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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南朝湖南人口规模探讨 王 勇摘要：通过对南朝户口资料的分析与推算，刘宋大明八年(464年)今湖南境内在籍人口共274950口，而实际人口有85万，是在籍人口的三倍多。湖南的人口规模反映了东晋南朝南方人口的增长幅度并没有想象中大，而且在地域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关键词：南朝；湖南；人口规模：C92-09：A：1000-2529(2009)05-0135-04学界普遍认为包括湖南在内的南方人口在东晋南朝时都有大幅度增加，原因主要在于永嘉丧乱后北方人口大量南迁，以及南方社会相对稳定、经济发展迅速，有利于人口的自然增殖，但对于当时南方各地人口的实际数量及地域差异却较少进行具体考察。本文对南朝湖南人口规模
2、的探讨，当有助于得出对南朝人口状况更为客观的认识。一、大明八年(464年)湖南在籍人口东晋南朝二百多年间，史籍中留下的户口记录不多，只有宋书州郡志记载有刘宋大明八年(464年)的分郡户口数。刘宋时辖境涉及今湖南的郡有十二个，其中长沙、衡阳、湘东、营阳、桂阳五郡全部在今湖南境内，其人口自然全部属湖南人口。南平、邵陵、天门、武陵、零陵、巴陵、临庆七郡则跨今湖南及其邻省。为准备把握当时湖南的人口规模，需要对这些郡的户口数字作具体分割。关于确定被切割地区人口数量，目前史学界采用的方法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以某时期某行政区域平均每县户口数乘以县治在研究区域内的县数，从而得到该时期属于研究区域的户口数。第二
3、种是以某时期某行政区域平均人口密度乘以研究区域的面积，从而得出该时期属于研究区域的人口数。本文采用第二种方法，并根据具体情况对有关数字做了相应修正。在确定被切割地区面积时，主要根据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八开本分幅图，以一平方毫米为单位的方格多次测定，按其平均值求积。南平郡。宋书州郡志载南平郡领四县，有“户一万二千三百九十二，口四万五千四十九”。南平郡总面积7594平方公里，其中湖南境内约2100平方公里，湖北境内约5494平方公里。以两地平均人口密度相当进行推算，南平郡境内的湖南人口为3427户，12458口。武陵郡。宋韦州郡志载武陵郡辖十县，有“户五千九十，口三万七千五百五十五”。武
4、陵郡总面积98794平方公里，其中湖南49862平方公里，今贵州、重庆、广西、湖北四省市分别有38938平方公里、3400平方公里、3500平方公里、3094平方公里。由于武陵郡辖县县治均在今湖南境内，这里的人口分布当相对稠密。以该郡湖南境外地区人口密度只有武陵郡平均人口密度的30计算，则武陵郡境内的湖南人口为4334户，31970口。天门郡。宋书州郡志载天门郡领四县，有“户三千一百九十五”。天门郡总面积约20000平方公里，其中湖南16506平方公里，湖北3494平方公里。由于天门郡辖县县治均在今湖南境内，人口相对稠密。以湖北境内地区人口密度只有天门郡平均人口密度的30计算，则天门郡境内的湖
5、南人口为3027户。州郡志没有记载天门郡口数，但总计全国共901769户，5174074日，按全国户均5.74口的比例折算，天门郡共17369口。巴陵郡。宋书州郡志载“巴陵太守，文帝元嘉十六年(439年)分长沙之巴陵、蒲圻、下隽，江夏之沙阳四县立，属湘州。孝武孝建元年(454年)割南郡之监利、州陵度江夏，属郢州。”巴陵郡领巴陵、下隽、监利、州陵四县，有“户五千一百八十七，口二万五千三百一十六”。西晋长沙郡辖地位于今湖北的有4094平方公里，全部划属了巴陵郡，而总共划出的面积为8000平方公里，因此刘宋巴陵郡属今湖南的地区约3906平方公里。由于中国历史地图集“刘宋疆域图”没有郡界，加上巴陵郡属
6、新置且与隋巴陵郡辖境有出入，无法据西晋“荆州图”与隋“江汉沅湘诸郡图”来测算刘宋巴陵郡面积，在推算巴陵郡湖南人口数量时只好采用“原户口统计区州县户口算术平均法”。巴陵郡下辖四县中只有巴陵县县治在今湖南境内，因此巴陵郡中的湖南人口为1297户，6329口。零陵郡。宋书州郡志载零陵郡领七县，有“户三千八百二十八，口六万四千八百二十八”，其中洮阳、零陵、观阳三县县治在今广西境内。与西晋相比，零陵郡分立出了营阳郡。西晋零陵郡总面积24119平方公里，其中湖南17550平方公里，广西6569平方公里。如果零陵郡每县面积大致相当，则刘宋零陵郡应有15348平方公里，其中位于今广西境内的面积不变，位于今湖南
7、境内的面积为8779平方公里。以今湖南境内地区人口密度相当于零陵郡平均人口密度计算，零陵郡境内的湖南人口为2190户，37081口。邵陵郡。宋书州郡志载邵陵郡领七县，有“户一千九百一十六，口二万五千五百六十五”。邵陵郡总面积21650平方公里，其中有一约375平方公里的小块伸入了今广西境内。如果以这一地区的人口密度相当于邵陵郡平均人口密度的三分之一计算，则邵陵郡内的湖南人口约1906户、25432口。临庆郡。宋书州郡志载临庆郡领九县，有“户三千七百一十五，口三万一千五百八十七”。临庆郡面积约16000平方公里，其中湖南4325平方公里。如果今湖南省境内地区的人口密度与全郡平均人口密度相当，则临
8、庆郡内的湖南人口为1004户，8538口。据以上推算，刘宋大明八年(464年)今湖南省境内的在籍人口共33838户，274950口。二、南朝湖南实际人口数估计以上据宋书州郡志推算了宋孝武帝大明八年湖南在籍人口数，但南朝户籍登记数与实际人口数脱节的现象十分严重，这一数字无疑与当时湖南实际人口数有较大差距。首先，宋书州郡志的数据本身不完整、准确。宋书州郡志所载大明八年刘宋统治区内各州郡的户口数，“资料来源不一，反映的时间不同；众多的侨治州郡错杂其间，一地数名和数地一名者为数不少。有些地名前史不见，后史无闻，难以弄清确切地点。有时一个州的户口数与所属各郡户口数的总和不符。还有些地方有户无口，或户口数
9、均阙。”据宋书州郡志所载数字逐一统计，大明八年刘宋共有22州1265县之地，户数为901769，口数为5174074。而关于该年的人口总数，通典食货典历代户口盛衰记载为户906870，口4685501。两者相差5101户，488573口。其次，南朝户口的隐漏率很高。永嘉南渡后，北方移民大量南迁，东晋王朝设侨州郡县予以安置，不编入户籍，且给予免赋免役的优待。尽管东晋兴宁二年(364年)的“庚戌土断”及义熙九年(413年)的“义熙土断”，要求南迁移民也与土著一样纳入朝廷编户，但户口脱漏严重的基本情况并没得到改变。由于户口隐漏严重，宋书州郡志中今湖南境内不少单位的户口数存在矛盾现象。如西晋的零陵郡，
10、东晋时已析置营阳郡，刘宋时延续，正常情况下应该是户口增加的结果。可是宋书州郡志所载零陵、营阳两郡户数相加只有5436户，只及西晋零陵郡25 100户的21.7。又如长沙郡，刘宋时分出巴陵、蒲圻、下隽三县与江夏郡的沙阳县一起置巴陵郡。但宋书州郡志所载长沙、巴陵两郡户数相加也只有10 871户，只及西晋长沙郡33 000户的32.9。第三，有大量少数民族人口与逃往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人口没有被编人户。宋书夷蛮传荆雍州蛮载：“荆雍州蛮，盘瓠之后也。分建种落，布在诸郡县。蛮民顺附者，一户输谷数斛，其余无杂调，而宋民赋役严苦，贫者不复堪命，多逃亡人蛮。蛮无徭役，强者又不供官税，结党连群，动有数百千人，州郡
11、力弱，则起为盗贼，种类稍多，户口不可知也。所在多深险，居武陵者有雄溪、褭溪、辰溪、酉溪、舞溪，谓之五溪蛮。而宜都、天门、巴东、建平、江北诸郡蛮，所居皆深山重阻，人迹罕至焉。”即便在湖南汉族人口最为集中的湘江流域、洞庭湖地区，蛮族仍有一定规模。梁书安成康王秀传载：天监七年(508年)“巴陵马营蛮为缘江寇害，后军司马高江产以郢州军伐之，不克，江产死之，蛮遂盛”。估计刘宋时湖南境内的少数民族人口当在20万以上。第四，吏户、兵户、营户属特殊户口，户籍另立，不归郡县管辖。宋书武帝纪载义熙十一年(415年)刘裕下书：“荆雍二州、西局、蛮府吏及军人，年十二以还，六十以上，及扶养孤幼、单丁、大艰，悉仰遣之。穷
12、独不能存者给其长假。”可见东晋南朝吏和兵都空户从役，名籍固定，即便“穷独不能存者”也只给予长假，不能免除吏户名色。刘宋吏户除供官府驱使外，还被用于屯田等生产性劳动以及随军出战。由于数目很多，以致朝廷不得不加以限制。宋书武帝纪载永初二年(421年)刘裕“初限荆州，府置将不得过二千人，吏不得过一万人；州置将不得过五百人，吏不得过五千人。兵士不在此限。”荆州军、州二府的吏员在经过压缩后，仍有150 00人。州治在长沙郡的湘州即便规模较小，军、州二府的吏员也当在万人以上，亦即吏户超过万户。此外，湖南境内各郡县官府也当有一批吏户。兵户、营户都是世代执兵役的人户，兵户多以良人充补，营户则多利用战俘充当。刘
13、宋对军府兵士没有具体限额，兵户、营户在当时人口中当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第五，僧尼、道士及寺观依附农民也不列入郡县户籍。南朝时佛教在湖南已渗入广大人民的生活之中。梁宗懔荆楚岁时记云“四月八日，长沙寺阁下有九子母神，是日，市肆之人无子者，供养薄饼以乞子，往往有验”，又云“十二月八日，为腊日，谚曰：腊鼓鸣，春草生。村人并系细腰鼓，戴胡公头，及作金刚、力士以逐疾”，这显然是受到佛教出象仪式的影响。湖南道教在两晋南朝亦可谓精彩纷呈，当时陆续在南岳修炼的著名道士便有魏华存、陈兴明、施存、尹道全、陈惠度、徐灵期、张昙要、张如珍、王灵舆、邓郁之等。湖南地方志中也不乏各地南朝及此前道观的记载。如湖南通志卷二百四十
14、载：“桃源县：桃花观在县西南桃源山，桃川宫在县西南桃源山上，旧名桃花，亦名桃源观，晋修。真源观，在县西山里，亦名蟠桃观，晋太始开建。”南朝时湖南境内的僧道当有一定规模。由于以上因素存在，刘宋大明八年的户口并没有登记全部或绝大多数人口。据葛剑雄估计：“刘宋人口的最高峰可能超过东晋的人口上限，达到18002000万，而大明八年的人口数也不会低于东晋人口的下限，在1500万1700万之间。”以在籍人口517 407 4而实际人口为1600万的比例计算，刘宋大明八年湖南的实际人口可能有85万。三、对南朝湖南人口规模的分析唐长孺曾指出：“永嘉之乱后，大量北方人民南移，形成中国历史上规模巨大的移民浪潮。根
15、据史籍记载和近人研究，这种移民浪潮在东晋时期前后有三次，第一次流徙狂潮发端于西晋末年，即所谓永嘉南渡；第二次是在石赵灭亡之后，据称荆、楚、徐、扬，流叛略尽、青、雍、幽、荆州徙户及诸氐羌胡蛮，数百余万，各还本土，道路交错，雍秦流民多南出樊沔，或至汉中；第三次是在东晋孝武帝太元八年淝水之战后，苻坚败亡，人民的大规模迁移、流徙大抵表现为东北、西北、东南呈辐射状的流向，但以由中原向江南的流徙规模最大。东晋之后，还有几次北人南渡。大量的北方人民流徙江南，加之在侯景乱前，江南并无大的战争，户口理应大幅度增加，但史籍记载东晋乃至整个南朝户口增长甚少。这里表明的是著籍户口远远低于实际户口。”并且对史籍所载南朝
16、户口增长甚少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主要是“由于东晋南朝沉重的赋役压迫，使得大量的人民流亡，更由于东晋南朝继承魏晋封建大土地发展的趋势，大量户口成为封建大土地上的佃客，流亡人民的归宿也有不小一部分成为佃客和部曲。他们绝大部分是不贯户籍的封建依附者。还有世袭的吏户、兵户或营户等特殊户口不入民籍。”唐先生对南朝户口的分析无疑是十分精辟的，我们也相信刘宋户口登记遗漏的情况非常严重，估计大明八年湖南的实际人口可能有85万，是在籍人口的三倍多。但是否能如部分学者所说，由此推出“六朝时代的湖南人口，有较大的增加”呢?却不尽然。首先来看北人南渡对湖南人口的影响。据谭其骧先生研究，晋永嘉丧乱后，“截至宋世止，南渡人口约共有九十万，迁徙之结果，遂使南朝所辖之疆域内，其民六之五为本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