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方式与出生性别比下降的路径选择 吴石英++江胜名[摘 要]我国出生性别比出现罕见的“六连降”，但下降趋势缓慢，出生性别比偏高态势依旧明显经济发展方式通过影响妇女地位而影响生育决策和生育行为，从而影响出生性别比经济发展方式落后，对简单劳动力的需求，使得男孩偏好依旧存在，从而导致出生性别比偏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能缩小男女在经济收入、社会保障上的差距，男孩偏好终会减弱，出生性别比也将会回归正常水平[关键词]出生性别比；偏高；男孩偏好；经济发展方式[]C92-05 []A []1671-8372（2016）01-0116-05The path choi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the declining sex ratio at birthWU Shi-ying1，JIANG Sheng-ming2（1.School of Economics，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China； 2.School of Jianghuai， Anhui University，Hefei 230039， China）Abstract：Chinas sex ratio at birth shows a rare continuous decline for six years. However the high sex ratio at birth is still obvious and the declining speed is low. By influencing the status of women， economic development pattern affects fertility decisions and fertility behavior， which affects the sex ratio at birth. Because of backward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and the demand for simple labor， son preference still exists， which causes high sex ratio at birth. Changing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can narrow the gap between the men and the women in the economic income and social security. As a result， the boy preference will abate and the sex ratio at birth will go back to normal levels also.Key words：sex ratio at birth； on the high side； boy preference； the wa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一、引言出生性别比是反映人口性别结构的重要指标之一。
国际认定的出生性别比的正常值域为102～107，也就是说，每出生100名女婴相对应有102～107名男婴出生，它是一个较为稳定的自然化指标，除人为因素外，很少受到其他外在因素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开始，我国逐步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严格约束人们的生育行为，人口增长速度和规模得到迅速控制，同时也扭转了存在已久的“多子多福”的观念但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人们的男孩偏好凸显，选择性别的生育行为渐多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我国出生性别比为108.47，开始超出正常范围，此后，出生性别比呈现出持续的偏高态势，21世纪以来更是长期处于高位运行，2004年达到121.18，为最高值经过多年的综合治理，2009年以来出生性别比出现罕见的“六连降”（见图1），由此，普遍认为出生性别比出现 “拐点”[1]，出生性别比的持续升高态势已经被初步遏制但从下降趋势来看，2009—2014年下降的幅度仅为3.57个百分点，下降速度缓慢，且2014年出生性别比仍高达115.88，超出正常值域近10个百分点不难发现，我国的出生性别比偏高水平依然在高位徘徊，人口性别失衡形势严峻图1 2000—2014年我国出生性别比变化曲线数据来源：2000年、2010年为人口普查数据；2001年、2002年、2003年为《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反映出我国人口性别结构的异常和失衡，对我国的人口发展和社会良性运行影响甚大。
十二五”时期是我国社会和经济转型的重要时期，也是解决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的关键时期《国家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首次将性别比纳入国家规划之中，并提出“十二五”时期将出生性别比下降至115以下的目标要达到“十二五”时期的目标并恢复出生性别比的平衡，迫切需要符合实际的促进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研究成果所以本文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视角来解析出生性别比下降的路径二、文献回顾自20世纪80年代发现出生性别比偏高以来，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逐渐受到广泛关注多年来，学者们致力于分析和论证问题产生的社会经济文化因素，并努力探索问题的解决出路，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影响因素是复杂的、多元的，有些研究从传统文化角度对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追根溯源，有些研究认为与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息息相关问题与政策执行是同步的，因而，得出结论：我国的出生性别比偏高是“生育政策挤压”和“男孩偏好”相碰撞的结果[2-4]然而，当前我国生育率已经显著低于更替水平，人口发展进入低生育率阶段，生育政策也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调整、放宽，可以说，文化和政策对人们生育行为的影响程度正在逐步下降尹银（2012）利用2008年中国老年人健康因素跟踪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养儿防老、母以子为贵等传统生育文化的影响逐渐减弱[5]。
因而，在当前把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归因于文化和政策的解释已经难以让人信服，无法从中探寻出促使当代出生性别比下降的有效路径 相较于社会学视角和人口学视角的研究，分析经济发展对出生性别比可能产生的影响，或从经济发展角度寻求问题解决途径的研究还比较少从古典经济学派的马尔萨斯和大卫·李嘉图开始，人口与经济一直是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研究的热点，研究主要从经济的角度考虑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形成了一系列经典理论，从宏观到微观，研究个人或家庭的生育行为和生育率随着性别结构的失衡，学者们对社会经济发展与性别比做了探讨但经济发展因素只是被作为综合因素中的小部分内容进行分析和解释，并且对于经济发展与出生性别比之间的关系，学者们的观点存在分歧目前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二者之间是负相关的关系例如原新、石海龙（2005）认为经济是决定出生性别比变化的根本因素，是由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尚未步入发达阶段，家庭对男孩存在现时的需求，因而经济社会的发展程度还不能改变人们的男孩偏好观念，所以人们容易以生育男孩的利益为准则做出生育决策[6]穆光宗（2008）提出“发展是最好的平衡器”，认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对男孩偏好的影响是实质性的，只有进一步发展社会经济，才能彻底解决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7]。
杨雪燕（2010）采用HLM方法，分析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男孩偏好之间的关系，认为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能够促使男孩偏好减弱，从而起到一定的治理效果，降低出生人口性别比[8]以上的分析有其合理性另一种观点认为，从长期发展来看，随着经济发展程度和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胎儿死亡率降低，胎儿的死亡性别比也就随之下降，出生性别比会呈现出逐渐上升的态势[9]，出生性别比与经济发展表现出正相关关系而汤兆云、郭真真（2011）通过对经济发展水平与出生性别比偏高关系的实证分析，认为出生性别比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之间并不是简单的负相关或正相关关系，二者之间是较为复杂的三次曲线关系[10]有关出生性别比和经济发展的研究和观点充分表明，经济发展与出生性别比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经济发展对降低出生性别比作用重大，这为本研究的分析提供了研究的思路和理论基础，很具启发性但也存在一些有待完善的地方：第一，从经济学视角的专项分析较少，几乎没有结合出生性别比与经济发展方式的关系进行分析；第二，已有研究仍没有解答出出生性别比与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之间影响的内在机制，也没有明确“拐点”出现后，我国当前出生性别比恢复到正常水平的路径是继续“治理”还是主要靠“发展”。
基于我国的人口发展现实和已有的研究成果，本研究从经济学视角探索经济发展方式与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的关系，以相关理论为基础，分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的作用和影响机制，并以此构建出新时期解决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的有效路径，旨在为恢复我国出生性别比平衡提供参考和借鉴三、经济发展方式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机制男性偏好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产生的决定性原因，表现为家庭内部的微观决策行为，会受到决策者个人生活历程、生育政策、男性和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等因素的影响因而，要把握目前出生性别比难以下降的原因，关键在于解析内、外部因素对家庭决策行为的影响由于出生性别比是一个群体属性的概念，家庭或个人内部因素不具有普遍意义，不能反映出当前全国范围内家庭及个人特征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影响并且由于其内部因素也在外部因素的影响下形成，所以要彻底解决出生性别比失衡，还应当从外部因素着手而性别偏好是多种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与一定时期社会生产方式和生产力的发展程度相关，又与我国人口政策、经济体制、政治制度高度相关，还存在着深厚的文化背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生育政策成为影响人们的生育行为的主要因素，也是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偏高的关键所在。
但近年来，国家开始逐步调整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到目前为止，“单独二胎”政策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落实、实行，可以说，生育政策是对人们生育行为的约束缓解面临当前居高不下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我们认为经济发展方式是性别偏好产生及出生性别比偏高的根本原因，经济发展方式不仅包括经济发展规模，还涵盖了产业结构、居民生活质量、经济可持续发展力等多方面的因素依据生育功能论，经济功能是父系家族体系下男孩发挥的重要功能之一较低的经济增长及以体力劳动为主的粗放式生产、经营方式直接促使劳动力在经济生产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表现为对男性劳动力的依赖程度较高同时，女性因就业难度加大，经济生产能力大大低于男孩，其收入水平和对家庭经济的贡献能力进一步降低、减弱，致使其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生育决策人在经济学上是“理性人”，生育决策过程就是成本—效用的核算过程鉴于经济生产和社会地位的考量，在经济发展方式落后的社会背景下，男孩一般被视作“生产品”或“投资品”，女孩则被视为“消费品”，家庭中的男孩偏好必然产生所以人们会在生育中采取措施进行性别选择，如根据胎儿性别鉴定，有选择性地人工流产等，出生性别比的自然发展规律被打破，从而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
反之，伴随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会带来技术水平的提升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于是，男孩的经济功能会被削减或替代，女孩和男孩的经济生产能力和就业差距会进一步缩小，从而提高女性的收入水平及其对家庭的经济贡献力，其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也会提升，人们的男孩偏好随之弱化，生育中的性别选择行为减少，促使出生人口性别比逐渐平衡莱宾斯坦（Harvey Leibenstein）认为孩子的效用还包括保障效用，即家庭在进行生育行为的决策时，会预期孩子家庭成员提供的老年保障和其他保障的支持落后的经济发展方式在居民生活上表现为居民的生活质量和社会福利水平较低，养老仍是家庭行使的主要功能而从夫居的婚嫁模式直接促使儿子承担着家庭养老的主要责任，男性的社会保障效用凸显，直接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