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定犯罪数额标准的原则与方法. ； ； ； ； ；我国刑法中确定的罪名 约有400余种，其中约有300余种对犯罪数额有具体要求， 占到了刑法罪名总数的绝大部分这些个罪中的犯罪数额或 由刑法条文直接规定，或由司法解释界定，不但影响着量刑 的轻重，有的甚至直接决定着犯罪的成立与否，是该种犯罪 的必备要件因此，确定犯罪数额标准对于准确适用刑法具 有重大影响，在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层面均有研究的必要nbsp； ； ； 一、问题的产生 ； ； ；对于要求犯罪数额的犯罪，刑法理 论称之为数额犯对于数额犯的定义，理论上仍存在一定分 歧从数额犯含义的本体出发最为直观的定义是：“在我国 刑法中，以一定的数额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称为数额犯 ①立足于对数额概念的理解可以界定为：“数额犯是指刑法 明文规定以一定的经济价值量或者行为对象的物理量作为 犯罪构成要件的一类犯罪形态②从对犯罪形态的影响角 度又可界定为：“数额犯，是指以法定的犯罪数额的发生作 为犯罪的成立或犯罪既遂标准的一种犯罪类型③尽管各 种定义不尽相同，但多是由于定义角度的不同导致，字有微 殊而实无迥异，对于以数额作为某些犯罪的必备要件是一致 认可的。
随着罪刑法定原则在新刑法的确立，数额在很多犯 罪的认定上更具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就实定法的角度看， 我国刑法中数额犯生成的法律根据源自于《刑法》第13条 但书的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 新刑法将数额作为广义上的情节，并由此成为划分罪与非罪 的基准线，成为出罪与入罪的门槛，而司法实践中对于犯罪 数额的认定反过来又成为了《刑法》但书的具体化纵观刑 法典中的所谓数额犯，几乎全部由此框定nbsp； ； ；由此带来的后果是：我国刑事立法 体系在犯罪构成的设置上，没有采用国外立法定性、司法定 量的通行做法，而是由立法既作定性规定又作定量要求，堪 称我国刑法的一大特色其中，许多涉及财产或经济利益 的犯罪是以一定数额作为犯罪构成标准的，成为我国刑法上 一种独特的犯罪类型④由于数额犯的数量庞大，在实践 中又大多属于高发型犯罪，因此，其对于刑事立法与司法都 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我国新刑 法的显著特点之一有学者对此评价为：“中国刑法特别注 重以犯罪结果、犯罪金额等客观指标作为定罪量刑的主要依 据，因此它具有偏向客观的色彩，其特点是一种客观化的模 式。
⑤ ； ； ；毋庸讳言，这样的立法模式并不是 完美无缺的，甚至不能算是体系严密的，并由此带来了司法 实践中的诸多问题但是，应该看到这种划分却是基于我国 的刑事立法体系的固有特点我国刑法体系中没有类似外国 刑法中重罪、轻罪、违警罪等不同层级的划分，我国刑法典 确立的犯罪全部属于重罪，除此之外，便是违法行为这样 的结果便是大量的轻罪与微罪行为被排除在犯罪之外，仅作 为违法行为处理其结果就是，实践当中大量地将性质相同 只是程度有所差异的行为作为不同性质的行为处理尤其是 在数额犯中，现行立法的实质是将量的差别上升为质的差 异，由此，数额标准的重要性得到了质的提升此即我国目 前刑法体系中关于数额犯的基本原理，其对于罪与非罪的划 分是基于现行刑事立法体系而设定的，尽管在法理上不够严 密、严谨，但在现阶段无法对刑事立法、司法体系作出重大 变革的情形下，仍不失为可操作性较强的方案因为，从司 法实践的角度考虑，既然任何制度都是有缺陷的，那么在恪 守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数额犯亦可谓最不坏的制度选择 之一nbsp； ； ；二、原则与方法 ； ； ； “犯罪的本质特征是严重程度的社 会危害性，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取决于行为的性质和其性质的 程度，犯罪行为是违法行为在社会危害性的量上发生变化的 结果。
⑥ 因此，确定犯罪数额标准必须以犯罪行为的社会 危害程度为根据，而科学的犯罪数额标准当然应准确反映犯 罪的社会危害程度对于大多数财产犯罪、经济犯罪而言, 达到数额标准的不法行为也就具有了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具 有刑事可罚性因此，犯罪数额标准对刑事立法和司法具有 重要意义⑦犯罪数额标准的确定，从社会控制角度而言, 是划定犯罪圈的立法活动由于该活动直接关系到公民的财 产、自由、甚至生命等重大权利，因此当全面考量、综合评 定，务须慎之又慎从立法技术角度而言，是指如何能充分 有效地利用现有司法资源使之起到惩罚与预防犯罪之功用 的问题犯罪数额标准的设定，既要遵循法治的基本理念、 符合刑法基本要求，又要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尽量使之与不 断变化的客观实际相适应，使犯罪数额标准设定得合理得 当，具有可操作性，这是确定犯罪数额标准应该遵循的基本 原则nbsp； ； ；根据质量互变的基本哲学原理与我 国刑法理论，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取决于行为的性质和程度， 犯罪行为是违法行为在社会危害性的量上发生变化的结果， 因此行为人只有达到一定程度的犯罪数额才可能构成犯罪， 尤其对财产犯罪和经济犯罪而言必须具备一定的犯罪数额 标准才能成立犯罪。
具体而言，在财产犯罪和经济犯罪中， 侵财性是其本质特点，其实质都是侵害国家法律所保护的财 产或者利益，而被侵害的财产利益大小、多少直接反映了犯 罪的危害程度，所以价值应当成为财产犯罪和经济犯罪的惩 罚标准和尺度犯罪数额作为表现犯罪对象经济价值的货币 金额，直接反映着犯罪行为的规模及程度，是衡量财产犯罪 和经济犯罪社会危害性的客观标准这里主要涉及三个方 面nbsp； ； ；（一）确定犯罪数额标准的类型 ； ； ；在数额类型的选择上应当选择能够 直接反映该种犯罪社会危害程度的数额类型对于财产犯罪 与经济犯罪大多可以其犯罪金额或犯罪数量来确定；对于某 些具体犯罪数额难以确定的犯罪，可以适当以其犯罪所得作 为参照但必须明确的是，这里的犯罪所得仅仅起到一种参 照作用，并不等于是以犯罪所得对应或替代社会危害程度 犯罪的可罚性在于其社会危害程度，而非法获利或非法所得 数额只能表明犯罪人通过犯罪活动所获得利益的大小，并不 能直接体现犯罪客体遭受损害的程度有些犯罪中非法获利 或非法所得的数额大小与犯罪客体遭受损害的程度是相一 致的，还有些犯罪的客观危害程度只能通过犯罪人获得利益 的大小得到说明。
在上述情况下，刑法将非法获利或非法所 得数额作为犯罪构成要件是合理的但如果犯罪人非法获得 利益的大小不能准确反映行为的客观危害程度，刑法就不应 以非法获利或非法所得数额作为定罪量刑的标准，这是司法 实践中应该正确理解和把握的重要问题nbsp； ； ；（二）确定犯罪数额标准的异与同 ； ； ；从社会危害性这一犯罪本质出发， 社会危害程度不同的犯罪，其犯罪数额标准与法定刑幅度应 该是不同的，如此方可充分体现刑事立法与司法中罪与刑的 均衡同理，社会危害程度相同或相似的犯罪，不论罪名是 否相同，其犯罪数额标准及对应的法定刑设置应大致相同 只有这样才能够贯彻罪刑均衡的原则，使整个刑法体系中犯 罪和刑罚的结构达到协调统一不同类型的犯罪可能在性 质、行为方1式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但就如同马克思从商品中抽象 出价值量一样，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也是可以通过一定的方 法予以量化和比较的刑法中不同类型的抽象个罪完全可以 因社会危害程度相似而被规定相同的法定刑反之，即使性 质相似的抽象个罪，如果其社会危害程度存在差距，则其犯 罪数额标准以及对应的法定刑设置也应有所差别如此则可 以更好地发挥刑法对危害社会行为的反应功能与导向作用， 也符合刑事政策的内在要求。
nbsp； ； ；（三）确定犯罪数额标准应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保持动态的平衡 ； ； ；社会危害性是客观结果与主观评判 标准的统一，归根结底会受到人们主观意识与主观评价标准 的影响不同时代人们的评判标准是不一样的，体现出明显 的时代特征因此，确定犯罪数额标准也要体现出与时俱进 的特点这固然与法律的稳定性要求不尽相符，甚至会存在 一定的冲突，但应该承认法律也是具体社会生活的反应，因 此，至少可以在一定的限度和范围内取得法律的相对稳定性 与社会生活变动性之间的一种基本的平衡在一定的历史时 期内，犯罪数额标准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之间是呈正比例关 系的经济发展水平越低、社会生产愈匮乏，人们对财产价 值、物质功用的评价相对就越高因此，该时期刑法规定的 犯罪数额标准即不宜太高，否则就不利于有效发挥刑法对于 社会秩序的保障功能，就会放纵犯罪反之，经济发展水平 越高、社会生产愈发达，人们对财产价值、物质功用的评价 就会相对降低，这正是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影响的一个缩 影社会经济发展对我国刑法上数额起点的影响是显而易见 的，如关于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的数额起点，修订后的刑法 调整了原来的刑事补充规定，提高了数额标准，这些调整显 然都是基于经济发展和社会收入的变化引起的。
⑧同时， 还要充分考虑同一地域不同主体间的经济水平差异如分别 盗窃富裕家庭与孤寡老人同样数额的金钱，其社会危害程度 与影响定然是不同的，那么在处理上也要体现出区别对待的 原则，这些做法已经为现行司法解释所确认nbsp； ； ；具体言之，对于金钱类数额要受到 可比价格、购买力水平变化等因素的较大影响，因此有必要 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确定不同的犯罪数额标准物品 类数额能够量化为金钱的可参照金钱类数额的做法；对于不 能量化为金钱的数额则要参照立法原意与社会伦理评价水 平的变化作出相应的调整如毒品犯罪、淫秽物品犯罪等的 数额标准就需要参照犯罪当时该行为对社会秩序、善良风俗 带来的危害程度而定nbsp； ； ；三、统一性与酌定性 ； ； ；确定犯罪数额标准的过程中应把握 统一性与酌定性的关系作为国家基本法律，刑法规定的犯 罪与刑罚应具有统一性，应当做到同罪同罚，罚当其罪如 果在一个法制国家里，仅仅因为地域的不同而对同样犯罪行 为赋予不同的法律责任，这样的做法严格说来是与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的法治基本精神相抵触的而且，在我国立法权的 划分上，有关犯罪和刑罚的事项只能由法律规定，此外任何 其他国家机关不得以任何形式对犯罪与刑罚问题作出规定， 立法法也已经对此作出了明确的限定。
因此，对于犯罪数额 标准的设定首先应该坚持统一性的原则，这是维护法制统一 和法律权威的内在要求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在平等原则的 背后，社会也越来越意识到平等不是绝对的、不分任何情况 的平等平等并不否定差异，而是要做到在平等原则下的具 体问题具体分析，即相对的平等才是真正的科学的平等否 则，一味绝对的严守平等原则反而会造成事实上的不平等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并且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 性，不同地区之间实际差异很大因此，这就要求刑法犯罪 数额标准的适用又必须具有一定的酌定性在某种意义上这 也是自由裁量权被设立的初衷之一司法实践中的做法是， 各类犯罪数额的具体标准多由司法解释确定，但是考虑到我 国各地的差异性较大，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司法解 释往往只规定个相对确定的幅度，而授权省级司法机关在司 法解释确定的幅度内确定各自的具体适用标准⑨这样， 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在司法解释中授权各地在最高人民法院 确定的数额范围内可以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自行确定犯罪的 成立与量刑标准，从而将犯罪与量刑的数额标准地方化⑩ ； ； ；这种地方化固然符合根据实际情况 实际处理的酌定性的要求，但也要注意不能对于法制的统一 性造成过分的冲击，还应按照一定的原则协调好统一性与酌 定性的关。