呈牛头形，后一件由蛙的肢体分成三个相等的圆环，用于穿系腰带。从铸造工艺和扣舌的特点来看，其时间应较环形带扣晚。二、 青铜饰牌青铜饰牌是一种腰带或衣服上装饰物，以写实为主，造型生动，不但反映了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生活特点，而且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饰牌上的纹饰以草原动物为主，如马、牛、羊、鹿、虎等，其姿态各异，有伫立式、蹲踞式、咬斗式、群兽式等。此外还有鸟纹和少数网格纹饰牌。旅顺博物馆共收
6、藏青铜饰牌11件，其中群兽纹6件，几何纹1件，动物咬斗纹1件，鸟纹3件。1. 群兽纹饰牌（图五-1，图五-2，图五-3，图五-4）：6件。均为长方形，四周有边框，框内饰动物纹。纹饰分鹿纹和虺龙纹两种。其中四只鹿纹两件、两只鹿纹一件。均为大耳鹿，只表现身体的前半部，前肢内屈，半蹲，回首竖耳，头全部朝向一个方向。四只虺纹两件，两只虺纹一件。在方框内上下并排呈“S”状。“S”状虺龙纹是中原地区春秋至战国时期流行的纹饰。这6件饰牌形制规整，长度均在5厘米左右，构图呈对称样式，显得和平整一、优美自然。2. 几何纹饰牌（图六）：1件，长7.85、宽5.17、边厚0.27厘米，饰菱形网状纹，左侧边缘处有两个
7、椭圆形的镂孔，右上角一弧形缺口。经比照，这件饰牌与水野清一和江上波夫在内长中收录的一件完全相同，右上角的缺口似有意为之，也许代表了什么特殊的涵义而并非残缺。这种形式主要流行于西汉中晚期，可以延续到东汉初期。二兰虎沟出土5。3. 鹰虎搏斗纹饰牌（图七）：两件大小基本相同，长约13、宽8.5、厚0.53厘米。虎呈伫立状，低头咬住鹰的腿部，兀鹰展翅迎击老虎，死死地咬虎的颈部，一副强者相遇，难分胜负，争斗得不可开交的阵势。从形状来看，这种饰牌有人称之为“P形”亦或“刀把形”。两件饰牌构图一致而方向相反，可能是一对。根据铁岭西丰西岔沟的发现，这种饰牌的年代相当于西汉中晚期。动物咬斗饰牌在汉代比较常见，以
8、虎纹为主，如虎咬羊、虎咬猪、虎咬鹿等。 4. 双鸟纹饰牌（图八-1，图八-2，图八-3）：馆藏3件，呈“S”形，长度均在3.5厘米左右，背有桥形钮。第一件为写实性的鸟头反向联结，喙、眼、耳均清晰可见，鸟喙稍弯。这种写实性鸟纹应属于早期型。后两件鸟头的造型有些抽象，似兽头，颈部有点状纹。这种鸟纹明显地由写实性向图案化演进，应是前者的发展。双鸟纹饰牌以春秋晚期最为盛行，有的一直延续到战国时期。在鄂尔多斯、毛庆沟以及宁夏固原均有出土6。三、 青铜饰件 春秋时期鄂尔多斯地区流行一种动物形象的小件艺术品，造型简单，在器身有镂孔或足部有一圆环以便穿系，可能是佩饰之物。1. 虎形饰（图九-1，图九-2）：2
9、件，大小相似，长均3.8厘米左右，形象抽象，均呈漫步态，张大口，牙齿锯齿状，爪呈钩状，形象凶猛。从爪的形状来看，这两件具有明显的春秋时期特点，此时虎爪大多呈钩形，到战国早期虎爪呈圆圈状，以后向写实发展。2. 鹿形垂饰（图一-1，图一-2）：2件，前者较好，高3.25、宽2.85、厚0.2厘米，呈蹲踞状，枝状鹿角一直延到臀部，足下一圆环状钮。这种小垂饰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流行的器物，枝状鹿角是对春秋时期环形鹿角的发展。另外一件制作粗糙，腿部残缺。3. 马形饰件（图一一-1，图一一-2）：2件，马形和人物骑马形各一件。第一件较简单，表面鎏金已脱落。第二件马的身躯比较矮小，具有典型蒙古马的特征，马背
10、上的铜人侧视，左手握住缰绳，右手下垂似在提物，一副在马背上行走时悠然自得的样子，与西伯利亚出土的一件风格相似7。 4. 兽头饰（图一二-1，图一二-2，图一二-3）：3件。前两件尖嘴尖耳，以两个圆圈表示眼睛，背有钮，高度均2.5厘米左右，时代为春秋晚期。后一件高3.55厘米，略宽，写实形牛头，背部无钮，两耳有孔用于穿系，考古资料表明这种类型时间较晚，大概为战国时期。兽头饰均出土于人的腰部附近，可能是腰带上装饰物。四、 青铜扣饰青铜扣饰在春秋战国时期较流行，是一种小件装饰品，背面铸钮。从毛庆沟各墓的资料看，它们除作为腰带饰外，也广泛应用于其他方面。如毛庆沟M60出土的铜扣饰，有的分布在短剑的两侧
11、，可能是剑鞘上的装饰。又如毛庆沟M71出土的铜扣饰，有的分布在死者的胸部和手指骨的前部8，可能是衣服和手套上的时尚装饰物。 旅顺博物馆收藏26件铜扣饰，长度或直径均在3厘米左右，有圆形、花形、椭圆形及不规则形，上饰有花纹、兽纹、鸟纹等，后背均有钮（图一三-1，图一三-2）。在装饰方面有的还采用透雕手法，这样既减轻了随身携带的重量，又使器物通透富有神采。匠师们将现实中的动物和想象中的灵禽异兽在带扣上加以创造和表现，极具装饰意义，也展现出草原民族独特的艺术才能。五、 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纹饰的内涵及用途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以动物纹为主的装饰风格，展现了古代北方地区游牧民族与众不同的生存特征，也是其社会生活
12、和思想意识的一个缩影。器物上频频出现的虎、鹿和鸟等纹饰均具有深邃的内涵。虎纹在众多动物纹中最具有代表，在朱开沟第五阶段就已出现，不仅出土和发现地较多，在数量上也占有相当比重。虎有威猛的外表，强健的身躯，锋利的牙齿，是对草原民族凶猛彪悍、雄健威武等“尚勇”、“尚力”崇拜心理的生动写照。馆藏鹰虎搏斗纹饰牌应是草原上的王者或猛士所佩戴，借虎的威猛来表现自己的自豪情感，是其内在精神世界的需要。鹿纹、鸟纹等饰牌，以其清新柔美的风格显示了一种与前者截然不同的精神需求。鹿轻柔而优美的奔跑，鸟自由而欢快的飞翔，这是草原上的人们对和平、自由的向往，也传递了一种恬静、优美的意境。这类饰牌应是草原上妇女和儿童所佩戴
13、。鸟在北方少数民族眼里也被视为神物，作为一种自由翱翔天空中的飞禽，它们是与天最接近的，人们希望鸟能把他们对“天”的虔诚告诉居住在天上的人，把他们要求和愿望的信息传递到那里，同时把“天”的帮助和启示带回人间9。马牛羊，则是游牧民族生活的常伴之动物，其用意不再冗言。著名历史学家孟驰北先生在草原文化与人类历史一书中写道：“人类塑造动物，是一次人的自我观照。但在塑造过的动物身上显露出的只是与兽性混合在一起的人性、人情人的自我观照使人逐渐认识到自身的力量，人在对自然的塑造中，会越来越多地把自己的思想情感投射到塑造物身上。”因此，这些青铜器也寄托和表露着草原人的祈愿和希冀。 1 除两件鹰虎搏斗纹饰牌（赤峰出土）为后来收集外，其余均为日本人收集。2 王仁湘带扣略论，考古1986年第1期65页。3 田广金、郭素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6年68页。4 同上，71页。5 同上，99页。6 同上，179页。7 同上，135页。8 同上，121页。9 吴楚克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美学风格，内蒙古社会科学1991年第1期，106页。（作者工作单位：辽宁省旅顺博物馆）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