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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沈从文与李孝石创作理念比较本文作者：曾思齐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韩语系李孝石（19071942）是近代韩国文坛才华横溢的作家。他从1925年发表处女作诗歌春和短篇旅人，至1942年离开人世，在短短的17年创作生涯里发表了小说60余篇，散文80多篇以及大量诗歌、喜剧、评论等。自1928年发表小说都市的幽灵正式在文坛崭露头角，表现了对农民阶层的同情和怜悯，控诉了在日本殖民统治下朝鲜社会现实的黑暗与穷困，一直被认为站在当时的“同伴者作家”行列。然而，1933小说豚的发表，他的作品越发流露出浓烈的唯美主义色彩，一方面浓墨重彩描绘了自然世界的美好与纯真，殖民地统治下当代朝鲜知识分子浓郁的思乡情怀；
2、另一方面也毫不避讳地描绘了“性”与“情爱”的世界。因此，到上个世纪60、70年代，韩国文坛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例如，早在1930年文学评论家白铁就发表评论，认为李孝石的文章“过分沉迷的性行为描写已经完全跌入色情的泥潭”，郑明焕则指出李孝石作品“自我满足的色彩”，在韩国文坛“不占有重要价值”。然而，从70年代末开始，文坛开始多方位、多角度地重新审视这位作家的创作生涯和作品价值，并开始从全球跨文化的角度，以东西比较文学的视角分析作家思想及作品内涵的审美趣味。例如，蔡熏、李相沃、朱钟演等人通过综合评价李孝石的作品，否认其“同伴者作家”的定义，阐述了作品“深受西方审美主义影响”的特点，以东西比较文学为
3、出发点，站在“抒情作者的人生旅途这一审美高度”，比较了荞麦花开时分和契科夫的悲叹，体现了两部作品“人间存在的根本的孤独极致”的主体意识。近些年，李孝石文学研究更是呈现百花齐放的状态，不仅研究了其作品在不同年代的特点，更着眼于日本殖民统治这一特定的历史时空，从文学文化的层面谈论，研究当时朝鲜社会知识人的“后殖民”的苦闷与抑郁。两位作家的小说，都表现了独到的审美意识。“美”最为直观的表达是将女性形象的美和自然风景的美相融合，构筑了人与自然的和谐，而深层的意象则表现了在时局考验下，作家对自身的创作态度的洞察和反思，对社会的认识以及人性的赞美，传达了对人生的思考与追求。本文以沈从文、李孝石1930年代
4、创作的部分作品为研究对象，将“美”的表达分为表象和深层两个部分进行文本分析，试通过平行比较的方式分析作品中的美的形象，剖析其异同点，从而客观地把握作家创作的风格和态度。韦勒克说：“审美经验是一种凝神观照的形式，是对审美对象的性质以及性质上的结构的一种喜爱的注意。”1通读沈从文和李孝石的小说，可以发现他们独特的审美眼光。从整个作品的框架上看，二者无一例外地都将目光投向了女性的世界，刻画的女性人物极富美感，而女性的美与自然相结合，成为自然的一份子，也赋予了自然生命的活力。总的来说，沈从文笔下的女性或淳朴或秀气，沉静而富有气质，例如萧萧“风里雨里过日子，像一株长在圆角落不为人注意的蓖麻，大枝大叶，日
5、增茂盛”（萧萧）；如蕤“不能说是十分美丽，但眉眼却秀气不俗，气派又大方又尊贵。”（如蕤）。而李孝石在突出女性的外观的描写上，侧重用色彩和比喻进行润色，让读者更加直观地看到女性的美。例如幼拉“嘴唇失去了血色，变得青紫，就像鲜红的花瓣放在药水中被漂白了一样”（心中的意匠）；娜奥美“散乱的黑发和侧脸的轮廓，柔美的双腿，拿着沙果的手仿佛一尊灿烂的石像”，仿佛“全身散发着金黄色的光辉”，姿态“宛然拿着苹果的夏娃圣洁而神秘”（猎户与林檎）。玉太太“这个有教养又能自食其力，富于林下风度，纯碱白色细麻布旧时大袖衣服，拿把宫扇，朴素不花的在菜园外小溪边站立纳凉”，“两人常常沉默半天不说话，听柳上晚蝉拖长了声音飞
6、去，或者听溪水声音。溪水绕菜园折向东去，水清见底，常有小虾，小鱼，鱼小到看玩就无用处。（中略）风动时，晚风中混有素馨兰花香和茉莉花香，菜园中原有不少花木的。在微风中掠鬓，向天空柳枝空处数点初现的星。”沈从文菜园“惨白的月光和旷野尽头的大海那深邃的波涛一同在夜色中渐行远去，轮廓鲜明的草木的影子，就像某种动物一样竖立在黑漆漆的苹果地里，而苹果树则散发着和花叶一样青绿色的光芒。（中略）这是一种月光和夜光混合的微妙的色彩，自然便在这种现实的色彩之上呼之欲出。除了色彩，周围还环绕着某种香气，一种莫名的深奥的夜之香，它让整个月夜更添一份美感”，金玉从“草丛对面的苹果树里钻了出来，可以看见她修长的身材闪耀着
7、苹果花的光芒，黑发在月光的晕染下闪闪发亮，脸也在月光下闪闪发光。她像要避开明亮的月光似地，用手背半挡着脸，慢慢地走了过来。”李孝石弱龄记这两段描写充分将女性的美和自然的美相融合，文章中通过直白的叙述勾勒了玉太太“有教养，有风度”的美，将这种沉静的美与菜园小桥流水的安宁遥相呼应，作者寥寥数笔，为读者展现了一种远离了大都市的灯红酒绿和政治斗争的静谧与和谐，表达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之道，也暗示对平和、超脱世界的追求。而李孝石则通过“惨白、黑漆漆、青绿”等色彩，浓墨重彩地描绘了月夜的神秘。另外，明亮的月光和黑暗的夜景，自然的静态与金玉的动态，两厢对比不仅凸显了人物形象的立体感，也客观地将自然的美景呈现
8、于读者的眼前。两位作家创作形式，就像爱默生所说“田野和树林给予的最大快乐是人和植物间玄妙关系的暗示。我并非独自一人，也不是没人认识我。它们向我点头，我向它们点头”2一样，人和自然作为审美的对象，在作家的笔下发挥到极致，成为审美的体验和艺术品。而欣赏的过程，不是将人物凌驾在自然之上，而是合理地镶嵌在自然之中，自然是烘托人物的背景，人物也属于自然的一部分，表现出画中有人，人中有画的意境。然而，两位作家的审美意识并不满足于停留在人与自然构筑的美，更在作品中蕴含了深刻的哲理，表现了在现实环境下对人生的思考和憧憬，也间接地反映了自我面对现实的隔离和疏远。特别是在1930年代创作的作品中，他们充分地将内心
9、的理想投入作品，体现了“人”-作为造物主赋予世界最宝贵的礼物，所呈现出的复杂思想和情感。两位作家笔下的人物多种多样，有农民、商人、妓女、学生等，他们不仅刻画了人物的喜怒哀乐和悲欢离合，更隐含了对自我、社会、人生的思索。例如花狗用山歌把萧萧的“心窍子唱开，变成个妇人”，而萧萧在生产之后继续重复自己的经历，“明天长大了，我们讨个女学生媳妇”（萧萧）；商人一路见闻颇多，而这些画面如同“黄昏景致更加美丽悦目，晚晴正如人病后新愈，柔和而十分脆弱，仿佛在微笑，仿佛有种忧愁，沉默无言”。（黔小景）；桂顺的父母为了糊口，竟将“唯一的女儿卖掉”，几经辗转沦落到哈尔滨的贫民窟，卖身的桂顺最后在遗书中提到“我不恨任
10、何人，只是这个社会让人心痛”（奇遇）；乙孙为了挣学费而逃学又受到了处分，最后看着斗败的公鸡垂头丧气地悲鸣，联想到自己在贫困中挣扎的窘迫，“自己的无能，对福女来说毫无意义。”（公鸡）。“白脸人又说三三长得很好，很聪明，做母亲的真福气。说了一阵话，把这老妇人说快乐了，在心中展开了一个幻景，（中略）三三这时是站在月门外表，从门罅里像里面窥看，之间那白脸人站起身来又坐下去，正象梦里那种样子。（中略）这想象中的都市，像一个故事一样动人，保留在母女两人心上，却永远不使两人痛苦。他们在自己习惯生活中得到幸福，却又从幻想中得到快乐。”沈从文三三长工崇实来到山上，“这种感觉就像把身体埋进去，土壤中便长出一棵大树
11、。两只脚是树根，两只手是树枝，血肉便是树流淌的绿汁”，他想起“在舍廊房辗转反侧睡不着的60岁金老爷的窘态，想起自己含冤被他赶走的往事”，想起龙女，“以后龙女在家做家务我就种地，生的孩子像牛一样健壮地成长”，最后夜深了，“天上的星星低得像要掉下来，一颗，两颗，三颗他数着数着，觉得自己的身体仿佛化作了一颗星。”李孝石山节选的文章都用“呓语”的方式给读者展现了一个梦境般的世界。在三三中，管事、白脸少爷、白帽子女人、乡下女人、母亲等，围绕着不谙世事的三三钩织了一个又一个白日梦，但在作者一句“这难道是真的吗？”让梦回到了现实。三三“心里好像掉了什么东西，极力去记忆这失去的东西的名称，却数不出”。她失去了
12、对婚姻的期盼，对城市生活不着边际的幻想，也反应了沈从文内心世界的挣扎-满怀改造社会的热忱，却不断为现实社会的残酷而失败。他说，“从现实以外看看理想，也可以说是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从五四运动开始掀起的波澜，“文学思想运动已显明在起作用，扩大了年轻学生对社会重造的幻想与信心”。但当时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即使怀着改造社会的理想和热情，面对工人罢工斗争不断，各地军阀混战，民族工商业陷入危机，农村经济遭受破坏，以及政治腐败，战事节节败退等问题，面对进步与落后，文明与封闭，革命与保守等阶级和意识形态发生巨大变革的十字路口，作家只能将“寄托转机希望于未来”，却“不能明白提出什么是未来”。3在山中
13、，叙事在崇实的喃喃自语中展开。表面因为被金老爷赶出家门，来到山中散心，实则是厌倦了世俗世界，幻想过上与世无争的生活。躺在山上，崇实觉得“自己仿佛同山融为一体”，这种似梦非梦的意境，在李孝石的笔下通过三重对立的描写-山的清静和人类的纷争；山的健康和人类的病态；山和人类分别象征着自然与人间呈现。可以说，“山”是人与自然融合的最高境界，是崇实脱离尘世的终点，也是李孝石个人的期盼。他在夏日三题中写道，如果能想着画中的人物，幻视（幻想）作品中的生活，创造心中的世界就满足了。可见，作家将梦想寄托在作品中，用抒情的笔调描绘个人回归自然的喜悦和满足。但现实是，韩国在1930年代已经完全进入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
14、的“黑暗期”，在迈向近代化的过程中，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受到了殖民地宗主国和当局政府的镇压、改造和监督。因此，被动的近代化,实际意味着被掠夺和现实的贫穷。知识分子面对殖民地宗主国，作为社会的“他者”，早已丧失了话语权，只能用笔表达内心的不满。因此，李孝石和沈从文在社会的大环境下，都不得不选择逃避现实，只能全身心地投入文学的创作，在文学的世界里构筑理想的人生。沈从文和李孝石的审美意识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蕴含了深层的哲理。既表现了特定历史环境下知识分子远离尘世纷争，向往宁静淡泊，也暗示了对社会局势的无奈和沮丧。那么，造成这种审美的原因何在？首先，“美”是两位作家创作的精神基础。这和
15、中、韩两国同属东亚文化圈不无联系。东方人强调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并与其融汇一体，在追求物质的同时也要达到精神超脱。这和西方唯美主义者强调“美”是“灵与肉的结合”，对生活彻底的绝望和精神上的虚无有着极大的差别。如果说西方唯美主义者对美的认识局限在个人的感官范围，艺术的目的和作用是为了满足稍纵即逝的美感与肉欲，那么，沈从文和李孝石对“美”的认识则是通过对自然的感悟，生活的灵感和精神的顿悟表现出其存在和价值。沈从文认为“美”存在于世界的任何角落。作者乐于看到美好的一切，大千世界有着四季的变化和绚烂的色彩，“唯窗前尚有小小红花在印象中鲜艳夺目，如焚如烧”。同时，美又是超出一切的无法用言语形容的物质，“心之
16、所注，亦如在虚幻中因雨而绿，且开花似碎锦，一片芬芳，温静美好，不可用言语形容”。这种美，不仅超越了客观的物质，更作为作者追求内心世界宁静与美好的幻想，升华到了精神的次元。另外，如果能用一句话简单地概括“美”，那就是人类的创造。人类是这种对美的感知，如同流星的闪电即逝，让人沉静在飘渺虚无的圣境，这也为他“人性之美”的探索埋下了伏笔。而李孝石认为，“美”代表了自然界的一切属性。“虽然世上美好的东西太多，但抛开自然，能让人眼前一亮便屈指可数。”蓝天碧海，春天的花朵，消夏的凉果，秋日的落叶，冬季的温泉在他笔下延绵不绝，散发着油画一般的光泽。同时，“美”存在于生活，作为人类永远追求的对象，是“听歌，读书的乐趣”；是“温暖的人情让心融化的经验”；是“作为人类的一切”；更是一种“博爱，是能让心灵直率地感动的大智慧”，成为作品创作的重要条件。然而，“美的极致”是女人，她有着高度的知性美，也身怀极端的克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